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这里提到一次周日穿过中环皇后像广场，突然感到恐惧，害怕会被身边的东南亚各国的佣佣工吞噬。我提到，我之所以恐惧，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雇主与东南亚佣佣工平日那种主仆之间（数量上的）悬殊对比的权力关系，在这公共空间给倒过来了。

我没有说的是，或许这份恐惧，也源于我们跟这国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佣佣工，会不远千里而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打工？她们当中有不少都拥有大学学位，但却跑来照顾我们家中的孩子、老人，以至中产小夫妇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她不能跟本地劳工一样，将受到《最低工资法例》的保护？当然，我并不是要责怪这些平日努力工作的小夫妇，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不少都是良心雇主，都能将心比己，善待这些家中「亲密的陌生人」。我要说的，是地方与地方之间不对等关系，是如何成为何可能的？它们必该如此吗？有没有可能改变？或许，有人会说，像他们这些克劝克俭的中产小夫丈妻，平日已捉襟见肘了，能够再出多一点的工资吗？我这样子追问，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过于苛刻？或许，我们该问问自己，我们生活中的捉襟见肘，是如何来的？平日，我们都隐隐感受到这种不平等，多多少少知道这些关系的脆弱，所以我们才恐惧。

或许，只有在一个公义的环境，才能让人免于恐惧。有时，我会觉得一般人比我们想像的更明白佛教的「缘起性空」道理。我们都明白通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财富与权力，都不是永恒的。只是我们不甘心，于是我们惟有用不同的方法，贪婪地保持此等关系。我们非常明白，这些关系的脆弱，所以我们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