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炳灵寺──渡于天地山水间(上)

文:骆慧瑛    图:骆慧瑛| 2014-04-02
图1:马世长教授伉俪(左二、三)和作者(左一)及友人于炳灵寺石窟,2008年。图1:马世长教授伉俪(左二、三)和作者(左一)及友人于炳灵寺石窟,2008年。
图2:炳灵寺巧遇藏传佛教僧侣,作者摄,2008年。图2:炳灵寺巧遇藏传佛教僧侣,作者摄,2008年。
图3:僧侣与作者于炳灵寺,2008年。图3:僧侣与作者于炳灵寺,2008年。
图4: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作者摄,2013年。图4: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作者摄,2013年。
图5:艾罗拉石窟(Ellora Caves),作者摄,2013年。图5:艾罗拉石窟(Ellora Caves),作者摄,2013年。
图6:作者于炳灵寺第169窟,2008年。图6:作者于炳灵寺第169窟,2008年。
图7:第169窟中的菩萨具印度风格,作者摄,2008年。图7:第169窟中的菩萨具印度风格,作者摄,2008年。

曾两度到访炳灵寺,炳灵寺给我最深刻印象是它自然和宁静的美。

第一次到访炳灵寺是2008年随吾师考古学家马世长教授(1939-2013年)。(图1)除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外,在往返敦煌途中,我们也探访了甘肃沿路一带重要石窟如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和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等考察中国早期石窟必访之地。

我们由兰州市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坐快艇前往炳灵寺,乘风而渡约少于一小时便抵石窟所在的河峡。汽艇泊岸后,迎面见一藏传佛教僧侣,于黄河水峡前沛然而立于静谧之间。(图2)环绕奇峰,各显巧趣,如宝塔、如城楼。松柏映岩,丹青饰岫,水景天成。河干,我们沿傍山的婉转小径而行,天朗气清下寻幽探秘。见环绕万壑争奇,宁静、自然、神秘。为访传说中的炳灵寺石窟,我们穿渡于天地山水间的灵秀自在。(图3)

在中国美术史上,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最重要的作品是石窟艺术。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杰作。炳灵寺石窟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陇西段支线。五胡十六国(304-439年)时期,陇西为笃信佛教的鲜卑族西秦(385-400年)政权所在地。西域高僧沿丝路入华,西北地区(现甘肃)自然成为中国境内传法的第一站。

石窟艺术随佛教从印度沿丝路传入中国,开凿石窟原出于佛教的修行需要。僧侣远离繁喧闹市,深入丛林山洞,以禅修悟道为目标,南传佛教至今仍奉行此修行方式,而北传(中国)佛教后来发展为在僻静高山处建造寺院来修行。修行人到洞穴禅修,后渐发展演变至在洞窟中雕刻绘画,形成石窟艺术。这也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艺术形式,从印度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图4)和艾罗拉石窟(Ellora Caves)(图5)等印度最早佛教石窟可见,中印佛教石窟艺术有着一脉相承、异曲同工 之处。自此,佛教和佛教艺术在中国历经约二千年的发展,呈现出具中国本土特色,并为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等带来影响 。

炳灵寺最早称为唐述窟,唐代称为龙兴寺,宋代称灵岩寺,明朝永乐时期(1403-1424年)后称炳灵寺。「炳灵」为藏语「仙巴炳灵」(byams pa bum gling)的简化,意谓「十万弥勒佛洲」。西晋初年(约公元3世纪),炳灵寺在黄河北岸大寺沟的峭壁上开凿,第169窟内北壁西侧有造像题铭「西秦建弘元年」,即是在公元420年。这一题记,令炳灵寺成为有正式记载最早开凿的中国佛教石窟。

炳灵寺石窟有两大标志,一是峭壁上的大型天然洞窟,二是建于唐代的弥勒大佛。《水经注》中载:「(黄)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悬崖之中,多石室焉......河峡崖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1] 这应是对唐述窟(炳灵寺第169窟)的描述,所形容的状况和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相若。

最令我惊喜的是,经一番担惊受怕沿狭窄栈道爬上离河面六十多米高的第169窟后,抬头乍见北壁正中的一尊立佛塑像,它完全呈现了印度笈多(Gupta)时期的艺术风格,[2]衣饰贴身,线条流畅优美,工艺超卓,直令人刹那间有时空交错之感。爬进这建于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原河峡峭壁上的洞窟,邂逅这近在咫尺、充满印度笈多艺术风格、出生于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佛陀,霎时浑然忘我,茫然不知生在何时,身在何处。(图6)

炳灵寺第169窟是一个天然石窟,呈不规则形状,窟高约十六米,宽廿七米,深十五米。在峭壁高处,岩石凸出如屋檐,堪蔽风挡雨遮阳,因此洞内佛像壁画不受风吹雨打和阳光曝晒,得以保存良好,同时因位处偏远,免去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中,各朝战祸带来的人为破坏。窟内现存二十多个建于不同时代的佛龕,六十多个佛菩萨造像和总计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壁画。塑像有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立佛、五坐佛等,刚健挺拔,造型精美;壁画的色泽仍富丽鲜明。雕塑与壁画内容主要是以《妙法莲华经》、《佛说无量寿经》和《维摩诘所说经》等经典为依据。壁画内的「西方三圣」、「十方佛」、「千佛」与佛国内的种种人物形象,均明显呈现西域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菩萨和飞天活泼可人,用色多为石绿和石青色,原始而清新,色彩用调是从印度经西域传入,画风却存当地当时的西秦风格。画中僧侣面部较大,表情天真,身形较厚重,衣服偏袒右肩,明显是印度风格,(图7)至今南传和藏传的出家人依然如此穿着。中国的佛教艺术后来受南朝影响,风格转为较纤细和清秀,就是后人所称的「秀骨清相」,标志着佛教艺术步入汉化的阶段。

(待续)



[1] 郦道元(约466-527年),《水经注》,北魏太和六年(482年)。

[2] 在五至六世纪(Gupta)笈多时期的印度,佛像造像的中心除了秣菟罗(Mathurā)外,还有鹿野苑,它的特色是雕刻精美,佛像的袈裟极薄贴体,雕工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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