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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内的灵修与社运

2011-07-13
《A货革命》剧作宣传品(其一)《A货革命》剧作宣传品(其一)
《A货革命》剧作宣传品(其二)《A货革命》剧作宣传品(其二)
《A货革命》彩排(其一)《A货革命》彩排(其一)
《A货革命》彩排(其二)《A货革命》彩排(其二)
《A货革命》彩排(其三)《A货革命》彩排(其三)

  

「前进进戏剧工作坊」将会推出新一轮的编作剧场《A货革命》。跟传统的戏剧不同,编作剧场(Devising Theatre)并非以编剧与导演为中心。与此相对,编作剧场更强调通过集体脑震荡(brainstorming)、集体创作,来发掘创作材料,打造剧场作品。这一种来源于欧美、于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传入香港的创作方法,在某一些创作人的心目中,甚至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因为这种创作模式走出了以编剧与导演为中心的等级架构,强调人人平等,在剧场共同编作,这俨然是剧场内部的革命!

今次的《A货革命》集结了甄拔涛、陈冠而、蔡芷筠、郭嘉源、马嘉裕、黄衍仁等六位不同界别的创作人,涉及的范畴有剧场、社运、视觉艺术、录像、文学、音乐,不一而足;共通的地方是,他们都喜欢创作,都关心社会,都年轻。然而, 今次《A货革命》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革命」、「编作」,也不是「年轻」,而是作品背后那看似矛盾的创作意图:尝试在剧场探索灵修与社运的关系;或者套用他们在脸书上的话说:「站在深黑的剧场,我们寻思行动,呼唤灵性。」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灵修是个人的事,而社会运动则强调集体;况且灵修求静,而社会运动则顾名思义,常在变动之中。表面看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互相矛盾。《A货革命》的创作同人到底为什么以及如何把两个看似矛盾的议题拉在一起?

「没有闭门修行,要与世界分享慈悲!」

 

《A货革命》的导演甄拔涛记得,今年三月初次召开创作会议,碰巧遇上日本3.11大地震,其间,创作成员黄衍仁曾经拿出平板电脑,即场展示日本地震的灾情。于是一伙创作同人谈到传说的「2012年世界末日」,还有他们平日的兴趣与关心的课题。事有凑巧,他们六人的兴趣与关怀有其共通之处:一是社运,二是修行。事实上,蔡芷筠与黄衍仁正是2009年反高铁运动中的核心苦行少年,而过去甄拔涛自己也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至于修行,就更是百花齐放:甄拔涛与马嘉裕近年开始学习禅修打坐;蔡芷筠皈依藏传佛教;陈冠而与郭嘉源在泰国修习农耕;黄衍仁则是一位素食者。于是社运与修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A货革命》创作的起点与题材。

但如何能够把社运与修行拉在一起?甄拔涛说,修行追求的是慈悲,而慈悲是要实践的,并回应这个世界的「业」。他提到,编作《A货革命》期间,他都在读越南着名尼师真空法师的传记《真爱的功课:追随一行禅师五十年》、佛学学者刘宇光有关「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论文,以及日本学者中村元的《慈悲》。一行禅师与真空法师都是东南亚「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积极实践者与领袖,甄拔涛在排练这个演出的过程中,一直都在思考「左翼佛教」的理念与实践。跟向来被视为「内向」的传统佛教有点不同,「左翼佛教」强调以佛法或以佛教徒的身份积极介入社会,由社会服务到社会运动,不一而足。而对于甄拔涛来说,这笔宝贵的思想资源,不单对他个人、这次的创作有所启发,也帮助了他们对于社会运动的思考。那么,戏都快上演了,排练至今,暂时有什么结论?甄拔涛想了一想:「那就是,没有闭门修行,要与世界分享慈悲!」

剧场是慈悲的革命的彩排

 

但为什么演出又取名《A货革命》呢?有「A货革命」,是否意味着有「正货革命」之存在?甄拔涛解释,演出取名《A货革命》,事缘数个月前,「世界茉莉花」运动风风火火,本地某政党说要以行动呼应,也要在香港来一场「革命」。当时,创作成员蔡芷筠与黄衍仁不屑这种假大空的「革命」,于是在三月某次反财案的社会行动中,打出了「不要A货革命」的口号。

没想到这一句带点反讽意味的口号,却成为《A货革命》的创作起点,甚至演出的名字。甄拔涛提到,虽然A货是假货或真货中的次货,但也价钱不菲;北京便有一间仿LV的A货专门店,卖的虽是A货,但价钱只是比正货稍便宜一点。他指出,虽是A货,但还是有一定品质。同样道理,人们常言道:要待所有的条件齐备,真正的革命始能启动,大家心目中的乌托邦始能实现;但什么时候才算条件齐备?还是A货革命虽不是最好的,但已经不错,可以成为真正社会变革之起点?甄拔涛的这番话让我联想到禅修的道理:若果你打算先花二、三十年时间,赚取足够的财富,然后待退休之后,在深山买一片地,建一所简单但安全的小屋,才开始踏上修持之大道,你的「大计」是注定无法开始的。同理,要等待所有的条件齐备才行动,真正的人间乐土是不会到来的。

然而,为什么要在剧场演出革命/行动?街头不是上演革命/行动更佳的场所?甄拔涛解释,艺术的意义比社会行动更为深远,它可以帮助我们思索行动本身,也有助我们思考其中更广阔的意义(例如社会问题等)。他相信艺术对行动的影响深远:一方面,在是次演出中,部份成员的行动经验成为了创作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他相信艺术的思索,将有助他们未来的社会行动。

最后,我问甄拔涛:「你相信革命会来,或已经到来了吗?」他想了一想:「我相信真正的革命,也就是内心的革命,比集体的革命容易。」我再问:「那么真正的革命已经到来了吗?」他再想了一想:「未到,虽然外在的条件改善了,自己惟有更加努力。」他提到,去年对他最大影响的事有二:一是开始学习禅修打坐;二是有机会在「前进进」进行剧场创作。看来,对于甄拔涛以及他的创作同伴来说,修行与行动,剧场与社会,本是同一,而真正的革命,就从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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