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汉译佛经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

文:法忍法师 | 2015-04-22

汉译佛经对中国声韵学的影响

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是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而四声正是等韵图主要架构中的一个成份。陈寅恪先生曾着《四声三问》探讨这个问题,认为四声实起源于佛经之翻译。他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此四声说之成立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顒沉约之徒又适为此学说代表人。」又引《高僧传‧卷十三》云:「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因为在魏晋六朝时,已开始有不少汉译佛经出现,令中国人对梵文有更深的认识,因而促进了中国声韵学之出现,而沉约的《四声谱》及周顒的《四声切韵》,据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


在文学方面的影响

佛典初译进入中国的汉晋阶段时,诗体与音韵都起了变化、融合与反省,这是诗与禅在中国最初期的「交涉」中,佛教三藏中丰富的诗篇在中国寻求到以「偈颂」的面貌出现。中国诗歌的句数篇幅,乃至由抒情主体过渡到叙述与说理形态的变化,也正是诗禅之间相互影响、交汇、合流的痕迹。如元遗山〈嵩和尚颂序〉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对中国古典诗歌不管在表现方法、理论系统与创作内容上都有极深的影响,禅对诗的发展提供了滋养、借鉴、启发的积极功能,这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在佛教文化影响下,不但丰富了我国文学作品的内容、文辞,而且格律、思想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汉译佛经的影响。

另外,如《法句经》一类的经典就是以韵文的「说法警句」为首,再配以散文故事的行文方式。佛典中有大量这种韵散并行的体裁,其韵文部份可谓是翻译诗。然而这些透过「笔受」的翻译诗,其形式与美学范式与中国古典诗相去甚远,我们一般只称之为偈颂,未能以「诗」作品看待它,但是它采用中国诗歌形式与中国诗歌交涉及其原为诗歌的本质,却是不可抹杀的。


对文字训诂的影响

自汉代之后,汉译佛经日渐丰富,如在唐代的社会中,有不少知识份子都以训诂的方法去研究佛经,如《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等都是士人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使汉译经典出现不少注疏,另一方面,因要运用不同字义、比喻等注释佛经,故促进了中国的文字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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