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研究中国佛教音乐的一种难处 ── 谈中国音乐学泰斗杨荫浏的二三事

文:陈耀红 | 2018-10-30
(图:网上图片)(图:网上图片)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音乐舞蹈分册中,有由中国音乐学者田可文撰写的〈佛教音乐〉一条(我手边的是2004年9月第4次印刷版)。此条虽名为〈佛教音乐〉,亦有不足一百字提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佛教音乐随佛教向亚洲及世界各地流传,但主要写的是佛教音乐在中国历史中的概况。

另外,据另一位中国音乐学者周青青《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一文,则提到还有杨荫浏(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音乐学者)口述、 萧兴华(比田可文早一辈的音乐学者)整理的〈佛教音乐〉,是曾为《大百科全书》写的一个条目。

周青青提到的《大百科全书》,我相信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但为甚么我手头上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佛教音乐〉结果用上了由田可文撰写的条目呢?

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学泰斗。无论在音乐实践、 音乐理论以至中国文化方面,他的个人修养底蕴都极为深厚。当代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许多都受过他的《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着作熏陶。

杨先生出生于清末书香世家,四岁读书识字,私塾出身,对中国历史与文学非常熟悉,十二岁跟昆曲大家吴畹卿学昆曲和琵琶、 三弦等;八岁跟小道士学笛、 箫、 笙、 二胡,奏《三六》、《四合》、《老六板》等调子,后来又跟阿炳(华彦君)学。(稍对中国音乐有涉猎的人,都会听过阿炳的《二泉映月》,这是杨荫浏为他录下的少量存世作品)。阿炳音乐能力很大,但他除是杨荫浏的老师外,也是杨的学生,跟杨学琵琶大套。杨荫浏懂九十多套昆曲、 十多套琵琶大曲,又跟道士一起奏「十番鼓」、 「十番锣鼓」二十多年。杨先生在音乐实践的深厚积累,加上从小浸淫于中国文史,还学过钢琴、西洋乐理,也接受过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高等教育,包括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过书,又跟物理学家丁燮林学过声学、跟心理学家刘廷芳学过心理学等等,而且,他是很重视逻辑的人,这些都令他的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很有说服力,是我们这些在音乐实践上马马虎虎的写作人所无法比拟的。

那么,为甚么他口述的〈佛教音乐〉没有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出现?我不知道,希望有识者可以告知。至于这篇口述文章的内容,根据周青青说:「文章概括杨先生对中国佛教音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一、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采用天竺拼音翻译佛经,它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起着一定作用。二、 由于汉语与梵音之间的差异,佛教音乐便逐渐中国化了。三、 为了宣传教义,宗教所定的许多节期和庙会,给群众提供了艺术活动的机会,也促进了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结合。四、 佛教音乐由赞、 偈、 咒、 白四种因素组成,分别使用于《课诵》、 《焰口》、《水陆》等各种活动之中。」

至于田可文所撰写的〈佛教音乐〉条目,则可概括为:一、 佛教音乐自印度与西域传入中国后,便掺杂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音调,(例如清朝毛奇龄的)《西河诗话》记载:李唐乐府内的佛曲既有娑陀调、 乞食调、 越调、 双调,又有商调、 羽调,以及般涉调等。二、 佛教直接使用的音乐是赞呗(即梵呗)。 赞呗传入中国,因梵音与汉语结构不同,故佛教初入中国,所译佛经甚多,而印度赞呗却未能广传。相传中国赞呗始于曹植,至六朝分为转读、梵呗和唱导三部分,近代则改唱《钟声偈》、 《回向偈》等。三、 变文是讲唱佛经的场合,这种说唱音乐部分吸收了印度佛教音乐风格,同时也多采用中国民间音乐音调。四、佛教寺院在一些仪式和节日中,常用乐舞百戏弘法。五、中国南北佛教音乐风格不同,北方系统以五台山寺庙音乐为代表,南方系统以峨嵋山寺庙音乐为代表。 六、 常用乐器有管乐器、打击乐器,也常用琵琶、 三弦等。 七、 当今寺庙仍保留有部分曲目,敦煌杂曲亦保留部分佛教鼎盛时期的作品。

查看《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的音乐学科编辑委员会名单,杨荫浏是四名副主任之一,所以,上述的更换并非因他政治上出问题。而且,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包括有〔宗教音乐〕,下面还分为〈基督教音乐〉、 〈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三项分支。虽然不完备(最少便缺了回教音乐。中国有大量回教民族,而回教音乐却不纳入百科全书的宗教音乐条目,明显是太疏忽),但已属比较开明。 如果比较上述两段概括的内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杨先生口述的说法,日后有机会再作分析。

其实,即使不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杨先生对自东汉末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教音乐与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已多有论述,所占篇幅不少,比他在解放前发表的《中国音乐史纲》要详细许多。 这部史稿于内地改革开放后不久出版,跟百科全书开始出版的日期差不多,比百科全书的音乐与舞蹈分册面世早十多年(1992年4月第一版)。

众所周知,宗教在内地是一种敏感议题。起初在 1950年,宗教事务属文化教育委员会管理;到了1954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61年以后,则同时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辖下部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直至今年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宗教事务局宣告全面并入中央统战部,对外虽然继续保留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牌子,实质上正式撤销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 这种变迁显示了内地宗教政策的取向。杨荫浏原是一名基督徒,但他这方面的身分现已不明显,这肯定是跟社会大环境有关。

杨先生1920年曾加入中华圣公会,他与刘廷芳一同译编了《普天颂赞》。这本基督教赞美诗歌集,现仍在广泛使用。内地改革开放后, 杨荫浏在接受音乐学者梁茂春访问时说:「从1929年到1941年,我是宗教音乐家。我是应聘去为基督教圣公会做宗教音乐编辑工作的。」

不过,由于宗教属敏感议题,加上杨先生曾受过批斗,所以,有关杨先生生平,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有关的这一方面,都是一些零零落落、 隐隐约约的片断,至于他在中国基督教音乐上的贡献,亦未再受到足够的重视。 反而,以杨荫浏署名为作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每每把宗教写成统治者用以麻醉人民的统治手段,这种对宗教的态度,并不像是出自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手笔。这是杨先生对宗教的个人立场已出现转变之故?抑或书中的立场,是当年一起有份参与编写提纲及有权定稿的领导与组织的集体立场(此书于1959年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及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领导下,由杨荫浏、 廖辅叔、 李纯一写出提纲,然后由杨执笔写成初稿,继而要等到1977年 —文革落幕后的翌年 —全书才完成,1981年出版,历经二十 二年)?又或是无论是个人或个别集体都须服从于党领导而产生的立场?

杨荫浏和廖辅叔分别于1984年和2002年去世,李纯一如今约一百岁(有说他生于1918年,亦有说是1920年),但无论是在世或已去世的内地学者,即使是来到今天,在公开谈到带宗教色彩的事,不管所谈的是个人信仰或学术研究,都仍会比较小心翼翼。当然,我这类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没有经历过内地前辈们的难处,写这篇文章,只是希望读者阅读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专家文章时,能带开放的态度,不要像我年轻时那样,往往容易因为某些分歧而影响整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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