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自杀者需要甚么? ──对佛教回应自杀问题之初步省思

文:唐秀连 | 2018-04-05
(图:网上图片)(图:网上图片)

自杀是为离苦

谈到自杀,凡是正信的宗教,基本态度均是坚决的否定与反对,佛教亦自不例外,认为自杀是罪愆,会召感恶报。佛教拒斥自杀的立场,在一般信众和教界人士的普遍理解中,乃是旗帜鲜明,毋庸置疑的。因此,在面对社会上实际发生的自杀事件时,佛教徒每每惯习地采用一套教界认可的成说,来予以评断,并且认为,这已充分宣示了佛教对此问题的明确观点,故不劳再加分说。也许正由于此,佛教虽以了生脱死作为修行的目标,并盛言死后的超拔与救度,但教界对于人类死亡现象中的一大议题──自杀──只投入有限度的关注。[1]且看2014年起香港青少年自杀率突然从低位持续飊升,引发社会媒体热烈讨论,特区政府更于2016年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专责研究防治学童自杀的方案;然而,相对于坊间的热议,佛教界的回响却显得颇为微弱。箇中原因,或许与前述教界对待自杀的惯常取态,不无关系。

事实上,自杀问题的复杂性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佛教既谓一切事物,皆是依因待缘而成,据此以观,自杀的成因也必然是综合性的,既牵涉人类意识潜藏的自毁本能(无有爱),乃至社会风气、文化习俗、经济环境等诸多结构性的「共业」,同时也包含个人的身心状况、气质个性、际遇处境等「别业」。此外,一般所谓「自杀」,只是一个笼统的名词,真实情况是,自杀行为与致死企图,不一定互相挂钩。很多时企图自杀者并没有轻生的意图,他们采取自杀或自毁的姿态,真正目的可能是表达内心的困扰,寻求他人的关怀与援助。[2]所以,在绝大多数自杀行为的面罩底下,是终止痛苦的期盼,而不是结束生命的意愿。这说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自杀者心底的共同愿望,是离苦,他们相信终止个人的感觉和意识,是彻底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因此,要防治自杀事件,除了使用隔离、劝导、纾压等手段,去阻绝自杀行动和自杀意念的萌发,更为迫切的工作,是理清自杀现象的来龙去脉,了解促成自杀行为的痛苦根源,如是顺藤摸瓜,才可望在源头上消解自杀的诱因。而拔除苦因的第一步,别无他法,就是切实地理解企图自杀者所身处的境况、所面临的难题。在这过程中,无论是个人层面的别业,还是社会制度等各式各样的共业,也应该一并考量,不可偏废。

佛教反对自杀的理由

按照传统观点,佛教之所以反对自杀,大体上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自杀即自己杀害自己,无疑犯了「不杀戒」。又「不杀戒」以杀人为重罪,而自杀则其罪等同。所以佛陀制戒,规定比丘自杀者犯「偷罗遮罪」。

二、每一个生命皆要经过成、住、坏、空四大基本规律,如果以人为的方法或方式去终止这个过程,实在是违反自然之道。

三、人道是六道中最殊胜的,因为容易接近佛法,所以容易修道,并容易觉悟、容易解脱。不过人的寿命很短,且人身难得而易失。能得人身,实为大幸,故应好好珍惜。

四、佛陀教导人们要「上报四恩」,因为生命并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天地间共生共有的,我们没有资格将之摧毁,而应该将之奉献给大众。[3]

五、自杀者身故后,每隔数天就会再经历一次临命终时的惨况,所感受的痛苦,千百倍于生前,非语言所能形容。[4]

以上,分别论及不杀、四劫、人身难得、四恩,这些原来都是佛教的通义,而据以劝阻自寻短见的行径,对于佛教徒来说,当属毫无异议的正理。至于自戕的情景会在死后反覆出现,亦为不少佛教徒耳熟能详并坚信不疑的教说。

佛教传统的自杀观,都是以经籍为依据,将自杀与杀生相提并论,一方面警诫自杀会招致罪业恶报,另方面劝勉人们珍爱人身。这种建基于经义的概要式说法,毫不含糊地昭示了佛教将自杀归属于不如法行为的根本立场,但是,却不见得能加深我们对现今自杀问题的认知,也无助于纾解自杀者当前的困恼。假如佛教意欲在预防自杀的工作上担当更积极的角色,那么,在依经释义以外,佛教界是否须要从专注于理念向度的传统诠说模式突破出来,另觅更为建设性的蹊径,以期更剀切地对应这股炽烈的自杀风潮?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概览当今教界对自杀现象的论议,然因篇幅所限,只能略举一些华文佛教的代表性言论为例。

佛教界对自杀现象的论议举隅

首先是星云大师对自杀潮的看法。他将自杀的原因归纳为四种: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没有解决问题的勇气;不懂得自己的生命与别人的因缘关系;不知道自杀、杀人都是同样的罪业。他认为萌生自杀念头的人,必定是自私、无能、无力、无明,缺少对生命的认识。不过,他不赞成将有自杀意念者当做是意志力、态度或是道德上有问题,反而应该把自杀当作是一种疾病来看待,因为这样能减轻企图自杀者的罪恶感,让他们更愿意向别人求助。[5]

内地学者陈坚分析大陆大学生越演越烈的自杀事件,认为问题症结在于他们欠缺生命方向,因此人间佛教应该帮助大学生了解「空性」见,从而激发生命的正能量,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6]

宽运法师是少数曾谈论香港青少年自杀浪潮的本地佛教界人士。他将学童自杀问题归因于两种极端的家庭教育模式:一是专制家长长期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二是「温室花朵」式的教养方法令孩子抗逆力不足。依佛法来说,人的生命不是属于个人所有的,是由父母结合生养,加上社会众缘的培育才可以成就的,所以人没有权力毁灭自己的生命。自杀就等于杀生,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佛法不容许的。他鼓励青年人保持正向思考,勇敢面对困难,遇到挫折时要增强忍受性,尽其所能地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7]

上述文献,多少反映了现时汉传佛教对自杀问题的主流评议,从中可以看出几个要点。首先,论者一再强调,自杀等同杀生,是罪业,是不道德的行为。其次,自杀者在个人素养上的缺陷,诸如抗压能力偏低、欠缺「空性」见、不能认清生命的方向,是引致他们走上不归路的主因。因此,若然要摆脱生无可恋的思想困局,最终要靠的仍然是当事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综上所论,自杀是一种源于个人在心智上或性格上的缺失而引发的错误行动,须仰赖个人的意志力,启动内在的正向能量,才可予以纠正。众所周知,佛教是崇尚自力的宗教,人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是故自杀者的生命轨迹,终究取决于一念迷悟之间,这确乎是不容否认的实情。不过,佛教同时亦主张万事万物莫不是依因待缘,互相依存而成立,从此缘起的世界观出发,自杀问题的病源和病灶,便不可全盘归咎于个人本身的弱点。家庭、群体与社会,既向个体施惠了各方面的成长条件,而有恩于彼,此亦表示,他们同时建构了各种各样的秩序模型,形塑并规范着个体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在个人的自杀事件上,家庭、学校和社会整体都得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不可置身度外。以香港近年的学生自杀潮为例,有舆论分析,社会处处弥漫着「竞争的风气」、「对文凭的追求」,是迫使年青人走上不归路的罪魁祸首。亦有临床心理学家表示,一个人的自杀通常都不是单一问题导致。如果一个人有完整的社会支持网络,心理上感到快乐,那么即使面对压力,也不会选择自杀。[8]这在在说明,自杀与所有缘生法一样,与世间事物交织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当中既牵涉到个人经历中积集的无数远因和近因,也受到许多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正因如此,如果一味指摘自杀者脆弱无能,要为个己的窘局负上全责,这便违反了缘起无自性的理则。

自杀者需要甚么?

在很多佛教徒眼中,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业,但他们通常忽视了,为数不少的自杀事件,并非因为人们不愿克服困难,而是受到具生物性基础的精神病或心理疾病驱使。在病情严峻时,自毁的念头不由自主地盘旋在脑海,堵塞病人的心灵空间,他们几无可能单凭自身的理智和意志力,走出了结余生的阴霾。当一个人因丧失理性的自决能力而自断性命,与其说是罪行,不如谓之可怜可悯的憾事,更为确当。

现代自杀学(suicidology)之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1918-2009) 曾表示,自杀的关键是来自承受不了的精神痛苦 (「灵痛」,psychache)。[9]所以,即使自杀者明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负面方法,仍然会出于逃避苦痛的渴求而走上绝路。由此我们领会到,防治自杀的基础,除了观念上的开导,更重要的,是照护当事人的感受,陪伴他度过哀伤失落的情绪难关。

意图自杀者究竟需要甚么?他们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这是人们在处理自杀问题时,往往视若无睹,却又是首应重视的课题。概而言之,有自杀想法的人,渴望别人怀着同理心,耐心倾听、认真理解他的独特感受,这样能令他感到被关怀及被接纳,释除孤独无援的绝望感,重燃生存的勇气。与此相反,任何谴责、批评的言词、查根究柢的探问、强加的建议、不切实际的承诺,纵使是出于善意,都会令自杀者感到不被尊重和不被谅解,而倍觉委屈难受。[10] 

「谛听」和「爱语」

自杀者最大的纠结,并不在于他们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其心灵被自我厌弃、自我伤害的念头骑劫了,而以为自己非寻死不可。对于被捆绑的心灵来说,容许他们抒发纠缠不清的情绪,远比陈腔滥调的说教和训示,来得更加体贴受用。而为濒临自杀危机的人开拓宣泄感情的空间,用心的聆听、表达感同身受的慈愍之情,都是十分重要的关节。

其实在佛法中,也有提倡类似的以慈爱为基础的沟通艺术,这就是「谛听」和「爱语」。谛听,是抱着帮助对方减轻痛苦为目的,耐烦地聆听;爱语,是说关爱且诚实的话语。谛听和爱语,是本着慈悲精神的沟通方式,是滋养人际关系的心灵养分,能促使人们卸下成见,敞开胸怀,领受彼此的心意,增进双方的理解。这种交谈方式,事实上也适用于应对自杀危机。当我们与有意自杀的人沟通时,通过怀着慈悲心的谛听与爱语,能令我们放下批判的态度,正视情绪受困者的苦难,愿意与他们携手同行,寻找治疗痛苦的方法。因此,如何将谛听和爱语应用于自杀的防治,是绝对值得佛教人士深入考量的。

配合现代处境的「佛教自杀学」

随着现代文明急速进展,往往伴随着人际疏离和家族结构崩解,容易令人们产生受挫的归属感(thwarted belonglingness),以及自觉无能感(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因而催生自杀的念头。[11]为此,当代的自杀理论多如过江之鲫,涵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精神医学、教育学等领域,从多元角度,推寻自杀的因由、环境特性、特定族群的表现形态、疗治与防止方法,累积的成果相当宏富,有助扭转社会大众对自杀人士的偏见,并能更全面、更客观地平议自杀现象。

2013年9月10日的「世界自杀防治日」,将主题定为「污名化:自杀防治的重大阻碍」,揭示精神疾病与自杀意念和行为在遭到污名化 (通常外显为刑事化、罪责化、道德审判) 的情况下,如何严重防碍救治自杀个案的资源募集,终致拖低自杀防治的效能和品质。由此可见,单纯地以刻板印象看待自杀者,乃至将自杀意念与行为罪业化,对于救助个案事主,不但无济于事,更会带来恶劣的后果。

今天,无论学术界、志愿团体还是公众人士,已经汇集了极为丰富的自杀研究论述,对于佛教涉足自杀防治的工作,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自杀防治的范围很广,从紧急的危机介入、遥距(电话、网络等)辅导,到面见事主的咨商,涉及深浅不一的层次,所要掌握的知识,也迥然不同。佛教在此的自我定位是甚么,参与的程度有多深,是需要进一步确定的。此外,佛教亦可考虑建立一套配合现代处境的「佛教自杀学」,以当今自杀学的前沿研究成果作为参照点,结合佛教哲理及伦理观,重新构建佛教面对现代人自杀情境的特殊进路,设法提升人们的集体连结感,开发更有效的策略扶助自杀未遂者以及自杀遗族,为自杀防治工作,展开佛教的步伐,以佛法的智慧为指引,协助他们重建健康光明的人生。

 


[1] Taigen Asano, “Can Buddhism Prevent Suicide?,” Japanese Bulletin of Social Psychiatry, 13(2): 138 -138 2004.

[2] 谢永龄:《青少年自杀─认识、预防及危机处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1、12。

[3] 以上四点参考宽运法师:〈认清生命的意义与自杀的真相〉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23/227916.html (2018/3/19)

[4] 天华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请珍惜自己的生命—认清自杀的真相》https://book.bfnn.org/books/0624.htm (2018/3/19)

[5] 星云大师:〈佛教对「自杀问题」的看法〉,《普门学报》第23期(2004年9月),页1-25。

[6] 陈坚:〈「人间佛教」与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从大学生的自杀说起〉,《人间佛教与生命教育国际研讨会》(2016年),南华大学人间佛教研究及推广中心。

[7] 宽运法师:〈喜悦人生:珍惜自我‧珍惜生命──切莫轻生〉,《东方日报》,2015年2月1日。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50201/bkncn-20150201000316267-0201_05411_001.html (2018/3/25)

[8] 〈分析:香港为何学生自杀事件不断〉,BBC中文网,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3/160318_ana_hong_kong_youth_suicide (2018/3/27)

[9] Shneidman, E. S. (1986), “Ten commonalities of suicid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ponse”.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7(2), 88-93.

[10] Judie Smith, Coping with Suicide (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Inc., 1990), pp.116-117.

《重燃耆望:预防长者自杀服务汇编》(香港:生命热线,2002年),页27。

[11] 林上伦等:〈亘古难题-人为何会自杀?〉(《台湾医界》,Vol.56, No.9,2013),页44-48。

作者 - 唐秀连
广州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文学硕士课程副主任。曾任东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员,研究范围:天台学、梵文佛典、中国佛教哲学。

电邮:tongsauli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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