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青年为何「佛系」?中国佛教政策的几点观察(上)

文:宣方    图:李东阳| 2019-11-13

前言:

在不可遏抑的宗教需求,以及渐趋收紧的宗教政策之间,中国大陆的佛教,呈现出什么样貌?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宣方,从宗教政策、教界现象、人心需求,到「佛系」一词流行所反映的青年心理,带来第一手的观察。
 

1. 请分享现下中国大陆青年的信仰倾向,他们对佛教的认知及态度为何?

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特别权威的调查研究,可以反映出大陆青年对于佛教的整体认知,但总体来看,随着中国崛起,年轻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兴趣与日俱增,对佛教的兴趣也水涨船高。我在学校开设的佛学类全校选修课,开学时会请学生提交一份作业,谈对于佛教的印象,以及经由哪些管道认知佛教,发现年轻人对于佛教的印象,主要仍来自一些文艺作品或影视文学(如《西游记》、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或《少林寺》等电影),乃至一些网络游戏。真正透过一些较严肃的端口,如某位高僧,或是看了甚么佛典而来的,其实很少。再比如,网路上以讹传讹的所谓六世达赖喇嘛情诗(其实是当代一位女诗人写的),透过冯小刚的电影等大众传媒放大了可视性,很多人因此对佛教感兴趣。这些讯息获取渠道,决定了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佛教的认知还是碎片式的、想像式的。

政界和教界很容易把对佛教感兴趣的青年,和潜在的传教对象画上等号。实际上,根据我在大学教课的观察,很多人并不是。这些年轻学子在成长经历中,很难获取广泛、系统、可靠的佛教讯息,他们从小读到的教科书裏,基本上是「宗教是鸦片」这类负面的表述,佛教当然也就是负面的,甚至是迷信。因此,像人大这样为数不多的开设多种佛学课程的国立大学,给未来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相对更客观、理性、深入地了解佛教的难得机会。我会向学生强调,佛教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思维框架、人生哲学、生活实践等,当他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选择生活道路时,无论信仰与否,都可以做为参考的资源。我绝不传教,但会引导他们对佛教做更严肃深入的认知。

至于基督宗教,传教极为积极主动,信徒从1982年的300万剧增至2018年的3800万,增长率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堪称奇迹。即使受到种种封堵,依然蓬勃发展,尤其像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这类高校,更是他们青年工作的重点。他们会主动提供许多机会给年轻学生,包括小组活动、上教堂,或者圣诞节这类节庆活动,他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比较贴近年轻人,因此年轻人对于基督宗教,无论信或不信,普遍抱有好感。

反观佛教,传教并不积极,基本上还是「愿者上鈎」。然而有宗教需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北京大学九十年代就有了禅学社,后来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也纷纷成立禅学社。其他像「素食协会」之类的社团,也可以成为有佛教理念的学子参与的平台。
 

2. 这两年「佛系」一词的流行,所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您如何看待解读?

「佛系」一词,在2017年底开始大规模流行起来, 2018年被收录到年度十大流行词汇之一,成为一个标签。但是,对于这个标签所指称的名和实之间的理解,是各取所需,没有一个大家一致共许的认知。有人把它当作是「随便」、「怎么样都OK」、「没关系啦!」这种态度的指称;有人把「佛系」当成一种泛文化,近乎「小确丧」;有人对它做比较正面积极的解读,也有人的解读是批评性较强、较消极的。

很多以「佛系」自称的人,其实完全没有实际接触过佛教,在他们想像中,佛教是甚么都不争的,因此用「佛系」来自我指称。我认为,「佛系」与别的网路流行语不大一样,它具有生动的概括性,强大的构词力,因此扩张性很足,估计会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虽然这个词和现实的佛教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但它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现代性症候,反映出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权力资本高调宣扬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要求顺从和献身;商业资本则渲染另一种虚幻的成功学,试图让青年人相信,只有服从老板,拼命加班,才能成功、出人头地。然而,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社会阶层有相对板结固化的趋势,垂直流动的管道慢慢凝固、僵化,一般青年难以想像一个恢宏的未来,对于资本渲染的宏大叙事,很难被鼓动,很难有同感,反而有被反复操弄的无力感,因此宁愿以「小确丧」――一种随便啦、无所谓的方式,以退缩、疏离甚至冷漠的姿态,做出回应。就此而言,确如一些批评者所论,它所呈现的态度未必正面积极。

但是因为它指称的太宽泛了,很难一概而论。以「佛系」自居的九十后、二千后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单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祖父母的百般呵护,他们也习惯了被人关爱。万千宠爱之下,他们也很少有伤害别人的念头,从心灵健康的面向来说,比八十后、七十后的一代相对而言要健康很多;另一方面,佛系青年的父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六四,所以社会创伤记忆很深,对宏大叙事天然怀有警惕;同时受惠于改革开放,大部分佛系青年的家庭,都由父辈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物质上的匮乏感、饥饿感没有那么强,故而有怎么都行、无所谓的从容心态。但也有另一种状况,父母是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挣钱很辛苦,可是他们的孩子也变得很佛系,不想费力奋斗,宁愿啃父母挣来的血汗钱。这类所谓佛系青年就很容易招致社会舆论的批评。

我认为「佛系」一词的流行,会加深人们对于佛教的刻板印象,以为佛教就是提倡不思进取、怎么都行的生活态度。然而,从佛法的根本精神来看,这是对佛教根深柢固的误会。其实它忽略了,佛教有非常清晰和积极的价值观,而且要求佛教徒有勇气把它们落实于行动,进而不懈地坚持下去,这就是正见、正志和正精进。佛系一词的认知当中,恰恰是把佛教这些核心价值给抽离掉了。

虽然它的指称含混不清,大家各自解读运用,但竟然可以引起这么广泛的共鸣,说明它的确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这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一点。
 

3. 当前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对佛教界的作用及影响为何?

从1949年以来,政教关系对宗教的影响,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理解大陆宗教政策对于佛教影响的前提。其实不只佛教,各教皆然。然而,宗教政策又非常多变。十八大以来,宗教政策重在纠偏,执政党警觉到自己在意识型态上的影响力衰退,于是采取种种政策,意图重振在这一关键领域的领导力。宗教和宗教界被视为与之竞争领导力、影响力的重要社会领域、社会阶层。因此,不仅是佛教,这几年所有的宗教都感觉到一种压力。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前些年省级、地级政府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区域竞争,故而或明或暗地倡导「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将拥有宗教文化资源的名山、名刹,纷纷交由商业资本开发,认为它无污染,符合经济转型的需要,于是乎建大佛、造景区的宗教经济模式颇为流行,导致佛道教领域的商业化现象严重,乱象频出。同时,由于基层政府管治能力低下,对宗教领域乱象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进一步加剧了矛盾。对此,中央政府认为不能继续放任,必须正本清源,回归党关于宗教的基本指导方针,在佛、道教领域,当务之急就是约束和打击宗教商业化。

地方政府见中央上升到政治高度对待此事,而且措辞严厉,当然就随风转向,积极配合操作,可有时手法未免简单粗暴。譬如最近河北被炸的露天观音像,当初就是政府批准招标挖山造像的。这事中国大陆之外的佛教信徒看了,可能觉得很痛心,但其实这种造像就连大陆佛教界自己都反感,因为它的兴建完全是商业行为,并非教界所造,也非为了信仰。因此,打击商业化有它的合理之处,甚至佛教界也支持,但若是过于简单、粗暴、生硬地实施,则难免会殃及无辜,让佛教界叫苦不迭,引发不良观感。

另外,宗教政策的收紧,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是全面收紧宗教表达的公共空间,特别是网络空间,宗教的公共表达被大大压缩。有些寺庙门口甚至贴着类似「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共产党员,无事不得进入寺庙」的告示。对于很多社会群体来说,这会使人接近宗教时,产生明显的心理压力。然而,这样是不是就能有效防堵宗教呢?或许能收一时之效,但长远其实没用,公开的管道被堵住,需求只会转入地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宗教需求,堵不如疏。

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年走过的历程,相当于欧美社会四百年。依宗教学的观点,宗教需求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学常数,不可能无限压缩,更何况社会变迁如此急遽,宗教需求不强烈才是不正常的。我经常说,现在宗教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急剧增长而且多元分化的宗教需求,与落后的宗教供给和僵硬的宗教管制之间的尖锐矛盾。然而,现在一些做法,并非与时俱进地展现弹性,改善管理,借由制定法规、标准,引导释放良性的宗教供给,使之符合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反而采取了简单粗暴的行政禁令。这种扬汤止沸的方式,扭曲了宗教市场的供需关系,长远看甚至可能会滋长宗教灰色地带,催生新兴宗教,加剧宗教领域的乱象。

(待续)
 

本文原载于法鼓山《人生》杂志第429期,佛门网获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 - 宣方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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