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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愿深广,要踏上佛陀走过的地方!法光法师年轻时期学佛的心路历程

文:陈芷涵    图:佛门网| 2019-03-20

口述:法光法师 

笔录:陈芷涵

编按:二零一八年四月,法光法师在香港佛法中心开示,谈到年轻时学佛的心路历程,同时感恩当时曾给法师帮助的张如观居士。法师从初学佛即信愿深广,并且一直坚持至今,给我们很大鼓励。法师在文末一再强调张居士的「愿力」,一直没消散,一直推动着他的后代。感谢香港佛法中心授权佛门网转载。标题为佛门网编辑所加。

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欢迎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两位信徒,张三春和毅宏。刚好他们来到,我想借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他们的父亲,张如观居士,同时分享我年轻时学佛的一些心路历程。

他们的父亲没来,因为已经归西很多年了,但是他的故事很感人。我第一次认识他,是我在去斯里兰卡之前,在印度那烂陀大学读书的时候。古那烂陀大学当然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其附近有间那烂陀学院。我的梵文最初大部分是在那边学的。当时他们的父亲带着儿女去朝圣,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到他非常的真诚。那时我住在一间名为「中华佛寺」的小庙,在那烂陀村的村口;过着很俭朴的生活。那时我已下了决心,要学好梵、巴(利)文,深入经藏,以期日后能作出一些贡献,令佛法发扬光大。这当中有一些自己难忘的心路历程。

我年青时非常富于理想,最初感觉到「学问是学佛的障碍」;既然已出家学道,就要放下一切,不应再读书,钻研佛学。但后来看到一些刊物、书籍等,介绍一些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几位天主教的神父:一位是 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是比利时人。他的老师是Sylvain Lévi,是法国人;他的学生Étienne Lamotte, 是比利时人 。这几个人让我开始了解到,原来他们虽是天主教神父, 终其一生却致力于佛学研究,而且有辉煌的成就。到今天为止,在全球的佛学界来说,他们还是极有权威,少有佛教学者能超越他们的。

他们身为「异教」的传教士,却在佛法中找到意义,在佛学教理、历史、语言上,帮我们佛子解决了很多难题,作出莫大的贡献。原来他们都有文学博士、哲学博士、教授等名衔。 他们全部精通佛典语言——像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汉文。后来更加深入汉系的佛典。譬如Poussin, 花了二十年去研究玄奘法师所译的 《俱舍论》;比对真谛、藏译等,把它翻成法文。到今天为止,这部翻译可以说是最有权威性、最好的。要研究毗昙学、俱舍学的学者,这本书是必备的参考,做为依据。除此之外,他还花了十二年去研究玄奘法师糅合众论师所释而着的《成唯识论》,并翻译成法文。此书是中国佛教最宝贵的佛典之一。最初西方学者能接触到奘译的《大毗婆沙论》,主要也是他的功劳。从他传出来的后,西方才知道,原来汉译的《大毗婆沙论》如此宝贵。他虽然没有将整部的《大毗婆沙论》翻出来—— 因这部论是很大部的,共有二百卷——但裏面很多重要的部分,他已经都翻译成法文了;特别是他发表的Documents d’Abhidharma,是 《大毗婆沙论》 的选译;我看到后非常感动。

Poussin的学生Lamotte,把《摄大乘论》、《解深密经》、《大乘成业论》等几部重要的圣典,比对汉译及藏译,翻译成法文。从这些翻译裏所附加的极其大量的注脚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佛学知识的渊博。他们的研究涵盖整个佛教,能引经据典,出处包括巴利文经典、梵文经典、汉文经典、藏文经典。还有从玄奘法师的弟子的注解,譬如普光、窥基等。我不禁万分惭愧:这些竟然不是我们佛教徒做的,而是外国人又是异教徒对佛学所作的贡献!非常难得——深深地感动了我。更使我体会到今后我作为佛子的使命:我发愿要从新振作起来,为弘扬佛学而认真钻研佛学。于是思考如何开始。

恨不得一星期之内就成佛!

刚才说过,年轻时的我是很富于理想的。那时真的觉得通通都要放下,不要学习了;恨不得一星期之内就成佛了⋯⋯所以当这样的情绪到了顶点时,我就决定非出家不可——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意义了。出家后,我回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当然我不敢说,那裏当时没有高僧大德。主要也许是因为当时还年轻,思想不够成熟,感觉到真正有修行又有佛学修养的导师,很难找到。后来看到美国金山寺出版的《金刚菩提海》,执笔者主要是美国人及一群台湾的佛教徒一起合作写出来的;内容谈到他们如何在金山寺修行。我了解到那些美国人—— 他们这么有学问,这么年轻有为,很多出自良好家庭背景,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毅然出家,跟随着宣化上人学佛。导师一句英文都不懂,为了跟他师学习,所以他们要学习中文。他们非常聪敏,学习看中文的经典、学习诵中文的经。看到他们在杂志中的记载、描述,对导师的赞叹,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们的真诚。所以我就发愿一定要到美国去。当然很多人劝我不要去,说「您太天真了,您只是看到外表……」等等;讲了很多。我想可能他们与宣化上人的思想有所不同,才不鼓励我去。但我决心要去,于是就办了相关的手续,飞往旧金山。

在宣化上人那裏呆了大约八个月,跟他们一起修行。他们日中一食,没有早餐。每天三点多起床;如果睡过头了会有人敲门叫您起床。四点上大殿,喝杯水或茶就开始禅坐了,每个小时经行、禅坐、经行……这样一整个早上,到十点是上供。吃完一天中的一餐,经行念《大悲咒》108遍后,再继续禅修,直到下午,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我是参加翻译的。他们美国人很聪明,除了在汉文学习方面有所成就之外,也学习如何修缮寺庙。庙本身是人家不要的仓库,很便宜的买下,找外面的技术人员来修理、装修。在这过程中,他们向装修工人学习,工人走了,他们就可以自己来装修了。所以他们修行与各方面的学习,都极其真诚精进。当寺庙大门一关上,就变成另一个世界,没有人外出。

当时我还有点反叛。因为我在图书馆裏所看到的资料,想进一步了解西方传教士们是如何学习,如何精通这么多国的语言,又能在佛学上如此出人头地。我知道柏克莱大学有几位佛学专家,包括Lancaster和Jaini 教授。最近我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提到年轻时曾参学于金山寺,刚好Lancaster 教授就坐在台下;我还开玩笑,说他可以做见证。我年轻时就找过他,跟他谈起我重新深入佛学的决心。我当时如此求学心切,金山寺却又如此严格,真逃避不了内心的矛盾。很不容易,才获准外出到柏克莱大学几趟。

「学佛而佛学」、「佛学而学佛」,要把两方面圆融

但回想起来,在金山寺那段苦修的时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一个非常宝贵的体验。在我参与翻译任务的期间,我有时还有机会在图书馆裏看佛经、佛学论着,以及一些佛教刊物。了解到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位神父,目睹他们在佛学领域裏的伟大成就。所以当时我就把他们当成我学习的典范。我也同时体会到:研究佛学,研究一个宗教的哲理,不一定要像那些「纯学者」那样的只为研究学问而研究;您绝对可以保有原来的宗教情趣。人家异教士都可以,为甚么佛教出家人就不可以呢?最主是看您内心有没有真诚与足够的信愿。您的方向决定了,有了定向座标,再多的学问研究,也不会动摇你的学佛心。因你是以「修行」为目的而学问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到要「学佛而佛学」、「佛学而学佛」,把两方面圆融起来。

后来因为当年年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及理想,所以觉得那边的方式未必适合我。但到今天为止,还是心存感恩及赞叹他们,尽管我们想法有点不同。我感觉第一、好像释迦牟尼佛的修行不是极端「苦行」;第二、我既已想好好钻研佛学了,而在那裏看来没机会,所以我就想离开那地方。宣化上人对我很慈爱。他说:「整个僧团里只有您一位中国人,希望您能留下来。」后来我还是离开了到洛杉矶的另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共有三个单位。一个是「国际佛教禅修中心」(International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re),另有一所「东方学院」(College of Oriental Studies),后来改称为「东方大学」(University of Oriental Studies),现在又改成「佛法大学」(Buddha Dharma University)我在那裏学习过。我住在另一单位「越南寺」。在那裏,我与越南的佛教徒有很好的缘份;他们很照顾、爱戴、支持我。当年,年轻、富于理想的我,是如何知道他们的呢?我是在金山寺的图书馆看到他们的消息的,并了解到「越南寺」的方丈释天恩法师曾留学日本,并拿到佛学博士学位。

天恩法师和谐可亲,非常慈悲。我不认识他们,也没人介绍。当时身边只剩下美金两、三百块。而我就这么样去了,胆子真大。

「东方学院」有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叫Leo M. Pruden。我听过他的两门课;「印度佛教史」和 「俱舍论」;也从他学到了不少西方的治学方法论。当时他已开始将Poussin的法译《俱舍论》译为英文;边译边讲。由于我一直都关注着印顺导师的着作,深受启发;有时听Pruden教授讲课,觉得有点不太顺耳,就引用导师所说,与他争论。想起来实在应该惭愧。 

我到了「越南寺」,跟天恩法师顶礼后,就率直地自我介绍并把我的心愿告诉了他。他很慈悲。但美国人是很务实的;入境随俗,所以他也很务实。他说:「我们可以给您挂单,但是我们没有房间。」他自己的徒弟每个都要缴租金;但我缴不起钱。我说:我可以睡在佛殿的地毯上。他说可以;但冬天到来后怎么办?我说,到时才算吧!就这样开始。

在天恩法师的领导下,那些越南的信徒既虔诚,又有悲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些越南难民们常买东西给我——我要看甚么书、字典,他们就想办法去找;也常煮点面、饭,给我吃。还有「弥陀寺」是整个学院的一部分,他们也煮东西给我吃,还供养我。否则我无法生存。我没外出,所以也没花甚么钱。那时真的非常富有理想,很有勇气。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得到的熏习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感到很惭愧;因我相对上很懈怠。那时候真的甚么都不想,只想成佛;真的要好好学习,深入佛法,希望有日能像那些天主教神父那样「深入经藏」。

后来天恩法师也很看重我。他们周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念诵、开示。他都会让我用英语讲几句话。由于他们的德行与慈悲,大概觉得这个年轻有为的法师,颇有学问、很真诚,所以很看重我。

洛杉矶有一间中国人的佛寺,好像叫做「圆觉寺」,是一位香港的比丘尼文珠法师主持的——很多年后,我在志莲净苑再见到她。天恩法师每周都会到那边去开示。但他不懂得中文,需依赖一位居士来翻译。后来天恩法师知道我是华人,懂得中文,就带着我去帮他翻译。当时我的脑筋比较好,很灵活;天恩法师讲的,我无须记录就可以直接翻出。大家都表示很满意。天恩法师很高兴我住在「越南寺」。他跟我说:「您不要离开这裏。如果您想读博士,继续深造的话,可以在这裏读。」 文珠法师也同样很鼓励我,表示乐意支持我深造。

下决心要到佛陀走过的地方

但当时我已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到印度去。天恩法师跟我说:「您不要走,我跟您办绿卡。」我说:「不要,我一定要到佛陀住过的地方,佛陀脚走过的地方,也就是印度。」因为我知道印度有个「那烂陀学院」,在那边可以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最后他们也成就了我。文珠法师给了我大约三千美金;越南的信徒们帮我买机票, 还有我的行李箱等等。我就这样到印度求学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生命中很快乐、很有意义的旅程。今天这些历程对我的生命来说是很珍贵的体验。现在很惭愧,不能像当年那样精进。当年的信愿是很深、很广的。

在印度那烂陀学院读书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困苦。「中华佛寺」很穷。当时中国籍的老法师已经不在了。寺裏只有一位老挝籍的法师,很老实、真诚,在学院念博士。我跟他一起住,生活非常简朴、清苦。他们在寺院裏种点菜;木瓜也用来做菜。因为住在中国寺,他也一起吃素。

这所现代的那烂陀学院,最初十多年,程度非常高,因此驰名国际。很可惜我去的时候, 种种原因下,它的水准已经一落千丈。之前如创校的J Kashyap长老/教授、S Mookerjee教授、N Tatia教授、U Dhammaratana长老/教授等,都已退休了。剩余下来的,除了以两位(如Vyas,梵文教授)外,其他的老师,都很令人失望。我当时的求知欲非常的强,很想学,却在课堂上学不到东西。怎么办?我知道在村裏有位叫做Brahmānanda的婆罗门教士,梵文非常好。他没有家庭;我就请他每天晚上来我们的寺庙;我跟他苦学,给他泡茶、泡咖啡及一点钱。那时候在迦尔格达的一些华裔信徒,有时候来那烂陀朝圣,知道有位法师是华裔,生活清苦,都会拿点供养给我,例如食物、果仪。我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文珠法师说过:「有甚么问题,随时写信给我。」但那时严持原则,从来没求过别人;只要不会饿死就好了。很感恩这位婆罗门老师,让我学到许多梵文。其实当时自己觉得还不能受用他的学问;因为我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可以将整套Pāṇini文法规则,连同注解,全背出来给我听。我问他一个字的根,他就讲解一大堆。我有时真的吸收不了,但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另一位梵文老师,是那烂陀学院的Vyas教授。他现在还健在。我到他的宿舍跟他读梵本《俱舍论》界品,也学到不少东西。他没收我钱。

就这样,我虽在那烂陀学院上课;实际上,梵文主要还是私下跟那两位老师学的。一年多后,基于种种原因,决定离开那烂陀。但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那烂陀学院的水平,已经一落千丈。大部分的老师又很懒散,令我失望。第二、婆罗门教徒的「阶级制度」。尽管我不是他们的一份子,但也看不惯他们那种对所谓的贱民(Untouchable)的轻视与欺凌。所以就决心尝试前往斯里兰卡这个佛国。刚好也有过一些善缘,认识那边的一位法师。于是开始跟他联系商讨。

就在此时,张如观夫妇带着他们儿女到那烂陀朝圣。我马上就直觉到这位古稀老人的极度虔诚,深受感动。他在印度朝圣那段日子,也过得很清苦。当儿女们觉得那边的食物无法下咽时,他总是说:「我觉得很好啊!」除了去拜佛,哪裏都不去。他跟我谈了很多关于学佛、修行的问题。后来我到斯里兰卡就学,每年他都会去看我来两、三次。有时跟夫人一起去,有时跟儿女去。他不是去玩;都是去朝圣,去拜佛。住在我挂单的寺庙裏;我们就陪着他到圣地去朝圣。

我记得陪他爬「圣山」Sri Pada。那山相当高。他一边念佛一边爬;爬到山顶,爬到天亮。当时他的年纪已不小。我们途中都需休息;我们劝他休息,他都坚持不要,使我又一次亲身体验到他的虔诚与伟大。我想生命中看到最真诚的佛教徒就是他了。从他身上——他的身教——学到很多佛法。他在我面前忏悔过几次;跟我说他年轻时出过家,当时却了解不到佛法的伟大,有机会学佛却没学好,有机会修行却不懂得精进。后来还俗成家了,儿女一大群。到了晚年,他突然间起了很真诚的忏悔心,很想再出家,环境已经不允许了。他一直很激动,多次在佛前和我面前诚心忏悔。我在他的身上真的学到甚么是「惭愧」。

意志坚强,不愿攀缘任何人

我在斯里兰卡读书也没人支持。但意志很坚强,不愿攀缘任何人。张居士了解我后,就一直支持我。我要看中文的佛书,他马上就从星洲寄过来,也常寄点钱给我;包括我后来成为讲师后,住在一个破庙, 要修理,他都尽力支持我。那时他年纪也大了,在新加坡过年过节,儿女们给他的红包、礼物、好吃的东西,他都存起来。等我到星洲弘法时,全部供养我。皈依了我,跟我学打坐。他开始认真地阅读经典;看不懂的,就写信问我。

后来他不幸中风。他对我信心极坚强,又多给了我一个因缘,从他具体的例子亲身体验到经中所说「信」的力量。加上他的真诚、忏悔心,我真的能亲证到信力的不可思议!他中风时要家人立刻打电话找我。可惜当时因通讯不好,电话也很难打通,不像现在有电邮、微信之类的方便。我无法马上到,就跟他念经、真诚为他求三宝加被。然后买到机票,到了新加坡,又再为他诵经、祝福、开示。

他说他有个心愿:尽管身不能出家,还是心想出家。他想要受「八关斋戒」。虽然依照传统,「八关斋戒」 一般是在寺中一日一夜授的。但我决定成全他,带他到新加坡斯里兰卡佛寺(Srilanka Āramaya)的菩提树下,跟他授了八戒,并与他一起坐禅。据说,当时医生已建议他交代好后事,准备遗书之类的。他自己听医生这么说,也很认真。但是,就因为他的真诚、信心、忏悔心,所以他渡过了那一关!

我回到斯里兰卡不久,听说他慢慢好起来——是个奇迹——也多活了很多年。之后,还依样每年最少到斯里兰卡朝圣一次。如此真诚,如此有惭愧心;当时也感动了他的儿女们。但当时他们还年轻,不懂得佛法的宝贵,不懂得甚么是修行。几十年以后,因缘成熟了,他们也感受到父亲的感召,开始真诚的学佛,到斯里兰卡拜佛,也去了好多次。他们还学父亲那样来护持我,了解我如何弘法,非常难得。所以他们今天特别来看我,我就想与您们分享这个故事。这就是佛法,真正的佛法。我是真正的体验到:甚么是「真诚」, 甚么是「惭愧心」 甚么是「信心」。张如观居士的德行与无比的、广大的信心,让他能渡过了难关。而他的感召力量,他的「愿力」,一直没消散,一直推动着他的后代。今天,他的儿女们都承续了父亲的「信愿」。

作者 - 陈芷涵
暨南大学文学硕士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佛学硕士
读书会带领人
《法相季刊》编采小组成员、【法相津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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