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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与建筑」──IABS国际佛学会议系列之四

文:刘雅诗 | 2015-02-04

作为一个艺术史的门外汉,我一般不会考虑出席有关佛教艺术和建筑学的讲座或讨论,不过,当我阅读了论文报告摘要后,我发现佛教艺术的研究是超越我所想像的。事实上,它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涵盖文学、社会政治文化、佛教典籍和艺术史。

对我来说,在广泛应用语言文字前如何透过视觉艺术传播文化是很趣的课题。例如,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 的Aurora Graldi向听众报告了他如何诠释在尼泊尔勒利德布尔(Lalitpur)的黄金寺(Kwa Baha 〔Golden Temple〕)内两尊站立式释迦牟尼像的象征意义。雕像不仅演示了于五至八世纪时尼泊尔雕刻学派的形成,而且还反映了尼泊尔艺术的混合特征──加德满都谷地、西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朝圣者与贸易路线流下来的文化传承。这两尊佛像,身躯以木制,但四肢和头部是镀铜,是世上仍存站立式佛像的最早例子,并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模式──以不同技术和材料组合而成。

安格斯‧嘉吉(Angus Cargill)则试图通过一些早期的图像来显示公元前第六和第五个世纪时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Achaemenid Persia)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迦毗罗卫的释迦国(今日尼泊尔南部)的礼堂里来自希腊的「手持油灯」雕像可追溯到佛陀时代,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到来之前,这也可能反映了在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时的佛教情况。

此外,贝拉‧其兰依(Béla Kelényi)(东方亚洲艺术费伦茨‧霍普博物馆) 研究了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内一幅长卷上展示的不寻常的愤怒尊者雕像,它有一个金色身躯、九面十八臂、三对脚以及两只黑色翅膀。一些雕像在大理国(公元937-1253)制造,其他则在干隆皇帝(公元1736年至1795年)年代制造。温斯顿‧其安(Winston Kyan)(犹他大学)研究中国中世纪敦煌时期的山子《本生经》与孝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本生经》的视觉功能涵盖了社会、历史和宗教的解释。遗憾的是,我未能出席所有论文报告,不过,我对当中三个报告特别感兴趣,以下将逐一与读者分享。


欧洲的西藏佛塔 (mchod rten):转化浪漫主义与崇拜

第一个佛塔何时在欧洲建造? 有什么特色? 他们与东方的佛塔有何分别? 这些问题涉及艺术史、建筑与宗教研究等跨学科课题。伊娃‧西格斯 (Eva Seegers)是一名木制艺术品的保存专家,以及德国汉堡大学的研究员,她曾经透过文本研究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佛塔从西藏转移西方的议题。从她的论文报告中,西格斯透露,第一个噶玛传统的佛塔建于1980年的法国。在她的调查中,共有220座噶玛迦珠(Karma Kagyu)和Dagshang迦珠传统的佛塔于欧洲16个国家建成,这反映了佛教在西方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西方文化下建立一个佛塔殊不容易,先决条件包括精神指导,当地政府的建筑许可证,以及一个建筑团队。

当佛塔被转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它的意义会改变吗?西格斯认为佛塔建筑的主要原则维持不变,她跟我分享:「佛塔的象征意义是成为法身的代表,即是佛陀的真理身体。基本的建筑结构和造型均沿用东方原有的。」 例如,其中一座欧洲最大的佛塔(33米)位于西班牙太阳海岸(Costa del Sol),其建造灵感来自于不丹廷布(Thimphu)的国家纪念佛塔。虽然这个佛塔有多项创意,它的建设仍然坚持必要的传统原则,使之成为礼敬的真实对象。放于佛塔内的舍利子与其他物品, 以及施工后的仪式也是必要的重要程序。


欧洲的第一个藏传佛塔:位于法国Château de Plaige的Dashang Kagyu Ling (伊娃‧西格斯提供)


西班牙太阳海岸(Costa del Sol)的佛塔 (伊娃‧西格斯提供)


不丹廷布(Thimphu)的国家纪念佛塔 (伊娃‧西格斯提供)


蒙古的一所佛寺:一种特殊案例

Uranchimeg Tsultem 目前担任蒙古国立大学副教授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讲师,她跟我分享,自从十三世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佛教一直都在蒙古帝国盛行。蒙古佛教属于金刚乘传统,它透过蒙古与西藏结盟进入蒙古领土。蒙古寺院内拥有汉传和藏传的建筑色彩,不过有关蒙古佛教文化特色的研究依然很缺乏。Tsultem与我分享道:「我认为了解佛教建筑在蒙古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它有其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以适应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

与一般藏传寺院不一样,蒙古佛教建筑的最显着特点是它的可迁移性。寺庙建成一个蒙古包(ger或yurt)的形状,例如大库伦(Ikh Khüree),也被称为Urga(库伦),它建于1639年,在1855年之前它被迁移接近30次。 从一幅1912年的画作可以清楚看到寺庙由两个圆形部分组成,Tsultem认为大库伦(Ikh Khüree)策略性地发展为蒙古游牧民族的中心寺院,并因此有助于蒙古佛教于十八世纪时令大量信众归依。它的可迁移性有助佛教传播至遍远地区和游牧家庭。大库伦自十八世纪至1911年曾经是蒙古的首都,不过于1930年被彻底毁坏,自1924年始首都被新政权更名为乌兰巴托(Ulaanbaatar)。

顺带一提的是,Uranchimeg Tsultem和威斯纳‧华莱士(Vesna Wallace)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2013-14年度颁发的合作研究资助。


参考资料:

Wallace, Vesna, ed. Forthcoming. Buddhism in Mongoli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犍陀罗佛像起源问题探讨──贵霜佛像钱币

第一个佛像何时产生?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超过一世纪。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许多欧洲学者认为犍陀罗地区在贵霜王朝期间(约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成为佛像发展的核心角色。犍陀罗风格同时受古希腊和波斯的影响。然而,赵玲,现任中国浙江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指出佛像于秣菟罗(Mathura)创建,并且早于犍陀罗风格的出现。

支持赵玲这个观点的一个显着证据是近年于今天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以及巴基斯坦所挖掘的贵霜钱币(Kushan coins)。大部份出土的贵霜钱币均在迦腻色迦王(King Kanishka)的年代(公元78-101年)制造。一个出土于犍陀罗以及现正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金币,其正面刻有国王的形象,反面刻有站立的佛像及希腊词「BOΔΔO」,因此第一个佛像不可能制作于迦腻色迦王时代之后。虽然有些人认为首个佛像刻在贵霜钱币上,甚至可能于迦腻色迦时代,赵玲假设,一个佛像刻于钱币上必然在佛像创建和流行之后。此外,随着近年考古的发现,例如追溯至公元125年出土于中国的金钱树造像,她认为,首个佛像很可能创制于早期伽腻色迦时代的秣菟罗(Mathura)。

另一方面,与那些描绘希腊或婆罗门教的神只相比,出土的贵霜钱币佛像数量较少,赵玲认为,当时犍陀罗人混肴了佛像与其他供奉的神,他们只是偶尔才于硬币上刻制佛像。这可能显示佛教在迦腻色迦王时代的犍陀罗地区并不特别流行。最后,从刻有坐佛的铜钱上,「菩萨」和「佛」两者概念并不明确区分,这可能反映了钱币制于公元四世纪之前,因为当时这两个词语的语言定义是可以互换的。因此,她认为,犍陀罗风格的造像很可能受早期的秣菟罗造像所影响。

金币,犍陀罗,伽腻色迦时代(公元78-101年),图片来自印度国防论坛网页
http://defenceforumindia.com/forum/religion-culture/51245-early-mauryan-temples-discovered-hardoi-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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