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千載後，弘法託詩篇」、「聖地氣和祥，梵剎境清涼」、「禪宮龍象師生聚，梵音響亮元音續」……時值1973年四月五日清明節，能仁書院師生聚於荃灣弘法精舍慶賀，並辦蘭亭雅集，在校監洗塵法師的帶領下誦吟詩歌，以誌書法藝術對中國佛教的推動及發展。當天師生三十餘人，輪流吟唱詩章，好不盡興！一句「荃灣曲一水，禪堂別有天」，道出精舍殊不簡單！它又豈只是一座禪堂而已？弘法精舍自八十年前落成開始，即以弘法為己任，先後有佛教大德在此創辦弘法精舍佛學院、華南學佛院和香港佛教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前身），為佛教培育不少人才。弘法精舍其實尚有鮮為人知的豐富歷史，本文將述其中數項，讓讀者感受精舍繼續努力承前人、默默推動弘法工作的弘願。
弘法精舍佛學院 禮請寶靜法師講學
今天所見的弘法精舍與初建時的模樣分別不大，樓高兩層，覆以中式屋頂，並添加了宮殿式的裝飾如斗拱和雀替，但整體上採用西方技術和物料興建，融合中西。建築物大致分兩進，中間的天井覆蓋玻璃頂，透入自然光線，天井兩旁有梯級直上二樓的僧房。正門的「弘法精舍」四字由滿清最後一位榜眼朱汝珍於民國廿八年（1939年）題寫，精舍當年應頗具名聲。這位前清翰林於1929年移居香港，在孔聖講堂、保良局、廣華醫院舊大堂、賓霞洞和黃大仙祠盂香亭等地寫下匾額或對聯。那些墨跡與「弘法精舍」一樣，都是在三十年代的作品。由正門走進正殿，要穿越兩座西式圓拱門。雖然精舍並非嚴格地按佛寺的傳統布局建造，但亦具備了佛殿必有元素。正殿中央的佛龕供奉三座佛像，稱為三寶佛，由寶靜法師於寧波訂造。據悉後來日本侵華，佛像幾經轉折才運到香港安奉。佛龕左右兩側有護法站立，分別是韋馱菩薩和伽藍菩薩。正殿兩旁置有鐘和鼓，遵從「晨鐘暮鼓」的佛教規矩。[1]
回溯到1938年，本地商人黃杰雲於荃灣九咪半購地，原打算讓三夫人王璧娥作靜修之用。他認識到在香港弘化的寶靜法師。寶公為諦閑老法師的傳人，為天台宗四十四代教觀總持及寧波觀宗寺住持。黃杰雲夫婦於是和李素發居士共同發起興建弘法精舍，設「弘法精舍佛學院」，禮請法師為主講，教授天台宗教觀、戒律行儀等，招收有志學僧。寶公亦在廣東一帶招收了多名廣東青年學僧，並邀得廣東的寶乘法師、東北的化東法師、弟子顯明法師協助授課。同年秋季，寶公回國內處理事務，卻忽然罹疾，於上海玉佛寺病逝。顯明法師在料理師父的後事完畢後，仍回到精舍。及後二次大戰爆發，精舍師生大多回寧波及本籍去，惟覺光長老得寶公授命[2]，及另外四名同參留守弘法精舍。其後1942年香港淪陷，日本軍佔據精舍，法師們陸續離開，弘法精舍佛學院正式結束。誠如天台宗高僧倓虛老和尚於口述自傳《影塵回憶錄》中言：「甫告開創，即遭戰禍，弘化工作，迫得停輟。」
戰後光復 倓虛老和尚創華南學佛院
香港光復後，黃杰雲夫婦有感此莊嚴道場，受戰亂所侵擾，荒廢數年，實在有違弘法之願。幸得王學仁、林楞真兩位居士協助，按東蓮覺苑方規，成立保管董事會，管理弘法精舍各項事宜。1949年，是年倓公七十五歲。他應虛雲老和尚邀請南來復興光孝寺，後因香港因緣成熟，遂移錫此地，住於弘法精舍，此後到1963年農曆六月廿二日圓寂。該年四月，董事會諸位居士發心於精舍成立華南學佛院。倓公為首任院長及主講導師，隨後定西法師及樂果法師也帶領學僧來港相助。後世尊稱三位大德為「東北三老」，以彰其振興東北佛教、發展香港佛教的巨大貢獻。
當時香港為培育弘法人才的重鎮，華南學佛院屹立其中，可謂極一時之盛。倓公在呈交香港佛教聯合會的《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鈞會准予備案因由》中陳明取「學佛院」之名，是「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旨在注重行持。」學佛院課程除包括楞嚴、法華、唯識、止觀、淨土、天台各項，也旁涉國學、地理、醫學等科目，以三年為一屆，原計劃招生學僧十名，後因人數眾多，倓公力爭增加名額至二十一人。
倓公同時於精舍中成立「華南學佛院印經處」，印行《諦閒大師遺集》，由他的弟子大光法師主持編務。學佛院諸學僧自動發心學習印刷，歷時一年半，始告完成。除了印經外，學僧還須「登山採樵，開田種菜，擔糞施肥，實行百丈之清規」，皆因他堅信，「為了適應時代， 將來非自食其力不可」，單靠僧人托砵、法事及供養，是無法在這個不斷前進社會上生活。[3]倓公採取這種工禪制度，主要是因為營運學佛院的經費緊拙。[4]但也因為這樣，感動了上海紗廠的主人江上達、楊之游等人，慨捐巨款，代為購置精舍電燈、蓄水池及蓄糞池等項目，減輕眾僧負擔。據永惺法師憶述，學僧為應對學佛院日常開支，決定興辦水陸法會籌款。由於樂果法師對法事儀式最為精通，所以在各人的支持及協助下，學佛院每年都啟建水陸法會，經費難題遂得以解決。
三年轉瞬即過，第一屆學員畢業，共十人，計有永惺法師、樂渡法師、寶燈法師、達成法師等。第二屆課程隨即展開，講授內容如同第一屆，大同小異。又三年後，第二屆學員共十三人畢業，是屆有暢懷法師、泉慧法師等一代龍象。倓公在畢業禮上致辭，言明時勢變動太快，若硬性規定為三年一期，恐怕難以為繼。因此他主張學期採彈性處理，學佛院改研究性質，學僧任選一科，專門自修。[5]事實上，學佛院初期的生源主要是來港避難的僧人，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內情況暫見穩定，來港求學的僧人大為減少，偶有如菲律賓計順市普濟寺開山住持廣純法師隻身來港依止倓公、樂果法師求學，然而終不成氣候，華南學佛院遂因南來求學學僧數目銳減而停辦。
回顧華南學佛院短短數年間，培育了在各地擔任弘法重任者三十餘人，他們大多如今雖已往生，但均是萬眾敬仰的諸山長老，可見倓公及學佛院的諸老師，對香港、澳門乃至海內外佛教的紹隆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
肩負教化重任 洗塵法師倡辦香港佛教書院
弘法精舍兩次辦佛學院最後雖告停辦，但其弘法育才的優良傳統不變。倓公圓寂前數年，王璧娥居士決定移居美國，為延續前人初發之心，於是將精舍贈予東蓮覺苑。據東蓮覺苑主席李焯芬教授憶述，為此苑方曾斥巨資進行修葺 ，令其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弘法道場。[6]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寶燈法師及覺光法師等，發心籌辦香港佛教書院。1967年，洗塵法師與時任東蓮覺苑苑長愍生法師商議借用精舍，舉辦香港佛教書院。兩年後，書院正式於精舍啟用。啟用典禮當日，得荃灣理民府長官班禮士先生（Mr. G. Barnes. J.P.）親臨主持，也是一時盛事。書院最初只設大專部及大學預科，共六個系，包括佛學系、中國文史學系及工商管理學系等，一年後增設中學部，是為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
香港佛教書院在校監洗塵法師及副院長白志忠的領導下，除處理精舍日常教務外，還致力推動政府承認其為非牟利大專書院，及培養研究 風氣，努力和西方國家的大專學府 看齊 。
後於七十年代改為香港能仁書院，據「香港能仁書院創校碑文」記載，此舉為「弘揚佛陀教法，光大佛校文化，及興辦教育慈善社會福利事業……肩負教化重任，繼往開來，責無旁貸……」[7]1971年七月，洗麈法師開創中國佛教「短期出家」之弘法先河─由僧伽聯合會主辦一年一度之「剃度大會」，提倡短期出家剃度，又以以夏令營形式在弘法精舍舉行，據宣傳單張所說，宗旨是為「弘揚聖教，續佛慧命，引導青少年認識佛教，體驗正覺生活」。後因參加人數逐年增多，遂於1979年改在妙法寺新建之大殿舉辦。剃度大會全部採用中國佛教傳統儀式，莊嚴肅穆，至為虔誠。每次都吸引到不少諸山長老、各界嘉賓，甚至是傳媒記者採訪，參與人數可高達一千人。最特別的要數第三屆剃度大會，當年僧伽會響應政府的「反罪行運動」，各界善信聞風而至，報名者踴躍，達十七人之多。當中最著名者要藏傳比丘尼傑尊瑪丹津葩默（Jetsunma Tenzin Palmo），傑尊瑪（意指尊敬的）是英國人，因為藏傳佛教按照根本說一切有部（Mulasarvastivada）的戒律傳承，致使比丘尼戒這部分早已失傳。她為了成為首名受具足戒者的比丘尼，不惜千里迢迢從印度來弘法精舍，趕來參加。[8]
時光荏苒 精舍於高科技時代迅速發展
時光荏苒，能仁書院因擴充發展，遷離弘法精舍。1997年香港回歸，僧伽會將精舍交還東蓮覺苑。及後東蓮覺苑於1999-2004年間，將精舍借予佛光山，讓他們以香港佛教學院的名義開辦佛學班。香港佛教學院最大的特點在用佛教義理和佛教實踐結合，解行並重。課程涵蓋經論、佛教歷史、 梵唄唱誦，甚至插花藝術及素食烹飪 。學院的招生對象為三十五歲以下的未婚男女，每一期的課程歷時約四個月，更要求報讀者每逢星期六、日在香港佛光道場掛單。這種學校與叢林結合的辦學方式，將叢林現代生活制度與現代教育制度融合，佛教傳統精神與現代教學融合。[9]之後在2003至2008年，精舍借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作佛學研究用途。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曾於2004年應邀到弘法精舍辦「出家毗尼營」，宣講《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為期二週。 法師憶述當時佛學研究中心的廣興老師告訴他，弘法精舍當時以象徵性的租金租給他們，作推廣部會址 ，兼供佛學社團活動之用。[10]
早在1995年，何東爵士後人何鴻毅居士倡議創辦佛教網站平台「佛門網」。東蓮覺苑於2008年收回弘法精舍後，為了使得佛法能在這高科技時代迅速發揚光大，於是安排精舍作為佛門網之基地，全面投入推廣佛法的宣揚，並同時在弘法精舍推出多項活動如禪修、短期出家、茶禪、經論講座，供予市民有機會聞法聽經，進修自身菩提，增長智慧。在這十年期間，東蓮覺苑及弘法精舍的宗教活動，與佛門網的網絡服務互相輝映。網站由最初只有一位負責資訊科技的全職員工，發展到今天為全球讀者提供中文繁體、簡體及英語兼備的深度內容，順利落實了何鴻毅居士高瞻遠矚、貼近時代脈搏的弘法理念。
弘法精舍這些年來一直是香港培育佛教弘法人才的重要基地，雖然不是法定的歷史建築，然而它在香港佛教發展史上扮演著一個無可替代的角色。現時精舍暫不對外開放，東蓮覺苑將為它作保育維修的準備，讓我們期待弘法精舍未來在嶄新的舞台上，繼續秉持興辦佛化教育、闡揚釋尊聖教的傳統！
[1] 《香港僧才的搖籃──弘法精舍》，陳天權
[2] 當時覺光長老還不滿二十歲，但寶靜大師已特別指定他要隨行來港學習。在弘法精舍短短一年間，長老得寶靜大師傳授天台教義，日後更成為天台教觀第四十六代傳人，其法名為「起本」。
[3] 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員畢業時倓公致辭。見《倓虛大師年譜》，王佳輯錄，山東：海會講寺，頁135。
[4] 華南學佛院開辦時，除學生及東北三老外，尚有伙夫、校役各一人，共二十六人，所有經費只有一千元，後雖然經費由一千元提高到一千三百元，但仍入不敷出，見《淺析香港華南學佛院在近代僧伽教育中的貢獻》，張雪松，福建佛學院。
[5] 〈華南學佛院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香港：湛山寺，1974，頁338。
[6] 《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三聯書店，2016，頁203。
[7] 至2014年，香港能仁書院之管理亦出現改變，中文名稱改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英文名稱亦由The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改成Hong Kong Nang Yan College of Highe Education。
[8] 詳明《內明》第16，17期合併號，香港：內明雜誌社，1973，頁54，55。
[9] 〈星雲大師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以香港佛光道場義工教育為例〉，王富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2015，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生命流轉的動力: 現觀智慧（中）〉，《香光莊嚴》第78期，2004，嘉義：香光莊嚴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