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房山石经缘起

文:吴国宁 | 2017-03-17
今天回望,静琬法师顾念苍生的一番苦心并没有白费,而其回响也超乎想像(图:Pixabay)。今天回望,静琬法师顾念苍生的一番苦心并没有白费,而其回响也超乎想像(图:Pixabay)。

近期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玄奘法师所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早版本现存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据报道,记载玄奘法师翻译《心经》最早的文献是《大唐内典录》(664年),而房山石经的《心经》是镌刻于661年,其时玄奘法师尚未圆寂,因此这块石经被考证为现存最早的《心经》版本。

汉译《心经》共有七个译本,其中以玄奘法师的译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房山石经保存了这部最早的版本,对中国佛教发展的研究大有裨益,同时亦可一窥房山石经本身的历史价值。其实房山石经有「北京敦煌」的美誉,敦煌借塑像、壁画呈现佛教艺术辉煌的一面广为世界所瞩目;房山石经则以佛经镌刻为后世留下觉者智慧,而其形成的动因也体现佛教无私的精神。

房山石经是指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的石经山,镌刻历隋、唐、辽、金和明等不同朝代,达千余年之久。已整理及并接成张计的碑件有一万四千余片,合佛教典论三千四百余卷。石经缘起于对法难的忧戚。佛法有三时之说:正法、像法和末法。在南岳慧思的《立誓愿文》中把正法时期定为佛陀涅槃后五百年止,像法则是正法灭后一千年止,而像法灭往后万年为末法时期。一般认为佛涅槃在公元前五世纪,按慧思大师的算法,末法会起于约公元六世纪,正值中国的南北朝时代,一个局势混乱、政权更替、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

中国佛教迄今曾经历三武一宗,四次法难。最先是五到六世纪中的魏太武时期和周武帝时期的两次灭佛。在末法思想及两次灭佛的经纬下,激发了房山石经事业的潜在动因。

云居寺佛经镌刻,始于隋大业中年,静琬法师为了继承其师慧思遗愿,同时有感身处乱世,对未来佛法传承,心有忐忑;因此立愿在崖壁石刻经文,希望圣教长传。

静琬法师开刻经之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确保佛法传承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面貌。先谈谈对传承的贡献,佛教圣典初传中土,一般是以手抄或木刻拓印于纸帛上流传。石碑不单比纸帛保留得久远,加上石刻花的功夫较大,比手抄、木刻下的心力多得很,镌刻前不免会多作校对,务求一斧一凿都有其相应的价值,故避免了手抄时辗转讹生之弊。确实,石经能保持经年的材质特点,传承了一些因战乱散佚的经典;例如:近代学者以应县佛官寺木塔所发现,已经失传的《契丹藏》残卷勘对辽、金时期房山石刻,证实这时期所刻经文多以《契丹藏》为底稿,当中共有五十余卷是在各种藏经没有收录的孤本;因此散佚的部分《契丹藏》得以再呈现于我们眼前。

石刻佛经的初心,也体现了佛教精神的一面:入世。很多人说佛教谈空,重视轮回,是一种避世思想,而现世的修行只是作为来世的肇因。但是当我们看到静琬法师面对法难或将来临时,身为一个背负护法重责的沙门而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取态!在其中一块静琬法师刻凿的《华严经》题记中说道:「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看到石刻经文是考虑到:佛法可教化众生、洗涤人心,而佛法难求,需依赖不少高僧大德,不畏艰辛险阻才得以东传中土。若法难再临,纸帛经卷难以保存,因此镌刻经典存于洞窟中,可作日后付梓弘传之用的底稿。一种对世间的关怀与期盼的情感作为原动力驱使下,成就了房山石经这历千年的伟业。面对法难时,在预想的末法来临前,没有丝毫离弃众生之心,为得果位而独自修行。而是要想办法,如何使得众生离苦得乐。这份胸怀正正是大乘佛法的要旨。其展现的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离世思想,而恰恰相反是积极的投入世间,以拯救有情为己任,希望佛灯长明,普照众生。

佛教说的断、舍、离,指的是烦恼的根源──贪、嗔、痴而言,一些人却把它简单化地认为佛教言空而把世间视为洪水猛兽,妄言要避开尘俗才能修行而得果位。他们忘记佛陀是在观察到人世间的苦难后才得以开悟,从出生到得道以及涅槃都没有离开过众生。要断贪、嗔、痴三毒,若脱离世间又如何做到呢?世间有八苦,无经历苦集又何来得灭而成道?

今天回望,静琬法师顾念苍生的一番苦心并没有白费,而其回响也超乎想像。刻经这一事业对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不只是佛教僧侣有所效法,在民间亦广为盛行,并且经数个朝代而不衰,使得佛法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更加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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