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影评:从《投名状》说牺牲行为的意义及代价

第267期明觉   文:林碧君| 2011-11-07

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2007),故事内容源自张彻导演的《刺马》(1973),二者同样是根据清末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所刺杀的历史事实改编而成,但陈可辛却对这段史实进行全新的演绎,完全突破了张彻对相关故事的诠释,带来更广的视野及反思角度,不论是在哲学或艺术层次,均达到近年华人电影之最高峰。

在张彻的原作中,他把张文祥行刺马新贻的原因,单纯地演绎成兄弟间的结义之情因通奸而破裂:长兄马新贻被二兄黄纵之妻勾引,马新贻最后因欲占有黄妻而暗杀了黄纵,事为三弟张文祥知悉,要替二兄报仇,便刺杀长兄,以成全兄弟之义。在张彻的时代,传统伦理中兄弟结义之情被强调成电影的中心思想,但同时亦输出「女人是祸水」的歧视女性意识(根据张彻的逻辑:如果不是黄妻勾引马新贻,就不会搞出那么多事端,兄弟间的感情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义」的内涵很广泛,而张彻所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义。这种意义下的「义」,其涵盖范围主要在亲友的人际关系圈, 故电影的着眼点亦必狭窄地流连在个人感情关系的背叛与冲突上,格局未免是小了一点,无法超越小圈子人际恩怨情仇,跳出来从一个大视野角度来看事情。

然而,陈可辛的视野便扩阔了很多,他不单讲述一个兄弟反目的故事,更要揭露及批判兄弟冲突背后的原因──「犠牲行为」。「投名状」一词出自《水浒传》,话说主角林冲因为高俅所害,被逼投奔梁山泊落草为寇,但当时梁山泊寨主王伦却忌怕林冲之武艺及声望,刻意为难林冲,要他先行杀死一个无辜的路过者,让林冲因负了杀人罪而无法背叛自己──这种用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来维系组织内部团结的方式名为「投名状」。故此,陈可辛把电影命名为「投名状」,其意义便是要探讨各种各样的「犠牲行为」和其背后各种理念的冲突,如何导致日后出现在各人身上的悲剧结局。

电影中每一个主要角色其实都象征一种「牺牲行为」及其背后的理念,而角色的结局则暗示了该种「牺牲行为」及其背后理念所导致的必然下场。例如李连杰的角色象征「工具理性」(只问效益不问手段),他目标崇高(建立没有战争、人人丰衣足食的国度)但却不择手段,为求在官僚体系中向上爬以实现理想,不惜牺牲太平军四千降兵、自己的子弟兵以至二弟刘德华的生命,但自己最后却被企图维护官僚系统稳定的更高级的官僚所暗杀,沦为另一个牺牲者。二弟刘德华象征英雄主义,因欲享「英雄」的美名而企图牺牲自己去刺杀太平军守将,最后非但做不成「英雄」,反而因间接令太平军四千降兵被杀而负上「背信弃义」的恶名。三弟金城武意图维系三兄弟之团结,单纯地认为只要杀了与李连杰私通的二嫂,兄弟间便会和好如初,但当他最后明白李连杰要杀刘德华并非因要占有二嫂,而是要清除仕途障碍时,便只有与李决裂。苏州城守将基于利他主义,希望靠犠牲自己生命来挽救部下的生命,却反连累四千部下无一生还。太平军利用宗教来发动战争,到头来却反而犠牲了自己的宗教(令宗教随战争的失败而无法传扬),片中常出现基督教的内容(例如十字架),除了因耶稣本身便是「牺牲」的象征外,还因为祂被牺牲了两次--第一次是被不相信祂的人牺牲掉,第二次是被相信祂的人牺牲掉。

表一:「投名状」角色所作的「牺牲行为」背后的理念、被犠牲的人物及其结果

人物

背后的理念

被犠牲的人物

结果

李连杰

工具理性(只问效益不问手段)

降兵、兄弟、子弟兵

自己也被官僚体系所弃掉

刘德华

英雄主义

自己及与大兄之关系

负上「背信弃义」的恶名

金城武

维护小圈子和谐稳定

二嫂

失望,最终与大兄决裂

苏州城守将

利他主义

自己

达不到结果,四千降军反被杀

太平军

建立太平天国

自己的生命及其宗教

失败收场

清朝官僚

维护官僚系统稳定

李连杰

加速清朝衰败

 

姑勿论陈可辛是否在电影中过度悲观地强调「犠牲行为」的悲剧结局,也不论即使「犠牲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为数不少的成功个案,但从哲学上分析,「犠牲」这观念本身亦涵蕴着下列的问题:

技术上:很难执行,要求被牺牲者个人强烈的道德意志及对「更高的善」的无条件服从。

决策上:拥有「决定谁是被牺牲者」的人,容易流于独裁/独断,造成不公平的压迫或错误决策。

思想上:脱离不了单向的「目的-手段」(Mean-end analysis)的分析性思维。

精神上:强调「高价值」与「低价值」的二元对立。「牺牲」的本质是「不对称交换」,只求「低价值/弱者/被牺牲者」放弃自我一切去成就「高价值/强者/成就者」,却欠缺对「低价值/弱者/被牺牲者」真正的承担──表面上最理想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实际上却是建基在牺牲「低价值/弱者/被牺牲者」之上(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剥削其他「可能性」来成就「最高可能性」的道德理念,即使目标是多么地崇高(如李连杰所说的建立没有战争、人人丰衣足食的国度),本质上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遗憾,无法达致「圆满的善」,只有「局部价值」却无「终极价值」;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便是欠缺了「平等心」和「菩提心」──不明白只要还有一个生命在地狱受苦,在菩萨的眼中,幸福的天堂必然不是终极的安乐之处。

陈可辛安排的结局,借着李连杰在中枪后惊觉自己成为弃卒后的反应,突显了「犠牲」这种思维方式的框框──李连杰以违反「投名状」为由,最终要求金城武杀了自己,免得死在清官的暗枪之下,显示出他宁愿因自己背信弃义而被兄弟所杀,也胜于成为弃卒(被牺牲者永远是最可怜的)。而金城武最终体谅了李连杰沦为弃卒的痛苦,故成全李的心愿(把李杀掉并公开声称是因「报私仇」之故而刺杀了李)。换言之,当李连杰否认了其人生宗旨(不择手段地牺牲别人),首次愿意以「和二弟三弟平等的身份」(结义者)来承担自己背信弃义的罪孽和责任时,金城武便重新回到他的那一边,不再执着于「报私仇」,改为成全李连杰的「最后心愿」──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兄弟之义」。

陈可辛借着电影中的各人的结局,揭露了「牺牲」及「利他主义」等价值观的有限性,并暗示了以「平等」取代「牺牲」及以「公平契约」取代「利他主义」,其实是以现代社会的伦理基本观念去批判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的伦理思想的不足──「利他主义」在个人的道德修养范畴当然非常重要,但在公众范畴方面却很难形成社会契约以厘清各人的权责。即如大乘菩萨道的修持,也不只是单靠个人「利他」的善意便足够,还需要发展「自他交换」的同理心,站在别人甚至每一个牵涉其中的众生的立场去看,才能发展出善巧方便的智慧,根据情况作出当下最适合每一个众生最大利益的行动。不然的话,所谓的「牺牲」和「利他」,往往只是自私的代名词。

不论陈可辛的批判是否成立,至少他留下了充足的反思空间给观众,而这正是香港华语电影最欠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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