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禪的「真實」──從私隱變賣談起

文：郭錦鴻
2011-08-24

早前鬧得滿城風雨的八達通日日賞客戶資料外泄事件，引發連鎖效應。繼銀行後，電訊商亦成為公眾關注的對象。事實上，每一間我們曾經提供過個人資料的公司，都可能是資料外泄事件的源頭，例如長途電話公司、寬頻服務電訊商、信用卡公司、健身公司、隧道繳費系統公司、纖體公司、網上商店，以至所有涉及入會程序的公司、會所等。

踏入廿一世紀，各國的互相依賴關係比以前更緊密，世界被高度壓縮。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同體系、持分單位的經濟貿易互相依存，以「此生彼生，此滅彼滅」的經濟關係維持和牽引著。然而，經濟貿易互相依存，需要有一定的「資源」支撐，而在很多情形下，這批資源都是他們的共同需求對象──消費者。消費者一直是為商家提供利潤的「硬件」，近年，此「硬件」在市場裏卻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種衍生「軟件」──個人資訊，這種軟件在價值重複創造的潛力中，與「硬件」不相上下。商家只要掌握這些「軟件」，再將之進行蒐集，打造成另一種商品，又可在市場上叫賣，與其他商家分享，實在是「物盡其用」。

而購買這些產品的商家，他們既能按照商業策略，運用這批資料，同時又可以把這批資料再易手，前一手賣家在賣資料一刻很多時已脫離了責任，運用資料的協議由商家規定，在此情形下，消費者卻毫不知情，完全處於被動，個人資料忽然不再屬於個人──竟不知不覺「出竅」了！更走在商業世界的交易桌面，等待商家的複製和使用。個人資料頓時變成沒有期限和可持續複印的「債券」，喔，所謂私隱，原來在商業圈子裏已詭異地被「全球化」了。

難以遏止的變賣行為固然令人頭痛，但可憐個人資料「一旦出門無法收回」的命運，莫不叫人「銷魂」。現在消費者可以做的，就是如何盡力把自己的私隱變成零價值的「債券」，讓其在市場上停止流動。

我們知道，在利用電話推銷商品的活動中，推銷員是賣家，接電話的是潛在買家，推銷便是「主要活動」，這是我們普遍認為的關係分布。不過，獲熟悉運作的朋友告知，原來在「主要活動」中，也有「更主要的活動」，就是「分類」。原則上推銷只是一種「顯活動」，在此之下，卻有「暗中分類」的「隱活動」。每一個推銷電話，既是一次Promotion（推廣），其實也都是一次Interview（訪問）和Evaluation（評估），因為他們著重的不全都在於你是否購買他們的產品，你是否會聆聽或打斷他們的說話、聆聽多久、多久才打斷、應答是否展現理性態度、拒絕是否具針對性等等，都是他們納入考量的成份。所以，定義和分類的最終行動，仍由推銷員主宰。在分類的消費者中，我們相信，有些被定義為「有教養、理性」或「有禮貌、有學識」是他們最珍貴的資源，當然也有「老人家」、「家庭主婦」、「青少年」等，說不定連「傭人」、「新移民」、「爆粗一族」、「聲甜少女」都自成一類。這不足為奇，因為每一個分類層都有市場，如長途電話服務可針對「家庭主婦」或「傭人」，資訊科技產品或財務借貸可提供予「青少年」或「爆粗一族」，等等。這些已分類的資料再轉賣予另外的公司，然後他們又再致電給目標客戶銷售產品，之後再分類、再出售、再致電，形成沒完沒了的銷售循環。最終，分類越趨準確，消費者卻備受滋擾，連曾蔭權到北京見國家領導人都接到千里迢迢致電過去的促銷電話，情況之嚴重可以想像。就此也可推斷，資料轉賣活動的市場，絕非寥落。

真作假時假亦真，在商業世界裏，基於不同原因，真相多少受到隱藏。當我們回答「不需要」的時候，以為已經把心中覺得的「真實」表達出來。可是，對方需要的真實還不止這個層次，他們需要得到的「真實」，原來隱沒在我們看不到的角落裏。

唐代的智通和尚（生卒年不詳），有一次往歸宗寺智常禪師處求法。一晚，智通和尚要負責巡堂，在巡堂期間，忽然大叫起來。

「我開悟了！我開悟了！」
眾師兄弟也被他的舉動驚醒了，但由於已是深夜，大家也沒有特別理會他。
智常禪師知道此事，第二天早上上堂，便集眾師兄弟於堂內，問：
「昨夜誰大叫開悟？」
智通和尚站出來，道：「是我。」
智常禪師問：「是你大叫開悟？」
「是的，師父，我開悟了！」智通和尚說。
「那麼，你可以告訴大家，你悟了甚麼大道理？」
智通和尚說：「我明白了……師姑原來是女人！」
眾師兄弟聽到智通和尚的答案，一愣之後，無不哄堂大笑。
智常禪師卻沒有作聲，內心有點不解，也驚異他的這個答案。
不一會，智常禪師突然明白了，嘴角微微牽動──他也笑了──顯然，他的笑跟師兄弟的笑有所分別。
在這一微笑之中，智通便得到智常禪師的印可了。[1]

故事十分耐人尋味，「師姑原來是女人」這一句話，何以令智通和尚覺悟？他是真正覺悟嗎？智常真的知道智通之悟麼？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無法從文本中找得。追蹤「師姑原來是女人」這一句話隱含著甚麼意義，其實也找不到答案，反而從這句話自身作用所附帶的「價值」上看，就會領悟到一種「真實」之存在。

「師姑」指的是年高德劭之尼師，眾所周知都是女性。「師姑原來是女人」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因為是「人所共知」，所以似乎不值得研究。正如香港人常以「邊個唔知阿媽係女人」的語句，嘲諷別人在說人所共知的常識，也即是「廢話」。但弔詭的是，覺悟的珍貴所在，根本不在於對字句意義的解讀，也不在於這句說話的作用，而在於「說出真實」的行為中附帶了「展現真實」的價值。也就是說，當智通和尚說出其大悟「師姑原來是女人」的時候，他明白的不是這句話的任何部分，而是「真實凌駕在文字之上」的價值，這句話是否廢話，根本不值得探究與追尋。甚至乎，只要具有「展現真實」的價值，任何形式，也不存在探究的必要。

有時候，我們的意識不自覺地把真實僵化了，變成一種視之為理所當然、卻不著思維的東西。這樣，真實的「實性」很容易就會被隱沒。「說出真相」是一種把真實實性「解凍」和「重召」的方法，情況就如我們常常掛在口中，說「你學校一共有多少個『女miss』？」，回頭想想，這問題十分好笑──難道我們學校會有『男miss』？於是，我們就會醒覺，對『女miss』這詞語，原來也存著在字眼上的贅餘，這下反問，讓我們把真實「重召」回來。不過，這到底只是一種描述式的表達，論層次，尚未達究竟。就好像在面對推銷電話中，你對銷售員說「我沒有欠人家的債，我不需要你們的借貸服務」、「我不是你們要找的消費者」，不錯，你是在「說出真實」，但銷售員並不會因為你這一個「真實」，而把你的名字從分類名單中取消，反而會借用你的描述，把你分類為「理性」、「講道理」的類別，然後將資料賣到其他需要此類別客戶的公司。這正中下懷，原來，他們不是要你「真實」的價值（「我不是你們要找的消費者」），而是要你「說出真實」的價值（說「我不是你們要找的消費者」這話證明你為人很理性）。可以見到，「說出真實」的價值比「真實」的價值還要高。於是，你以為說出了「真實」，但這「真實」在你和他的對話中，並不具有「展現真實」的價值，你期待的「真實」（說自己不需要服務）和銷售員期待的「真實」（通過你的回應把你分類），仍有落差，銷售員期待的「真實」，根本不在乎你回答甚麼，用甚麼語氣回答，甚至有沒有回答（沒有回答的真實就是：電話是有人接聽的），因為你一開腔，就經已呈現他們要得到的真實，他們無論如何都能把你分類──把你分類，就是他們的真正目的，就是整套銷售活動的「真實」。

不在乎回答甚麼、用甚麼語氣回答、有沒有回答，卻能得到他們需要的「真實」價值，是否就證明我們無論如何都受制對方的凌駕？也不一定。只要我們知道他們獲得「真實價值」之位置，設法在這位置上進行應對，就能減低他們肆意獲取真實的程度。簡單而言，只要你想到如何讓他們把你歸類在「不是潛在消費者」、「不適合分類」、「不宜變賣」的資料群中，即把自己變成零價值的「債券」，那麼你的資料就不會被轉賣，爾後收到的推銷電話，有可能會大幅減少，你的「真實」也就得到保護。

想不到，智通和尚的故事裏「只要能『展現真實』的價值，真實的任何呈現形式也不重要」這個道理，在今天的電話推銷活動中，也能體現出來。禪宗強調「不立文字」、「直了心性，見性成佛」，其意也歸結於此。

話說回來，個人資料本來是一種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自上世紀末互聯網興起後，無形產權的侵犯個案迅速增長，訊息流通發達為註冊總署、律政署主要負責處理的專利註冊、商標註冊、版權等事宜敲響警號，政府有感需要更加集中地建立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保護制度，於是在1990年成立了知識產權署，專責處理任何關於知識產權的事項。至於另一項無形資產──個人資料，要到1996年才由依據《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成立的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進行保護──表面上，我們有形或無形的「真實」，長期便受到保護。

其實，早在1890年，美國學者Warren和Brandeis在他們的論文「The Right to Privacy」中已提到每個人應該享有不被干擾權（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2]，他們亦提到，在社會的變遷中，私隱保護需要根據其確切性和程度性進行不斷的更新和修訂，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都會為新的個人權利帶來新的認知與法律需要，以迎合社會的新要求。事實上，這樣才是社會對市民一種「完全的保護」（Full Protection），套用在本文而言，是保護我們集體「真實」的責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