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永不褪色

第269期明觉   图、文:何国全| 2012-01-07

在等候大学的录取信时,一如往常没有上学的日子,我拉长着脸到胶园收胶汁。母亲从没强迫我摸黑去割胶,我也不曾毛遂自荐,因为在那冷冷的锌板屋底下,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暖暖的被窝。我甚至曾刻薄地对母亲说:“你先去喂一轮蚊子吧!待天亮后我去收胶汁时,就没那么多蚊子追着我叮了。”母亲倒是从没怨言,她轻信宿命论,更是不忍心看着孩子跟着她受苦。而少不更事的我只知道抚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职,却不曾去了解,分担父母生活里的重负,也是孩子的份内事。

一天,从胶园回来,脏兮兮的我和邮差打了个照面。他扬着大信封,高声祝贺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信封,我也肯定里头装着的是个好消息,但出乎意料,那竟然是医学系的录取信,我兴奋得跳了起来。

待母亲回到家后,我把信件摊在她眼前。“衰仔(客家话:骂孩子的意思),你开什么玩笑!我哪里看得懂。”母亲口里虽是碎碎念,心里却为我喜悦。我指着信件里头的一个数字,她戴上了老花眼镜,大吃一惊:“什么?六百元!(一千五百港币)”以母亲一天四令吉(港币十元)的酬劳计算,单是这个入学的杂费,就要吃掉母亲五个月的工资──而我四天后就得带着这笔费用去大学报到了。这时候,父亲不知在哪一个州的哪一片森林里伐木,姐姐还在师范学院念书,哥哥则在新加坡当建筑工人,远水难救近火啊!

母亲听我说若逾期还没报到,就当是自行弃学的时候,她气急败坏地翻箱倒篋,在衣橱和米缸底下搜出了所有的储蓄。点算了一下后,她垂头丧气地对我说:“待会儿我去向老板预支工钱。”她爱儿心切,望子成龙,自然不愿看着我步她后尘,将来过着晴天吃白饭,雨天喝稀饭的日子。

若母亲预支了这笔工钱,在我远走他乡后,她不知要挨过多少蕃薯配稀饭的窘困。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往灿烂的前途奔去。“妈,我手上还有一些钱。”那是我在假期里当“补习老师”的收入。

“你就留着备用吧!吉隆坡的东西,贵死人了。”母亲出身寒微,没到过繁华的都市,是个不折不扣的村妪,一生就在胶园和厨房里打转。只念过两年夜校的她,懂得了多少?她勤俭持家,对孩子顾怜深重,更是怕我吃不饱。小时候的餐桌上,没有大鱼大肉,但每逢过年过节时,母亲总是偏爱着我这老么,留下一只鸡腿,让我沾着酱油吃;而哥哥与姐姐则得共享另一只。兄弟嬉戏闹别扭时,母亲也老是偏护着我。她像是一棵屹立在风雨中的胶树,为我遮风挡雨,但需索无厌的我只像是一把无情的胶刀,不停地往她身上割。

妈,您又留着什么给自己呢?

这二十年来我让母亲疲于奔命的琐琐碎碎,要比胶园的蚊子更令人烦躁的了。今天我要自行解决问题。“妈,我去借。”我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我相信能够为我解燃眉之急的人。

我向邻居借个方便,拨了一通电话给黄老师──我自小一至小五的级任老师。她一向乐善好施,当年好几位家境贫穷的同学的校服和文具,甚至是梳子和发蜡,都是她暗地里自掏腰包送上的。我的喜讯传了过去,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她一贯的慷慨:“恭喜你啊!你明天就过来拿吧!”四十公里外的热忱,通过细细的电线传到我耳根,还是暖乎乎的。

翌日,黄老师把一早就把准备好的六百令吉交到我手上。久违了的的老师,风采依然,豪爽如昔。我自小学毕业多年了,老师已没有义务要如此善待我,但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得与失,甚至对我什么时候有能力“还债”之事,只字不提。在我眼里,老师不也像是一棵胶树,绵绵不断的胶汁正如循循善诱的教导,实践着无私付出的教育。

在向老师告辞时,她似乎又想起什么,把我叫住,然后转身在钱包里掏出二十令吉,塞到我手里,说:“国全,这是给你买车票的,祝你一路顺风。”老师心里的那一份热诚,霎时间在我掌心暖了起来。那一刻,我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这一份感动,在我往后的行医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到家,母亲看着花花绿绿的钞票,满腹疑惑地问我到底走了什么好运,会遇上这么热心的老师。妈,我确实是走了好运,因为您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

大后天,踌躇满志的我,背起了老师的祝福,挥别了母亲眼角流露的挂虑,就踏上了学医之路,投进浩瀚的知识大海……

光阴如梭,曾经是莽撞少年,回首已是“半百”年身。当年这一个感人的画面,一直都挂在我心里最温柔的地方。我没有达文西那般精湛的艺术,可以用色彩将蒙娜丽莎的微笑定格,流传于世。我惟有以平庸的文字,将母爱和恩师的情缘,镶嵌成为我记忆中一幅画,一幅不会褪色的画。

(原载《星洲日报》副刊,2011年5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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