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淑世佛教】泰国佛教知识人近年在宗教关系上的焦虑──我们应如何理解和面对泰国社会的诸多变迁,及僧侣的角色?

文:所知障学社    图:所知障学社| 2018-11-28
曼谷皇孙寺(Wat Ratchanatdaram)主殿曼谷皇孙寺(Wat Ratchanatdaram)主殿

月前与多位泰国佛教知识份子就目前泰国社会的宗教问题作交流。本文只是观察、交流之札记,并非学术论文,所以仅属所见所思的印象式分享。

前后接触九个人,讨论的时间每人平均不少于150分钟,个别时间较短的是一个小时多些,但也有长达三小时。大部份对话为单对单,亦有少数是三个人进行,及多于一次讨论。

共同者的年龄大部份是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只有一位超过八十岁。性别方面有两位是女性,其余全为男性。学历方面,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几乎全部皆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班,当中三分一是在泰国取得学位,另三分一在印度取得学位,还有另三分一曾在其他亚洲或西方国家受教育。全部人英语流利,除泰文外,不少人还有第三语言或经典语言的能力,知识背景除少数是社会科学和法律外,多为佛教哲学、西方哲学及文献学。宗教身份方面,三分二为僧侣,多位身兼起码两个要职,体制内的正规学者和僧团管理阶层,包括大寺院方丈。


前后二十小时的非正式讨论,基本上笔者几乎完全没有主动设定问题或方向,完全听任与谈者自己的讨论轨迹。讨论过后慢慢意识到泰国社会积聚了某种宗教疑惑,我不知道这些疑惑指向哪裏,但感觉是个隐患,归为二事:一,东南亚诸国的伊斯兰教──上座部佛教之间,跨国的宗教社群张力。二,泰国的法身寺。这是两个不同问题,但将来也许会有某种滙流。

泰国中伊斯兰教与上座部佛教的紧张关系

疑惑源于与泰国佛教知识人当中学僧的对话,他们都总会主动讲回、佛张力,其心绪并非愤怒或仇恨,但抱怨、不满,甚至焦虑则甚为明显,他们会抱怨泰国太多人改信伊斯兰教,从曼谷过来的路上的确多了清真寺。继缅甸及兰卡之后,泰国上座部的僧侣也开始蕴酿对伊斯兰教的不安,某种慢慢滋长的情绪,这是个讯号,虽然不知要指向哪方。以下先循僧人们的角度、感受,甚至焦虑记下所听到有关回-佛族群关系的抱怨与背后的故事。

故事一,清真食物。佛教为促进泰国国内不同宗教群体的理解与信任,主办跨宗教知识社群代表的研讨会,共同探讨「文化多元主义」议题。虽说是跨宗教,但在泰国,基督宗教与佛教关系向来良好,彼此信任度高,所以主要需沟通的对象不是基督宗教,而是伊斯兰教。僧团主办者预备了两种食物,因为上座部不是素食的,所以不是佛教与否的区分,而是清真与否的区分。

餐膳时间到了,按清真与否分作二桌进餐,穆斯林学人师生亦取食所提供清真食物进膳,及半有与会伊斯兰教长突然在现场制止穆斯林师生继续进食,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清真食物,师生骤然停止进食不知所措,佛教主办者(当然是僧人)解释这是按清真要求处理,但教长质问,你们是请有宗教认证的清真厨房烹制乎?若不是,则不是清真食物,并抱怨佛教不尊重他们。

于是「文化多元主义」主题的研究遂因食物安排而不欢而散,留下阴影。佛教主办机构负责的学僧讲起此事时,仍然非常难过且犹有余悸,觉得自己的善意深受伤害,当时在现场僵局的难堪,一直成为当事者们的创伤。僧侣说,其实问题不在广大穆斯林社群,他们寺院附近也有穆斯林社区,彼此相处融洽,问题是出在社区的宗教领袖,即清真寺部分教长,认为他们宗教上偏激、自我中心及排他。

故事二,朝圣「大细眼」。近年泰国发生多宗如下事件:泰国穆斯林赴麦加朝圣,得泰国政府从全额补助到部分津贴不等,佛教徒听了,也申请赴印度朝圣佛祖,却被拒绝,理由是泰国是「世俗」国家。

故事三,芭堤雅清真寺。泰国芭堤雅是个旅游城市,酒店林立,近年在邻近酒店区建有清真寺,每天五次祷告,皆使用扩音器,且清晨即有第一次祷告,扰游客睡梦,游客屡屡向酒店投诉,酒店无奈唯有硬着头皮找清真寺交涉,未几酒店即被穆斯林围堵及冲击。

故事四,南疆不靖。东南亚中文报纸上常有「南疆不靖」一中文词,骤以为指新疆南部的社会动荡,但其实是泰国中文媒体对泰南三府回、佛二教,或马来、泰二族冲突的统称。僧侣们提泰南冲突色变,炸弹或其他火器或暴力袭击何其处处与时时,在泰南,身为泰族及佛教徒,日常生活极为担惊受怕,晚上黄昏后不敢外出,紧锁门窗等等。

故事五,没脸的同学。从事大学教、研的泰籍学僧有广泛留学经验,能熟练运用四种语言,赴欧进修住的是欧洲有最大穆斯林社群之一的城市,语言班同学几乎都是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只他一个来自佛教国家。班上同学一起读书超过一年,但从来未见过对方的样子,因对方是穆斯林女生,从来都戴着脸罩 (不只是头巾)上课,别说脸孔,连眼睛都没看过。反正一起上课时就是一堆这样五尺多高的「黑柱」。他对此非常不解与不安,担心这会在泰国普遍出现。

故事六,缅甸争论。有学僧指,在西方大学作进修期间,刚好遇上缅甸回、佛暴力冲突,教师当成「一般」时事问班上学生意见,问到该僧时补了一句,佛教不是讲和平吗?缅甸佛教怎会这样?昂山素姬不是佛教徒吗?为甚么坐视不宽容不管?虽然泰国和缅甸是世仇,但「辱及」佛教时会暂释前嫌,义助「抗侮」,这位平常非常温文的学僧说到此,尽管只是追述回忆,但激动地高声重覆说了两次「这就是因为你们国家」。

那个显然无备而来的教师,原以为像时事talk show无关痛痒地随口说完就算,但他显被这个答案吓坏了,落荒而逃地赶快说,我们不讲这问题好了!僧侣强调,缅甸西的孟加拉回教徒是参加英殖民军队进入缅甸屠杀佛教徒的。

故事七,泰国学僧们说:这两届泰国政府治下,自约2010年以来,政府各部、委多了许多穆斯林任高官,包括军队、警政及安全部门,从而推出许多新规定,例如穆斯林满五户即可起清真寺,所以他们说过去约十年,泰国因而盖了许多据说根本就没那么多人会去的清真寺,但泰人要满百户才可建新寺。而政府教育政策上,对中、小学的佛教宗教灌输,越见缩减。

有问泰僧,泰国穆斯林人口的数目与比例有增加吗?如果有增,是如何增?移民?家庭人口增加?改宗信仰?他们异口同声说,透过通婚改宗信仰,由佛教变成伊斯兰教,我们泰国没像马来西亚有主流族群法定的宗教保护主义。在泰国,落到个人层面宪法反而是确保了宗教的选择权利。僧人们也抱怨,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人口增长比我们佛教徒快。

此外,他们抱怨数十个僧团中高层被捕判刑下狱,罪名说是「随便给的」贪腐罪,当中包括僧团大学一位据说受僧众爱戴的高层(我好像见过此僧),据说他在这十年的泰国政治对立,即所谓红衫及黄衫二阵对立中,长期公开支持农民为主的红衫营,从而开罪了现届政府(红衫及黄衫对立问题下文再记,其问题出现的部分背景是城、乡差距)。

不少僧人焦虑到认为廿年后的泰国,佛教面目将不可辨,从而只要有能力的,都会想法子离开泰国建立海外道场,「以便在将来泰国不再有佛教时,起码保留种子于海外」。另方面,泰僧对某强国处理穆斯林的政策或方式的「有效」,皆额首称庆,羡慕不已……(莫非讲关塔那摩?但那是集中营……)。泰僧也会对泰国着名的佛教异议份子素叻(Ajarn Sulak, 1933-)在缅甸宗教冲突事件上批评昂山的默然之举非常不以为然,认为为甚么泰国佛教遇到的「不公对待」,素叻不一并作批评?

约六位高学历的泰国僧人对泰国佛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集体不满和焦虑均明显而「真诚」。这继续累积下去,将是泰国社会的隐患。听完僧侣知识人的表白后,突然会觉得面对现实世界时,佛教义理在帮助人看清和解答问题上,好像都是束手无策似的。

背后是红衫、黄衫之争──法身寺

与多位泰国僧团知识人的交流,除了佛、回二教关系外,另反覆提及法身教团议题,但重点不在教团本身,而是两点:一,泰国主流僧团年青一代菁英僧侣,例如僧团的学僧,对比于他们的僧团前辈,近年对法身教团态度的改变。二,这一态度的转变,在泰国可见未来的佛教政治(Buddhist politics)上,可能意味甚么。

在世界各国遇上的泰僧,九成是法身教团僧人,他们在海外几成了泰国僧侣的代表。他们满地球跑其实是因为法身教团是现代泰国佛教的异端,被国家僧团排斥,所以采取全球传教的外向策略,挟出口转内销,迫泰国国家僧团无从回避其实力。国家僧团视法身寺为异端,部份原因是其怪异教义等。但在此无意讨论教义上谁更正统,或谁才是「正信」佛教。法身寺的争议部分在于历来有强烈声音,指控他们不择手段夺取农民土地,使其家散人亡流离失所,过去四十年,泰国佛教当中从事农民维权的僧、俗二众无不对法身寺深恶痛絶,但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教义。

但社会学地看,法身寺是以战后数波经济发展不断涌出的城市新兴中産,及政、经、军权力新贵为主要信众基础,完全无保留地拥抱寡头资本主义,是经济观上的极度右翼观点,排斥被新兴阶层目为落后与经济发展跘脚石的弱势阶层,即占泰人口绝大的农民,多为泰北和东北人。一直以来,泰国国家僧团主流的专业僧侣绝大部分都是泰北和东北农民子弟,东北甚至有「僧仓」之名,所以这类专业僧侣素来皆对法身寺既反感又忌惮,这首先不是教义正统与否的义理冲突,而是社会正当与否的阶级冲突。

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农民子弟出身专业僧侣,包括僧团学者群对法身寺的态度已发生转变,远比其上一代的僧团前辈,甚至比同一批人六年前的自己,更乐于接纳法身寺,及其价值观和历史。前数月新闻上报导泰府要拘捕违法的法身寺方丈时遇上信众强力反弹,反包围官方人员,官方束手无策,最后有点不了了之。谈及此事,泰国学僧的反应是,因为地方上的穆斯林不喜欢常有大量佛教徒,尤其僧侣聚于法身寺,故设法借地方官力企图驱逐法身寺。

在新一代僧侣菁英当中,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恐怕慢慢成为变相的愈合剂,随时间「修复」主流僧团与法身教团之间三十年来撕裂的伤口,现在四十岁一代的僧团知识份子对其六十岁一代前辈的禁止法身寺僧担任大学教职非常不满。由于法身寺是战后泰国资本经济发展下的宗教産物,所以从组织、管理、行事、效率等皆带有现代特质,包括广泛的全球连系、充沛的人力人脉及财政资源、城市新兴中产很在意的现代新形象,使年青僧人重视这些优点,多于「提防」其僧团长辈眼中所要提防的宗教「缺点」。泰国僧团高层在行政和人事上慢慢使新生代僧团菁英改变他们对法身寺的旧有态度。

法身寺近年也在锐意建立其新正统性,前十年区分传统与法身寺泰僧是很容易的,看他们是否有一定巴利文知识。因为二类僧人的社会暨阶级背景、宗教态度,及知识组合是完全相反的,但近年法身寺重视对僧团学僧群体的知识建立,已经到一个程度,连农村出身的部份传统学僧也佩服及赞许法身寺新一代学僧的学问。

此外,在社会层面,过去十年泰国的红衫、黄衫之争的大背景其实是战后泰国经济城、乡发展不均,法身教团早期当然全是城市新贵阶层的立场,但过去十年的红、黄衫之争当中,法身教团是站在表面上代表农民一方的红衫军,一改多年来给人重城轻乡的印象,这一点应该是深深打动作为农民子弟的传统僧侣,法身教团终于「痛改前非」了。虽然,有指出,不是法身教团真在关心农民,而是红衫军本为流亡前总理塔信(Thaksin Shinawatra)在农民社会所建立的政治肌肉。

因此泰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Giles Ungpakorn才说,红、黄衫之争不真的是城、乡之争,是资产阶级内斗,但拿农民的不满当政治弹药与炮灰。因此法身寺的突然爱学术和忽然疼农民,到底真的曰「转死性」,还只是继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定时更新形象换橱窗?可以再观察。

但关键是中生代传统僧侣菁英对法身寺态度的转变则甚明显,这除了法身教团的「努力成果」外,有一个重要关口打开僧侣的新态度,对于忧虑或相信伊斯兰教廿年后会「吞噬」泰国的中生代僧侣菁英而言,他们会为自己可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见泰国佛教「灭亡」而焦虑不安,并急谋对策。觉得无论怎么说,法身教团都是上座部佛教,尤其它的财雄势大,理应结为「抗伊」盟友,而不是像他们老师辈极力排斥之。

问题在于吞下了法身教团这种团体,泰国社会是否会未被伊斯兰教「吞噬」,佛教就已自行礼崩乐坏?还是法身教团的积极反击伊斯兰教,进一歩主动激化泰国社会的宗教冲突?这要再看。回头要剖析哪些论点上需要再作审慎思考与分析。

泰国佛教会在廿年后「灭亡」?焦虑的盲点

前文所记皆为泰国学僧角度的认知、印象及观感,但真要研究,部分能诉诸数据来检视基本实况的处境或议题皆需再核实,观感需与事实谨慎区分。此外,泰僧的焦虑还间接反映其他状况。前文提到不公故事,确实非常不合理,尤其若不只是个案,而是政府政策,则无疑更见荒谬。然而,当僧侣们一步跳到「廿年后泰国佛教会灭絶」的死亡焦虑,这情绪可以误导他们对很多事的理解、判断及反应而易趋偏锋,愿意走近法身寺,又或赞许以集中营来对待穆斯林时,这就开始有因恐惧而过度反应的苗头。

文明或制度范围内的正常竞争,无论在知识或权力的运用上,皆预设所使用的手段,是有和事态程度比例相应的级别,乃至共守不违的底线。务求对不合理状况的制衡,不会变成玉石俱焚,避免解决问题的手段比要被解决的问题带来更大的难题。

学界近年讨论后冷战时代廿余年来「世俗化退潮」或「全球性的宗教强势回归」,指宗教组织透过政治诉求和动员,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框架下,提出在效果上能冲击公民社会原则的宗教诉求,使社会处于宗教性的政治压力下。此外,伊斯兰文明如何回应现代世俗文明的冲击,它与其他宗教在面对类似处境时的反应,有否根本差异而使它成为一个例外或特例,这都需要考虑。

但在此只聚焦梳理僧侣学友们的焦虑逻辑在哪些点上会误导了他们自己。首先,缅甸近年的佛-回冲突,在性质上其实是典型的后殖民处境,缅甸的独特只在于它滞后了半个世纪才有机会爆发,军事独裁期间压下这一切。

僧侣说缅甸问题源头在西方(尤其英国)殖民统治,以此为佛-回冲突中以言行恶化事态的佛教组织之角色作辩解,其实是存在两个盲点:一,伦理学地讲,原因(cause)不能与理由(reason)混为一谈,「殖民主义」充其量只解释了部分历史背景,但不可能证明行为在政治和道德上的价值合理性。二,随英殖民统治进驻的那代外来者,与他们的后代之间,已经隔了三、四、五代人,五十至八十年不等,殖民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早已物换星移,「外来者」的后代早非特权阶层,他们没有理由为其祖先负责。

且殖民统治的讲法其实没有考虑到历史时段的差距,差距的被遗忘也许不一定是蓄意,但遗忘仍然反影某种不自觉的预设,预设数代人是同质的,历史过程中的因素变化没有相应地改变「外来者」的特质,这种预设正好是违反佛教最基本的哲学观点。

如果按照要在殖民者及其「帮凶」的后代身上作清算的逻辑,则英治时期定居香港四代上百年,连母语都几乎是广东话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及西方人等(想想乔宝宝、何国荣、钟逸杰、叶锡恩、夏佳理,还有很多很多人名),应在97后遣返「原籍」吧?

在缅甸与兰卡,本来以佛教与僧团的传统社会和文化角色,他们可以是一个知识与价值群体,引导社会去疏导仍然遗留在后殖民时期的社会情绪与族群关系,但不少历经过殖民统治的佛教社会案例的僧团,在殖民统治结束后,不自觉反过来成为在精神上仍沉溺殖民痛苦与悲壮,在心理与文化上求一直延续之的导电体,讽刺点说,这真有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不堪,这「自身难保」是指此二国僧侣在后殖民阶段,不单自己处理不了自己的烦恼(kleśa),还将它推广给整个社会。

泰国有幸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直接被殖民的国家,则其僧团理应有更大的心理和文化空间,去冷静思考这些问题,何苦过度焦虑?

其次,东南亚佛教和伊斯兰教的跨国对立。近年每当缅甸发生佛、回冲突,或恶僧于媒体恣言时,东南亚有一个佛教团体屡屡公开发声明,严词谴责这些恶僧或其所属组织的言论与所作所为,但它并非甚么激进的少众社运团体,却是全国性的主流佛教组织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YBAM)。

再者,虽然部分泰僧非常不认同素叻先生对昂山的默然于回、佛冲突及激进缅僧言行之批评,但他们也许不知道素叻所建立的网络(INEB)派人定期走访泰、缅、兰卡的激进宗教组织(无论佛教或伊斯兰教)坐下来倾心事,建立沟通与预警渠道。网络(INEB)同时亦定期邀请二教在这些国家的温和派领袖或组织代表开会,乃至合作筹办二教领袖的训练营或工作坊,及早建立不同宗教之间新世代组织骨干人物的共同圈子,互相认识并形成信任关系。

察觉到泰僧很容易预设东南亚各国的佛、回二教之间是基本对立,但事实上佛、回二教在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并不相同,若以缅甸来解读泰国,很容易以缅甸案例来自我受害者化,缅甸的确被殖民统治,但泰国根本没经历过这阶段,二者佛、回关系难以相提并论。

至于泰国的「南疆不靖」,这不会是单方的。泰僧们没有提到1960-1970年代派僧人赴泰南弘法要马来族人信佛,也没有提及十年前泰南发生警用卡车在运输途中一次闷死近九十个泰国马来族青年的惨案。

可以对比的,是同在泰-马边境的对岸,即北马吉达和吉兰丹二州,同样是马、泰混居地带,即使是以伊斯兰为「官方宗教」(不叫国教),且在宪法公然歧视非马来族公民的大马,也好像没有出现「北疆不靖」,则只隔一道边界,同是泰、马或佛、回混居区,则何以宪法上是世俗国家的泰国会有「南疆不靖」,但公然是宗教国家的大马却没有「北疆不靖」?

讨论过程中,僧侣有抱怨泰国穆斯林有海外联系与国际资金,尤其沙地阿拉伯,这抱怨听上去很像「妄图勾结海外敌对势力」,也很像「宗教渗透造成宗教国家安全问题」。但宗教如果不以跨界传播为己任,它就不是宗教了!佛教亦不例外。

泰僧可能忘记,从北马下达新加坡,沿途大部分上座部寺院都是泰国国家僧团直接伸过去的,从资金、僧侣教育及华人在家众网络,整个都是泰国僧团的变相教省。每年跨境进入北马泰族社区,主持佛教节庆、任僧团教育督学、制定僧团学业考试、提供泰文僧校教科书(泰僧团教科书非常强调国家认同的,特别是效忠泰王)、挑选好学马籍泰族僧侣提供奖学金,保送赴泰升学深造等等,凡此一切一手包办的就是其僧团大学及其地区分校。大马政府当然知道这些事,但似乎没听过他们为此指控泰国「宗教渗透」,危及大马的「宗教国家安全」。

东南亚一国的佛-回冲突,在另一国引起的宗教呼应,有时只是借题发挥或时下香港潮语所谓「抽水」。「同样」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缅甸是指缅族与孟加拉人,泰国是指泰人与马来人,马来西亚是指华人和马来人,三例冲突的历史、原因、程度、方式及条件各异,当马来西亚的激进穆斯林借缅甸佛、回冲突为题,呼吁响应「抵抗」佛教时,这些马来族实际上在想的,只是要找机会针对华人,与缅甸冲突两边均没有太大关系。但宗教身份引发的强烈情感,很容易掩藏或转移了背后族群、阶层等其他更实质的问题,并以表面上最「简单易懂」,但误导而危险的简陋方式,搭建起可利用作国际动员的观念工具。

不自觉视所有佛、回对立案例都是同质之简化观点无助看清问题,这其实是稍一不察即会误堕的思想陷阱,不独僧侣要注意,相似的谬误国际学界亦然,学界在讨论兰卡、缅甸及泰国时,也会简单以好斗佛教(Militant Buddhism)一标签,来总括其性质、程度差异甚大的不同个案(牛津大学马上有一以此为题,由国际关系学者执笔的书要出来了),这只会遮蔽掉问题的确切性质,泰国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兰卡那种情况。

之所以为甚么缅甸发生后殖民背景下的所谓佛、回冲突时,马佛青 (YBAM) 发声明谴责缅甸相关佛教人物与组织,因为在此的重点并非佛教或伊斯兰教,却是谁是被欺压的受害者,这与特定宗教没有必然的等同关系。所以严格言之,当马佛青 (YBAM) 公开谴责发生在缅甸穆斯林身上的暴力时,它不只是以其宗教身份发言,更是以曾是或仍是受欺压者的身份发言,从而虽是佛教徒但却与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属同一处境,反而与缅族更近于是分别站在对立面上的两端。

这次也有机会认识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所在系所是社会科学进路研究族群冲突与和解,他本人的工作与知识背景是泰国NGO(非政府组织),他对泰国族群(尤其佛、回)关系,乃至对其他国家近日对穆斯林的野蛮处理之理解和态度,与学僧们近乎相反,这是否反映僧侣的理解与泰国社会其他群体的认知是有差距的?

此一反差可能折射出僧侣的社会观,仍有改善的空间,虽然很多例子的确说明,泰国伊斯兰教有部分人士或团体有激进的排他取向,但正因如此更应冷静处理,若僧侣因恐慌而作不合实情的过度援引与解读,其所造成的判断与反应有时只会是火上添油。以上座部佛教作为泰国社会的主流信仰,僧团所拥有的权势与影响力,需要对社会的变迁有更好的理解,否则后果可以是严重的。佛教与伊斯兰在泰国社会层面的竞争,如果无涉违法情节,只是宗教市场内正常范围内的竞争段转变,也是愿睹服输没办法的事,正如今天欧美许多教堂已经是佛寺一样,恐怕犯不着一定需要动辄找敌人。

上座部是权力与资源雄厚的组织,有地位的僧侣菁英若在族群问题上,不成比例地反应过度,他们走错一步,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僧侣的焦虑部分也源于泰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改变,导致出家数目逐年下降。如果泰国僧团正式接纳女众出家,尼众僧团在处理与社区的关系,乃至与其他宗教,尤其伊斯兰教的关系时,会否很不相同?她们会像比丘那样焦虑到不顾一切要和法身寺急急和解拥抱?甚至急到对其他国家以集中营对待穆斯林赞许有嘉,额首称庆吗?如果泰国佛教的知识菁英包括相当数量的僧、俗女众,她们会否对这些议题有很不同的观点?她们会否不考虑条件之差异,迅速开始忧虑泰国佛教会在廿年后「灭亡」?这都值得深思。

也许是时候僧团教育需考虑革新?

话说1961年,素叻二十八岁,英国学成返泰,当时柏友德(Payutto)法师才二十三岁,但任高等佛学院课程主任,一僧一俗,接受美国人资助推动僧团教育改革,将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大量列作必修科,使它由传统的高等学寺转型为僧侣的综合大学,所改变的不只是课程内容,而是下来数代泰国受教育僧侣的世界观与社会态度。甚至规定僧侣大学毕业要下乡服务农民两年 (这规定甚至维持到今日),当时僧团高层都在反对。

资助他们彻底落实新课程的其实是美国国务院、外交部等,素叻筹划,柏友德法师以其僧侣及学院工作身分出面设定命令及执行。持续十年后僧团总部及大学高层最终请柏友德走人,掩护人都撑不下去,素叻的幕后黑手就没戏唱了。然而,他们的历史使命其实已经完整达成,迄今就学的泰僧通通要读这些「世俗」知识,更关键是,战后泰国僧团内部社会实践派的四代僧人的骨干,都是从这背景出来的。事隔近六十年,现在的泰国社会已不复是当年,僧团大学其实也应该考虑其课程方向的与时俱进,让年青一代僧侣借助社会科学知识,来学会如何理解和面对泰国社会的的诸多变迁,及僧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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