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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1942》──神州大地的苦難神學

馮小剛執導的《走近1942》,改編自作家劉震雲的調查體裁紀實小說《溫故1942》,背景是在1942年抗日戰爭時期於河南省發生震驚中外的大旱災和大饑荒,保守估計死者高達三百萬人(亦有估計死者達五百萬)。電影把原本平鋪直敘的調查紀錄,改編成戲劇,虛構某些角色或「藝術加工」了一些歷史人物,以多重敘事交叉推進情節,企圖以全方位的視野,讓觀眾立體地從這一場大悲劇中,反思人性。

故事最重要的兩條主線,分別由落難逃荒的前財主(張國立飾),以及企圖抗災但力不從心的蔣介石(陳道明飾)所推動,象徵了社會中的「被統治階層」和「掌權階層」如何面對絕境。財主原本富甲一方,有大量儲糧和傭工,本不用逃荒,但當莊園外圍已是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時,他亦無法自保--莊園給淪為強盜的災民洗劫一空,不得不逃亡。在逃亡初期,他還有錢有馬車有糧食有武器,讓家人可以暫時不用挨餓,但在路上卻不斷地碰到和盜賊沒兩樣的軍人,把他僅有的物資逐一「徵用」,再加上日軍狂轟濫炸殺害逃荒的災民,最終令財主一貧如洗,家人一個個餓死,只剩下年輕的女兒,還要賣身為妓女以求活命(最教人心酸的是,女兒還要強調自己是知書達禮的黃花閨女,才能把自己賣出;父親見女兒賣身成功,一方面暗自喜悅,因為女兒可以不用餓死,但一方面又欲哭無淚--又有哪一個父親喜歡女兒淪為性奴?)……最終財主冒險抵達陝西省邊境,卻因陝西省官員封鎖邊境以求自保而不得進入,反而連在逃荒路上出生的小兒子也意外弄死了……千里茫茫雪海,卻家破人亡,無棲身活路,財主是當年河南災民的縮影。

而蔣介石所象徵的「掌權階層」,對天災卻又是另一種態度。電影中的蔣介石並不是沒有同情心的人,但在當時面對日本大軍臨下,他首要的工作是要打贏戰爭,其他甚麼也顧不上了。所以當初他知悉河南發生災情時,便企圖淡化、隱瞞,好教政府不用分神處理;直到外國記者親赴河南如實報導了災情,並刊登在美國《時代週刊》而震驚了世界後,蔣介石才急忙撥款賬災,但賬災款項卻給腐敗的手下官員及地區軍頭七除八扣,真正落入災民手中的所餘無幾,儘管蔣介石努力反貪腐殺了一批官員,成效還是不大……

蔣介石意識不到的是:其實人民才是政府的基石,放棄人民就等如自毀長城--那些餓瘋了的飢民可以比日本軍隊還危險,對此看得最清楚的反而是日本在華北的最高司令岡村寧次,他狡猾地利用糧食來收買災民,結果災民果然替日本軍襲擊國民政府軍,把五萬政府軍繳了械。電影中蔣介石知道消息後,只有無奈歎息,因為他實在無法怪責那些叛變的災民。導演藉著岡村寧次的口,說出全片的總結語:「人必須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中國政府不把中國人當做人,那中國人也不會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電影最後交待蔣介石最終失去了中國大陸,那也是合乎因果的:當年他犧牲了人民和土地,來保存政府和軍隊,最終就只剩下軍隊和政府,失去了土地和人民……

馮小剛導演《走近1942》電影片段:

除了蔣介石和財主的故事外,馮小剛亦加插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張涵予飾)的逃荒經歷,藉此來反問「天理何在」--神父在逃荒的初期,認為災害是天譴,不斷把災民的苦難歸咎於災民不信神,沿途游說他們及時歸信以得救……但當他目睹逃荒災民被日軍濫殺、屍橫遍野的場面後,信仰開始動搖了,質疑在苦難發生時,神到底去了哪裡?

就像基督教神學在經過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空前大慘劇後,無法不質疑「苦難是神的意旨」或「神是全知全善全能」這些說法;同樣馮小剛亦質疑了天主教傳統那種對神的論述,但他卻在片末給出自己對「神」的理解--當家破人亡的財主最後孤身在陝西邊境的茫茫雪海,準備放棄自己的生命時,卻意外碰到一個剛剛死了母親的小孤女,財主問小孤女打算怎樣,小孤女說她已沒有認識的人(親人),也不知前路可以怎樣走,財主便對她說:「只要你叫我一聲『爺』,咱們便算是認識(親人)的了。」小孤女便叫了財主一聲「爺」,財主隨即認了小孤女做「孫女」,順手拿起死去的婦人的行李,牽著小孤女的手一起尋活路走下去……電影結尾以字幕交待二人最終活了下來,而小孤女就是作者的母親。

「神」,沒有讓天災不出現,沒有令災民得以溫飽,也沒有停止日軍戰機的狂轟濫炸,但最終卻在財主和小孤女那雙緊拖的手中,罕有地露了一露面。

後記:筆者在戲院看這電影時,當看到災民的慘狀,周遭不少觀眾都笑起來,像看喜劇一樣--甚麼時候我們的心已淪落成這樣?是不是香港社會已太多怨氣,令活在其中的人不自覺地失去了同情共感的能力?在某角度而言,那些取笑災民的觀眾,其實比災民更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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