追求普度众生、以佛法利益苍生──论龚自珍之佛学思想


(图:网上图片)

文:林律光


龚自珍乃清末改革家,儒家行者,喜硏佛典,在修行上身体力行,其哲思阐发佛家天台宗的观点,评击狂禅,对净土、华严等宗也有硏究。他认为佛法利益苍生之法,若能与世间法相辅而行,必有利社会改造人心。他的世界观充满着济世情怀。他的普度众生、追求自我的个性十分顽强,从而体现其执着对理想的精神,锲而不舍,对于一位今文学家兼治佛学并行,以佛家的思维方式企图提倡经世致用,确实开清末文风之先河,故本文尝试从龚自珍的学佛事宜,以见其佛学思想之一二。

一、绪论

龚自珍,汉族,字璱人,又字尔玉号定庵,生于清干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高祖龚茂城、曾祖龚斌为一介布衣,以品学兼优名闻乡里,龚斌更着有《有不能草》诗集面世,祖父辈五兄弟有三人有文名,世称「东城三龚」。父亲龚丽是干隆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外郎、郎中、军机处章京、徽州知府、江苏按察使;母为汉学大师段玉裁之女段驯,也是诗人,着有《绿华咏榭诗草》传世,可谓书香门第,龚自珍乃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改革先驱者。

二、生平

(一)少年时期

龚自珍少居杭州,六岁随父母迁北京绳匠胡同等地居住。他自少随母读诗、文、经、史,奠定良好的国学基础。十二岁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説文解字,十七岁能作《水仙华赋》,十四岁硏习古今制度,十六岁致力目录学,硏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七岁攻金石文字。

(二)考取功名

嘉庆十六年(1811)龚自珍参加乡试得二十八名次,年方十九。同年与表妹段美贞成亲。嘉庆十八年(1813)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先后参加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十分失落。同年得知新婚后一年的妻子因病离世,在双重打击下他悲痛欲绝。道光三年(1823)秋,任内阁中书充国史馆校对官,会试四度落榜,夜坐难眠,孤愤夜中思索宇宙与人生之情写下《夜坐》(二首)其二:「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1]抒发情绪。

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收拾心情再度应试,终于中举,兴奋莫名,可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光九年(1829),再度考获进士,任内阁中书,直至官拜补主客司主事,道光十九年辞官,时四十有八,后突患病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享年五十岁。

(三)学佛因缘

龚自珍的信佛因缘实有迹可寻。社会环境:清康雍干三代君主信奉佛教,康熙编纂佛经、雍正设藏经馆、干隆出版《大藏经》,在家出家的信徒与日俱增,不乏名士贵族,使他不由自主地对佛教产生了共鸣。家庭背景:龚自珍出生于显贵之家,双亲尊佛,乐善好施,世代书香,常与名仕从游,在这样祥和的家庭气氛,而居所周围古刹林立,僧侣往来,耳濡目染下促使他幼信轮回,为龚自珍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龚自珍全集》记载:「居近法源寺,稍长保姆携之入寺,辄据佛座嬉戏,挥之不去。」[2]而其中一位名士江沅就成为他的第一位佛学老师。定庵称江沅为其学佛之第一导师,从他给江沅的信中则可知:「自珍之学,自见足下而坚进。」[3]两人相识若为嘉庆二十四年。他与佛教的因缘在其诗作写得十分清楚,《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十四》诗载:

危哉昔几败,万仞堕无垠。不知有忧患,文字樊其身。

岂但恋文字,嗜好维甘辛。出入仙侠间,奇悍无等伦。

渐渐疑百家,中无要道津。纵使精气留,碌碌为星辰。

闻道幸不迟,多难乃维因。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4]

人到中年,仕途不堪,屡遭贬抑,尽感人心险恶,世事坎坷。唯能自满者,幸有佛缘,得闻佛法,以慰我心。

三、信仰佛教

(一)发心净土

龚自珍立志礼佛,发愿度生,其《发大心文》已清楚説明:

震旦苦恼众生某,稽首尽十方三世诸佛前:伏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末法现在,欲报大恩,须发大愿,依经论说,行是车船,愿是马楫,有船无楫,难可到也。……世界无尽,佛力无尽,众生无尽,一世法无尽,我愿亦无尽。[5]

他归心净土,注重修持,日诵经文。道光四年(1824)与妻出资助印《圆觉经略疏》回向其亡母往生净土。他的念诵簿记载:「命终之后,三人相见于莲邦。[6]道光十一年(1831)更发愿念诵〈往生咒〉四十九万遍以消宿业,「秘密加被,灭我定业,上品上升,生阿弥陀佛常寂光土。」[7]又为一证。

(二)涉猎各宗

龚自珍勤于研习佛学,对佛教的各个宗派均有兴趣,他除净土宗外,曾涉猎华严、禅、法相等宗,后归于天台宗。他撰写的佛教文章多达四十九篇,多为考证思辨,并认为宗派之纷争多出于各宗自身利益的考量,以致损害经典作品。他重申校勘〈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正译》等翻译,纠正错误之处。他重视理解,深入论证,既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佛教学者,反对不学无术。龚自珍博采诸宗,企图会通各宗,取长舍短,故能游学于禅、密、净土、天台、华严等宗。

(三)批评狂禅

他明言,反对轻视经教,倡不立文字之説:故对禅宗的棒喝、参话头之机锋不甚赞同,并严厉斥责为「蛆虫僧」,称这些参禅流派为「狂禅」。龚自珍认为,学佛者须有修持,且应该有师傅的带领教导,循序渐进,方有裨益,不能光靠口说,必须有学养,即深入经藏。他说:

庄论法语,尚惧不聪,乌有所谓机锋者乎?名身句身,尚惧不明,乌有所谓参悟者乎?是非有检束,乌有所谓一千七百则公案乎?通塞视前途,乌有所谓看话头者乎?慈和暖爱,乌有所谓棒喝者乎?有闻、有思、有修,以言说说其无言说,以思议思议其不思议,必有悉檀焉,乌有一切鑱者乎?倾肝吐鬲而予之,乌有设伏以俟敌者乎?盖惟恐人之不好问也,乌有来即拦,到即斫者乎?无量人问,当用无量法门悉檀答之,譬如医门四百四病,四百四药,诊脉处方,临时区配,乌有以现成语句,囫囵笼罩人者乎?或宗《华严经》,或宗《法华经》,或宗《涅槃经》,荆溪赞天台云:「依经帖释,理富义顺。」乌有所谓教外别传者乎?或难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华》七卷内耶?应之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作者无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师即补结集者之略,又正翻译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众文,或发挥孤文,或不忽旁沉,或搜剔隙罅,或举一例诸,微独禅人而已。支那贤者读周公、孔父之书,皆如此矣,乌有所谓教外之别传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无不见也,乌有所谓祖师向上事,密密不通风者乎?幽探冥讨,旁引淆证,尚惧灵文之不富也,乌有拨去语言文字者乎?其书不幸而埋藏,千载无者宜也,其书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苇又宜也,乌有所谓孤提祖印,密付衣钵者乎?以佛为师,以佛知见为归,以经论为导,以禅为行,乌有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乎?[8]

他认为学佛必须硏习经典,言必有依;要成佛,必须以佛为师,读佛经,重修持。他躬亲力行,广涉经典,从理论到修持,深入研究,才能领悟佛法真谛。他又指出有些人假借禅门之说,不学无术,瞒天过海,企图浑水摸鱼,此等僧人多不胜数,他们毁坏禅门声誉,这些应予遣责。《支那古德遗书序》记载:

晚唐以还,像法渐谢,则有斥经论用曹溪者,则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滥,愈诞愈易,昧禅之行,冒禅之名,儒流文士,乐其简便,不识字髡徒,习其狂猾,语录繁兴,伙于小说,工者用廋,拙者用谣,下者杂俳优成之,异乎闻于文佛之所闻,狂师召伶俐市儿,用现成言句授之,勿失腔节,三日,禅师其遍市矣。[9]

他批评禅宗末流以附庸风雅之名大搞语录、公案等,欺世盗名,或以「机锋」、「棒喝」、「看话头」..........,令一些不识字的僧徒,冒禅之法,或用晦涩之语,令人大惑不解入于五里雾中,龚自珍对禅宗这末流之僧徒,十分厌恶。

龚自珍只反对禅宗的狂禅,但对初祖至六祖之禅脉是肯定的。《最录禅源诸诠》记载:

达摩、天台、贤首,同是菩萨;华严、法华,同是圆教。起禅教分别想,于教中又起教相分别想,于达摩及天台及贤首生轩轾想,于华严、于法华生轩轾想,皆是也,皆非也,皆不必,皆不暇。[10]

龚自珍尤对六祖推崇备至,他认为《坛经》朴实、雅驯、上乘,肯定达摩祖师开唯心之宗。他以六祖和天台祖师相提并论,并认为两者之法是一致的。他写道:「予以天台裔人而奉事六祖,为二像一龕供奉之。我实不见天台、曹溪二家纤毫之异。」[11]龚自珍中会试后发愿「愿诵大藏」四十九万卷,以灭其业,此时他年届四十二岁。他希望借助外力加持,消除妄想,净化心灵。诗曰:「洗尽狂名消尽想」、「我欲收狂渐向禅」,在在证明他身体力行。此外,龚自珍认为修习佛法与创作诗歌互有矛盾,时常警惕自己勿作诗坏禅,唯屡不能戒,《又忏心》诗曰: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诗人触及现实人生,情感尽现,不由自主,破戒做诗。

(四)反对神学

龚自珍对于宣扬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的人,深恶痛绝,他说:「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 他认为,人事吉凶祸福若能推算乃无稽之事,若遇到明主则必降其诬谤的大罪。依「天人感应」而发展的「推步术」,即预测自然现象及社会兴衰的方术十分荒谬。龚自珍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12]他解释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13]所谓的「自我」,实际上只是指「心」的精神活动或力量。

龚自珍对天人感应论、谶纬神学、灾异附会等问神卜鬼之术虽然十分反感,但是自己却相信神不灭论,顾儒者曰:「神不灭,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灭即灭,。」[14]他认为佛儒的神不灭论是相通的,并找紧这点支持自己的信念。

(五)习法华经

龚自珍佛的学思想和《法华经》有密的关系,他曾企图以《法华经》综合佛教教义,甚至重新删定《法华经》。他理解《法华经》后作了科判,并认为《法华经》应分为二部,后来读天台智者的《法华文句》,不约而同,智者果然亦分为二部分,他对自己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记载:

吾初读《法华》白文, 审是二分,及见智者《文句》,果判二分。大喜曰: 凡夫知见,乃与大师闇合。又读七周,乃言: 智者〈文句〉,大纲举矣,条别未尽也。 吾大意符智者,别出科判。自〈序品〉至〈学无学品〉讫为一会,以〈安乐行〉为流通; 自〈见宝塔品〉以至妙庄严王品〉为一会, 以〈法师功德品〉及〈嘱累品〉为流通。[15]

龚自珍以《正法华》、《添品法华》品为证,认为置于最后的〈嘱累品〉,才是最正确的,〈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第十四问谓:

依晋、隋两译, 以正秦译,不亦可乎?此一端可正全经之颠倒窜乱,非阿难原文矣。又此品佛明言多宝佛塔,迁可如故,法会遂散,而下品〈药王品〉中,多宝佛赞宿王华何哉? 〈普门品〉中观世音以一分璎珞供多宝佛塔又何哉?其倒置不屑辩矣。[16]

鸠摩罗什于西元405年译出《法华经》,龚自珍认为《法华经》应分为二会才符合作者原意。龚自珍将《法华经》判为二会,删除《法华经》中之七品,移动〈见宝塔〉、〈提婆达多〉、〈嘱累品〉等三品,〈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记载:

〈方便品〉说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说我但一乘,尚无有二,何况有三?此正说之说。 以下乃譬喻说: 一、火宅喻,二、药草喻,三、化城喻。且说法,且授记,《法华》第一会毕矣。[17]

龚自珍认为《法华经》的原貌,是以〈方便品〉为核心,以种种譬喻、授记为其内容。而《法华经》经漫长岁月,这部经典经时间沉积,产生非常复杂的问题。龚自珍的科判呈现出时代的新诠释,并企图以《法华经》来融摄其他的宗派,足见龚自珍对《法华经》有深厚的体会。

(六)晚归天台

龚自珍人生的最后八年专注硏习天台宗,有「天台裔人」之称。《阐告子》记载:「清・龚自珍《〈阐告子〉附记》:「予年二十七,着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读天台宗书,喜少作之闇合乎道,乃削剔芜蔓存之。」[18]文中的删削枝蔓,意指对以前所学未入佛学心脏,要重新检视,并认为天台宗的思想才能满足及付合他的性向,表现出对天台学的无限热情,从此开启他的思辩之心路历程,《已亥杂诗》记载:

历劫如何报佛恩,尘尘文字以为门。

遥知法会灵山在,八部天龙礼我言。[19]

佛书入震旦以后,校讎者稀,乃为龙藏考证七卷;又以《妙法莲华经》为北凉宫中所乱,乃重定目次,分本迹二部,删七品,存廿一品,丁酉春勒成,表明自己才能,下定决心致力研究佛学。

对唯识、华严等宗兴趣甚浓,特别是唯识宗,曾以崇敬的心录《八识规矩颂》,盛赞慈恩宗如天上之日月。

龚自珍晚年深入研究天台宗,对天台义理「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之体验为「心学」,只要观心内照、心境澄明,自然自性清净,此心是深层的审美意蕴,是指人们那颗「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20]此心体验了人间关怀之心。

一心三观是一个直觉三个层面,天台宗的三谛圆融境界,龚自珍对三观的修炼不辞劳苦,时刻不忘。他主张修心、观心去领悟中道。他以这种思维方式去重构天台宗的思想,圆融实相的中道思想。故他说:「南岳不兴,则龙祖之论息,文师之名灭,抑南岳不作,则天台孰辟之?」[21]他对智顗的作品《法华经》、《天台玄义》赞叹不已,自己更为《法华经》作科判,重定《法华》文义。

又龚自珍把人的主观精神作为世界的本源,他受天台的虚无观念影响,人的主观精神造成的世界是靠个人的心力,《法性即佛性论》记载:「竪曰三世,横曰十方。十方、三世,所见微尘非他,知见而已矣。」、「如是之相,既无有相,无相之相,强名实相;此实相者,一尚讵得,那有十方、三世、森罗分别之微尘耶?故但名佛性,不名法性。」[22]他吸收天台宗世界生成论,企图以人的主体改造社会。

四、诸家点评

梁启超:「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于有功焉,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23]又梁启超评其:「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24]于慧:「龚自珍以儒士为表征,个性鲜明,具有超越时代性、历史性。」[25]郭金鸿:「他肯定人性具有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视人性为不变的本性。」[26]齐文榜:「龚自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勤硏经典,小心求证,其思想具有佛教救国意识。」[27]林虎:「他的思维连繋佛学方式进行。」[28]陈必欢:「龚自珍从学佛原因,以致他的佛学思想都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29]孙宪仪:「学佛只作为通向经世致用的手段。」[30]魏源:「龚自珍仕途不得志而寄情佛学,他满腔热血追求圣道,不厌世,而特显其异端性格。」[31]梁启超:「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有其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32]韦伯:「明显地是作为一种知识份子阶层的救世教义而出现的。」[33]日人稻叶君山:「⋯⋯公羊学派公然为佛弟子以硏究佛教者,实最近八十年以内所起之现象,常州学派之龚自珍⋯⋯着《龙藏考证》等书⋯⋯公羊家之采佛说,或亦力求捷径欤?」[34]有说:「言夫常州学的精神,则必以龚自珍为眉目。」[35]易宗蘷:「晚岁学佛,平居无事,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36]魏源:「晚尤好西方之书。」[37]郭朋「对于佛学,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而且他对于佛学的见解,也还不能说是深刻的。无宁说,对于佛学,他是信多于学。」[38]朱一新:「定庵才气,一时无两,好为深湛之思。有时为彼教语,亦非真有得于彼教,聊以佐其藻饰而已。刻深峭厉,既关性情,荡检踰闲,亦伤名教,学之颇多流弊。」[39]

五、总结

龚自珍作为晚清儒家知识份子,却不避嫌,公然援佛入儒,「虽多出身儒门⋯⋯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40]认为佛教的自利利他的伟大精神是济世良方,能与世间并行,有助社会的改革。他先涉净土等宗,晚归天台,曾南下嘉兴拜天台高僧藕益大师,对天台哲思深有体会,从他说「天台如日出」[41]之句及其诗句「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42]则可知矣。龚自珍一生政途不顺,信佛修持,追求圣道不遗余力,其救世之心显易而见,体现其异端情怀,丰富他的精神境界、学术思想及诗歌领域。他高举佛教异端旗帜与佛教结合不解之缘。龚自珍之经世致用理想尝试利用佛学去推动,最终成为他自己的儒佛合一的意识形态。龚自珍对佛教信仰十分热诚,他曾尝试融禅、净、华严、密、天台等宗于一体,却未成功。

龚自珍吸取佛教的养分,并借其批判礼教、评说天下、反天命、尊自我,以求心身精神之大乐。他忍受着痛苦和烦恼,佛学让他得到慰借,更为他开辟了哲思的空间,脱离儒学的枷锁,成为晚清思想改革的一名新力军。他的诗作:「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正是他的写照。在哲思上,他阐发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一家之谈。


[1]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 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前揭《龚自珍全集》后附,页633。

[3] 清.龚自珍《与江居士笺,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395。

[6] 清.龚自珍《诵〈得生浄土陀罗尼〉计数簿书后》)。

[7] 清.龚自珍《诵〈得生浄土陀罗尼〉计数簿书后》。

[8] 清.龚自珍《支那古德遗书序》。

[9] 清.龚自珍《支那古德遗书序》。

[10] 清.《龚自珍全集》,台北,河洛图书,民国六十四,页405-406。

[11] 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论》,上海:中华书局,1980,页119。

[12] 清.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12。

[13] 清.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12。

[14] 清.龚自珍《最录神不灭论》。

[15] 清.龚自珍〈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龚自珍全集》,页363。

[16] 清.龚自珍〈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龚自珍全集》,页363。

[17] 清.龚自珍〈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龚自珍全集》,页363。

[18] 清.龚自珍〈阐告子〉,《龚自珍全集》,页130。

[19] 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0]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232。

[21] 《南岳大师象赞》。

[22] 清.龚自珍《法性即佛性论》,《龚自珍全集》。

[22] 郭金鸿《龚自珍人性论近代色彩探析》。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25] 于慧《论龚自珍人格的历史继承与超级越.济南大学学报》,2003,第一期。

[26] 郭金鸿《龚自珍人性论近代色彩探析》。

[27] 齐文榜《论龚自珍诗歌创作与佛学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第一期。

[28] 林虎《己亥杂诗与龚自珍的佛教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5,第五期。

[29] 陈必欢《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与佛学.安康学院学报》,2007,第五期。

[30] 孙宪仪《秋士诗存.题龚中翰破戒草》,《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650-651。

[3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3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67。

[33] 马克思·韦伯:《宗教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页28。

[34] 《清朝全史》。

[3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36] 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硏究资料集,安徽:黄山书社,1984,页155。

[37] 孙文光、王世芸:《龚自珍硏究资料集,安徽:黄山书社,1984,页155。

[38] 郭朋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成都:巴蜀书社,1989。

[39] 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2卷,吕鸿儒,张长法点校,中华书局,2000。

[40] 龚隽《佛——觉悟与迷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1] 《最录四念处》,前揭《龚自珍全集》,页404。

[42] 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80,页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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