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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发展何去何从?中国佛教政策的几点观察(下)

文:宣方    图:李东阳| 2019-11-25

(续上期)
 

前言:

继分析佛系青年现象,本文作者直陈佛教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的事件重创佛教形象。此外,大陆城市化、少子化、老龄化等,势必影响佛教未来的模式,以及弘法布教的重心、方式,值得持续关注。

收紧的宗教政策,对佛学院教育的影响

佛学院其实不太受当前政策影响,因为政府高度重视宗教院校的建设。2018年修订版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特别把宗教院校单独列为一章,突显重视。执政党在宗教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是,宗教管理工作要抓关键少数,即宗教界的头面人物,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自于宗教院校,因此政府特别重视宗教院校的管理,要求爱国、爱教,重视政治教育,但对于宗教课程则没有太多的干预。

不过,政府会要求,教理教义的诠释要「中国化」。现在大陆提倡宗教中国化,海外很多佛道教人士觉得莫名其妙,道教本来就是中国原生的,怎么还要中国化呢?佛教界也一样,觉得佛教早已经是中国化了。其实,执政党讲的中国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意涵和时代意涵,这个「中国」是指现代中国,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因此「中国化」的政治意涵就是与党保持一致。这其实是大陆宗教界必须清醒意识到的一条政治红线,意即只能走共产党认可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因此,对佛教及所有宗教而言,他们都得遵守政府、执政党规定的韵脚来谱写各自诗篇。如果宗教领袖有政治智慧、宗教智慧,在这范围内,还是有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因为这个口号所包含的时代意涵,即现代化,的确是各教的根本任务。

目前佛教界值得注目的趋势

我曾经以曹山尼众佛学院为例,提到一种跨越性发展的可能,其中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硬体建设上,以现在大陆的经济体量,只要有决心,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建成一个设施完备的佛学院;另一方面则是在指导思想和软体上,例如曹洞佛学院这样一个新创的山区佛学院,径直对接日本大学的生死学教育,这一点主要看负责人是否有开阔的视野。

这个曹洞宗尼众佛学院的特殊性在于,领导者养立法师是一位留法博士,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在教内及政界也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能够做到一些别人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很多其他佛学院的负责人,由于长期在当地经营,因此需要顾虑、关照的面向可能很多,较难出现君子豹变的革命性调整。养立法师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她是空降的。她的压力是来自教内的、当地政府的怀疑或者期许,教内会质疑她作为女众领导曹洞宗根本道场的正当性,地方政府则希望曹山尽快有一个大起色,于是她也就以禅师的气魄,豁出去放手一搏。

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的事件

这个事件可说重创了势头发展正好的中国佛教,几乎是当头一棒。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平复。

在很多人看来,指控的证据确凿,但仍有许多法师、信众,相信这位法师是得罪了某股势力,以致遭到构陷。现在各方都静候政府处理的另一只靴子早点落地,免得造成佛教界在情感上和认知上的进一步分裂。

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妄自尊大的佛教界脸上,打在狂热无脑的信徒脸上,让大家都抬不起头;这记耳光也打在一向偏宠佛教的政府脸上,因为这是他们一手栽培、一路提拔的佛教领袖。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揭示了两个冷峻的事实:

第一是佛门内部的纠偏机制完全失灵。举报人诉诸僧团内部羯摩,根本实行不了;向教内长老陈情,大家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后孤注一掷,公开举报,激起轩然大波,惊动最高当局,搅起国际舆论,重创佛教形象,破坏政教互信。最讽刺的是,迄今中国佛教协会也没有独立的调查和自清门户的举措,只是静候政府的决定,完全是个摆设。

第二是佛教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远远落后于时代,太虚法师开创的汉传佛教现代转型之路,完全有可能被保守势力逆转。佛教虽然标榜依法不依人,但实际制度和现实运作中,僧团和各级教会还是以种种手段神化领袖,对普通信徒进行奴化教育,以情相牵,而不是以法相聚。

其他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有个趋势特别值得重视,就是佛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乃至于反智主义、蒙昧主义的兴起。近现代以来的佛教发展,都强调要积极融入现代社会,台湾的人间佛教更是汉传佛教现代转型的典范。然而,晚近以来,大陆佛教界出现一种声音,即强调佛教要与世俗社会保持足够的张力,强调佛教的出世品格。尤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出家群体中,这种声音越来越强。这与大陆佛教主体性薄弱、政府介入过多有关,但这只是外缘性的因素;内在的因素,则是这个群体本来就对世俗社会有许多不认同,因此会特别强调要与世俗保持必要的区隔。这可能代表着汉传佛教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种倾向,它会如何演变,需要非常谨慎地继续观察。

令学者担心的是,一些激进派反对佛教与儒家等传统文化融合,反对普世价值,反对人文理性,反对客观学术研究,极力强调要与世俗社会区隔,以凸显佛教不共的立场,并据此激烈批判、甚至故意扭曲丑化近代以来的佛教革新思潮,认为是对佛教传统的背叛。这种原教旨主义立场十分吸引眼球,也很容易引起一些共鸣,特别值得警惕。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以看到一种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回潮。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辞典选为年度词汇。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关心事实如何、真相如何,情感认同凌驾于理性拣择,于是这种强调佛教本位的极端立场,听起来好像比谁都更虔诚、更护教,因而很容易蛊惑人,在佛教青年中也较有影响力。这种极端的立场,会如何发展?可能会对佛教造成怎样的伤害?是全体汉传佛教界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对待的。

一些广泛流行的教学体系,无论对僧众还是居士,都突出强调厌离心,这种倾向与汉传佛教的慈悲济世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强调大悲心、入世修行的人间佛教走向,有着非常强烈的张力及冲突。这也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最近宗教政策趋于收紧,客观上会促使佛教作大盘调整,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佛教的恢复及蓬勃发展是不可遏抑的,但哪种模式会主导?人间佛教,还是基要派?这是根本路线之争,尚在未定之数。

展望未来二十年:第一,当前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会继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第二,信息时代、网路技术等新科技手段为佛教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以前必须要有寺院作为支撑才可能有影响力,但目前大陆一些法师没有寺院,或者不依赖于寺院,完全倚重网路弘法,照样有很多信众,影响力甚至超过传统寺院。新技术对于佛教生态、佛教发展模式的重构,是值得重视的。第三,大陆社会的一些重大趋势,如城市化、少子化、老龄化等,都会对于佛教未来的模式,弘法布教的重心及方式,带来重大影响,也值得持续关注。
 

本文原载于法鼓山《人生》杂志第430期,佛门网获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 - 宣方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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