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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谈学习佛法──专访邓家宙博士

文:麦农    图:三水| 2015-12-16
邓家宙博士觉得:研究历史有助我们看懂世界,而修习佛法则令我们看清自己。邓家宙博士觉得:研究历史有助我们看懂世界,而修习佛法则令我们看清自己。

从事历史研究的邓家宙博士,本身是位佛教徒。历史学者与佛教徒,前者追求历史的真相,后者寻求生命的美善。当两者发生碰撞时,邓博士如何处理呢?历史学家如何有意义地谈论历史事件,而不落入常人的八卦呢?他又是如何利用历史研究修持佛法呢?


历史与佛学的共通点

历史和佛学,乍看之下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一种是研究过去的事件,记忆枯燥且繁琐的人名、地名、年代。另一种是提供离苦得乐的解脱方法。不过细究后会发觉,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似的。

邓家宙指出两者的相似点:「研究历史是尝试还原历史事件原貌,寻找它的发展轨迹,探究事件的因果关系。佛教强调的也是因果。就这个层面来讲,历史和佛教的核心是相同的。

「只是历史探寻的因果是在外在世界,着重认识客观事件的发生。佛教讲的因果着眼于我们的内心,如何断除内在的烦恼,以及规范自己外在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有助我们看懂世界,而修习佛法则令我们看清自己。」

然而,这一外一内的因果,却是相互影响、互相交织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往往是由人的因果堆砌而成;而历史事件的因果,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着人。


2013年邓博士出席书展讲座:香港道教与观音文化(图:香港史学会Facebook)2013年邓博士出席书展讲座:香港道教与观音文化(图:香港史学会Facebook)

历史研习有助择法

佛教思想史可说明这种「一外一内的因果」的相互影响。

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弘法者因应不同时代的思潮和众生的根器,施设了「色声香味触」的方便。于是发展出不同学派,呈现了有别于佛陀住世时根本佛法的面貌。现时,任何人更能借由传播媒体的便利,公开发表自己理解的「佛法」。对刚敲佛门的初学者而言,这种便利有时反而构成「认识纯正佛法的障碍」。

历史以鸟瞰的角度,忠实呈现甚么是佛法,并且能勾勒出佛法在流传中的各种轮廓与变迁。「假若我们能够掌握佛教历史,便能厘清佛教的各种现象。譬如,不同学者对同一件事,赋予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然而,透过历史知识,我们会知道他们之间的论辩,原来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当我们明白佛法的真实义,及它在历史中的方便适应,便能为自己所修习的法门,作一个较客观如实的定位,以及避免在修习的过程中产生误解和混乱。「从弘法的角度,每个时代的祖师所考量的问题都不同。譬如,在灭佛的历史中,到底是将佛法的道统稍做调整,令它继续留存,还是不作改变,由它灭亡?

「稍作调整的法门虽然未必完全依照佛陀年代的标准,但是从个人的修为来说,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这个法门的转变,是扩大我们的贪、瞋、痴,还是减少我们的贪、瞋、痴?」假如能够熄灭贪、瞋、痴,那么这法门便契合了如来的本怀。

邓博士于鲤鱼门创意馆主办的「戏棚文化课程」讲「墟市文化」(图:香港史学会Facebook)。邓博士于鲤鱼门创意馆主办的「戏棚文化课程」讲「墟市文化」(图:香港史学会Facebook)。


平衡历史的真和宗教的善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难免看到许多事情,或者许多人的行为,都未必合乎佛法。作为一个研究学家,又是佛法的修习者,邓博士如何平衡历史研究所追寻的真和宗教提倡的善呢?

「佛法修学者最根本的是理解佛法。历史事件中涉及的是人事问题,而不是佛法本身。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佛教的价值观,那么便会明白人事只是个人修为出现问题,那不是佛教的问题。

「况且要求他人行善不是佛陀的责任。佛陀只能指出哪种行为是正确的,哪种行为是错误的。」掌握佛教的根本价值,就能在历史的探究和信仰的追寻找得平衡。

家宙师兄作这样的区分,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信徒的行为及其所信仰的内容是不同的,单凭信徒的行为不能判断他们所信仰内容的本质。「情况就像有人犯法,但不表示法律本身有问题。」

他以定慧寺事件为例,指出区分人事问题和佛法两者的重要性。「正因为这事情,佛教徒更应该向他人,彰显佛陀的基本价值。」


学者的好奇与常人的八卦

这不禁令人好奇,历史学家谈论「定慧寺事件」与一般人评论的八卦本质上有何不同?

邓博士解释:「指出问题和谈论事件本质是不同的。作为历史学家,我没有兴趣去谈论个人的道德修为或行为操守。我有兴趣的,是探究事件只是个别的现象,还是普遍的?如果是后者,它的成因、过程、结果便是我们关心的。这结果带有警惕作用。」

「四圣谛」的构架所透露的是:要解决问题,必须认清问题本身,再推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实践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才能化解问题。解决问题须对症下药,不能只靠概念分析或谈经概论。

然则,从历史学家的立场,邓博士是否找出了这种现象的发生轨迹?「犯错固然牵涉个人修为,但某程度,也端赖于是否有完善制度,以及是否严格执行该制度。这件事事实上也透露了佛教团体的管理出现漏洞。

「于是我们要问:究竟现时寺院制度是否完善?是否有漏洞,令人有空间犯错?譬如,财政监察。如果制度是完善的,那么有人能够保障这制度的运作和持续吗?人事培训和健全的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制度可以培养人才,而好的人才能令制度更加完善。」


为何行乞的总是「假和尚」?

最近这些年,报章见到不少佛教的负面新闻。譬如,骨灰龕、街头行乞等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其他宗教似乎没出现同类的新闻。日常生活中,你何曾见过道长或神父在街上行乞?为何行乞的总是要以「和尚」的身份呢?这也许是个待决问题(open question)。

对于这点,邓博士强调人事的培训。「佛陀时代着重个人修行的教育,不是僧团管理培训。现在的佛教,除了讲求人才的训练,也应该学懂团体的运作管理。

「不过,现时众多佛教团体仍然保留着家庭式运作。团体的负责人往往依靠个人的魅力、愿力做弘法事业。以弘法的角度,这明显是不足的。如果团体的运作和个人的魅力挂勾,又忽视人才的训练,便会造成『师父不敢交棒,徒弟无力接棒』的尴尬场面。」

所谓「孤掌难鸣」,这种尴尬场面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团体身上。「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大家习惯以商业角度,去盘算、计较得失。也容易将这些观点带进佛教。以实际的角度,佛教团体明白要确保财政资源,就得迁就信众。只能做一些满足大众的活动,以确保收入。

「然而,结果便引致弘法者不能够将佛陀伟大的价值传递给大众。」如果人事培训不足会衍生问题,那么要培训的何止是出家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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