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记物腐虫生的年代,记金秋十月的弘一大师

文:陈耀红 | 2018-09-18
图:网上图片图:网上图片

弘一大师出生于十月的秋天,圆寂也在十月。说到近代佛教的汉传弘法歌曲创作,大师是先驱。上期提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伐前后出现的灭佛事件,大师是护法。大师世寿虽只六十二岁,但却有说不尽的前尘往事。

在香港佛教学校读过书、教过书的,许多都会唱过:「人天长夜,宇宙黮闇⋯⋯」。这是弘一大师作曲,太虚大师作词的《三宝歌》第一段的开头。

弘一大师比太虚大师年长十岁。据台湾「全国宗教资讯网」,两位大师在国家情操与僧团事务上,行径非常相似,两人交情也非常好:「对于太虚推动人生佛教、戒律重建和寺产改革等佛教现代化的活动中,弘一给予非常大的支持与鼓励。甚至在太虚被传统势力激烈反对之际,弘一依然给予他真诚的支持。由于太虚并无受过正式的教育,所以设计教学课程非所长。曾留学于日本的弘一对于现代教育较为熟悉,所以便协助太虚把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引入太虚创办的佛学院。」(政治大学中文学所硕士生郭捷立)

弘一大师、太虚大师生卒离我们不过一百年上下,坊间有不少关于他们生平的着述,很值得到现在仍有心推动佛教的人阅读和思考。

那是个由帝制转入现代政治制度的大时代,也是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大冲击的年代(佛教当然不能避免)。

这是一个物必先行自腐而后虫生的故事。汉人原本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民,突然要面对被烈强瓜分的大危机,在被逼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不可避免地气愤、激情,但因没有充分时间可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反省与改革便只能是跌跌撞撞,像初生婴孩般不成熟。而且,外侮逼于眉睫的同时,还有内忧:太平天国崇尚基督教,所到处儒道佛等传统信仰都遭殃,直至1864太平军被平定。这些都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现状及传统作出反思,希望去除腐朽,重新振作。

其中一种改革方案就是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当时在全国范围都有筹办现代化学堂的需要,但苦经费不足,所以,想到最快的方法,就是征用各地现有产业,如祠堂、佛寺、道观等来改建为学堂,于是有「寺产兴学」之议。张之洞1898年上表光绪帝,他那篇着名的《劝学篇》主张把七成的寺庙作校舍,七成的寺庙田产作办学经费等,就是这类主张的代表。文中,这位无竞居士其实并不认为佛教迷信,而且主张把寺庙、田产留下三成予僧道居住和食用。他并非要灭佛驱僧。 在文章一开始:〈同心第一〉中,张之洞虽称儒学为圣教,但在提到佛教时,他写道:「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所以,那时主张「寺产兴学」的人,不是全部都否定佛教,视之为迷信的。       

但是,到了1927年,弘一大师在杭州之时,情况看来与清末光绪年间倡「寺产兴学」时已有所不同。当时,比前更激进的 「辟佛」之议,已蔓延到上海、南京和杭州一带,据大师的朋友姜丹书在《弘一律师小传》中记:「民国十六年春,杭州政局初变,锐气甚盛,已倡灭佛之议,欲毁其像,收其宇,勒令僧尼相配。」弘一大师当时驻锡常寂光寺,为了护法,他一方面与主张毁庙驱僧的人对话,另一方面写信予对僧众感不满的蔡元培、经亨颐等,建议委任太虚大师与弘伞法师(出家前曾是军官,革命健将)专任整顿山林僧众之事。

显然,当时的中国,除了政治、教育等需要改革外,佛教内部自己也有引起公众不满,有须要改革的地方。当时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其实已有自我反省者。最早成立的新式佛教教育机构,是杨仁山居士于1895年创办的「只洹精舍」。后来,弘一大师晚年也在厦门办过「佛教养正院」;他且被称为「律师」(律宗的传承人)。

戒律废弛,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都要面对的一大问题。佛教崇尚智慧,为甚么近代至今被人误以为是迷信?这是正法未被弘显之故。所以,怎样建立一套在现代世界裏能行之有效的佛教教育制,非常重要。此外,僧人是古今佛教教育制度中的老师,但戒律废驰,僧人制度便会受到质疑,皈依制度便失栋梁。没有好老师,教育制度只是一个空壳,佛教也会变成空壳。

弘一大师、太虚大师,以及杨仁山居士等等这一批先贤,都是有反省能力而又坐言起行的人。 今天佛教得有复兴之势是果,他们种下的善业是因。但今天佛教不是没有隐忧,教育和戒律仍然皆未真正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是否有把握好目前比较安定的时代呢?所以,在纪念弘一大师时,只好暂不谈弘法音乐和他的艺术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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