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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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藝術與建築」──IABS國際佛學會議系列之四

文:劉雅詩 | 2015-02-04

作為一個藝術史的門外漢,我一般不會考慮出席有關佛教藝術和建築學的講座或討論,不過,當我閱讀了論文報告摘要後,我發現佛教藝術的研究是超越我所想像的。事實上,它是一個跨學科領域,涵蓋文學、社會政治文化、佛教典籍和藝術史。

對我來說,在廣泛應用語言文字前如何透過視覺藝術傳播文化是很趣的課題。例如,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 的Aurora Graldi向聽眾報告了他如何詮釋在尼泊爾勒利德布爾(Lalitpur)的黃金寺(Kwa Baha 〔Golden Temple〕)內兩尊站立式釋迦牟尼像的象徵意義。雕像不僅演示了於五至八世紀時尼泊爾雕刻學派的形成,而且還反映了尼泊爾藝術的混合特徵──加德滿都谷地、西喜馬拉雅山脈和中亞朝聖者與貿易路線流下來的文化傳承。這兩尊佛像,身軀以木製,但四肢和頭部是鍍銅,是世上仍存站立式佛像的最早例子,並呈現出獨特的藝術模式──以不同技術和材料組合而成。

安格斯‧嘉吉(Angus Cargill)則試圖通過一些早期的圖像來顯示公元前第六和第五個世紀時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Achaemenid Persia)和印度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迦毗羅衛的釋迦國(今日尼泊爾南部)的禮堂裡來自希臘的「手持油燈」雕像可追溯到佛陀時代,以及亞歷山大大帝到來之前,這也可能反映了在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時的佛教情況。

此外,貝拉‧其蘭依(Béla Kelényi)(東方亞洲藝術費倫茨‧霍普博物館) 研究了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內一幅長卷上展示的不尋常的憤怒尊者雕像,它有一個金色身軀、九面十八臂、三對腳以及兩隻黑色翅膀。一些雕像在大理國(公元937-1253)製造,其他則在乾隆皇帝(公元1736年至1795年)年代製造。溫斯頓‧其安(Winston Kyan)(猶他大學)研究中國中世紀敦煌時期的山子《本生經》與孝經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本生經》的視覺功能涵蓋了社會、歷史和宗教的解釋。遺憾的是,我未能出席所有論文報告,不過,我對當中三個報告特別感興趣,以下將逐一與讀者分享。


歐洲的西藏佛塔 (mchod rten):轉化浪漫主義與崇拜

第一個佛塔何時在歐洲建造? 有什麼特色? 他們與東方的佛塔有何分別? 這些問題涉及藝術史、建築與宗教研究等跨學科課題。伊娃‧西格斯 (Eva Seegers)是一名木製藝術品的保存專家,以及德國漢堡大學的研究員,她曾經透過文本研究和進行實地考察研究佛塔從西藏轉移西方的議題。從她的論文報告中,西格斯透露,第一個噶瑪傳統的佛塔建於1980年的法國。在她的調查中,共有220座噶瑪迦珠(Karma Kagyu)和Dagshang迦珠傳統的佛塔於歐洲16個國家建成,這反映了佛教在西方的廣泛關注。然而,在西方文化下建立一個佛塔殊不容易,先決條件包括精神指導,當地政府的建築許可證,以及一個建築團隊。

當佛塔被轉移到一個新的文化環境中,它的意義會改變嗎?西格斯認為佛塔建築的主要原則維持不變,她跟我分享:「佛塔的象徵意義是成為法身的代表,即是佛陀的真理身體。基本的建築結構和造型均沿用東方原有的。」 例如,其中一座歐洲最大的佛塔(33米)位於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其建造靈感來自於不丹廷布(Thimphu)的國家紀念佛塔。雖然這個佛塔有多項創意,它的建設仍然堅持必要的傳統原則,使之成為禮敬的真實對象。放於佛塔內的舍利子與其他物品, 以及施工後的儀式也是必要的重要程序。


歐洲的第一個藏傳佛塔:位於法國Château de Plaige的Dashang Kagyu Ling (伊娃‧西格斯提供)


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佛塔 (伊娃‧西格斯提供)


不丹廷布(Thimphu)的國家紀念佛塔 (伊娃‧西格斯提供)


蒙古的一所佛寺:一種特殊案例

Uranchimeg Tsultem 目前擔任蒙古國立大學副教授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講師,她跟我分享,自從十三世紀至上世紀三十年代,佛教一直都在蒙古帝國盛行。蒙古佛教屬於金剛乘傳統,它透過蒙古與西藏結盟進入蒙古領土。蒙古寺院內擁有漢傳和藏傳的建築色彩,不過有關蒙古佛教文化特色的研究依然很缺乏。Tsultem與我分享道:「我認為了解佛教建築在蒙古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它有其獨特的形式和風格以適應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

與一般藏傳寺院不一樣,蒙古佛教建築的最顯著特點是它的可遷移性。寺廟建成一個蒙古包(ger或yurt)的形狀,例如大庫倫(Ikh Khüree),也被稱為Urga(庫倫),它建於1639年,在1855年之前它被遷移接近30次。 從一幅1912年的畫作可以清楚看到寺廟由兩個圓形部分組成,Tsultem認為大庫倫(Ikh Khüree)策略性地發展為蒙古游牧民族的中心寺院,並因此有助於蒙古佛教於十八世紀時令大量信眾歸依。它的可遷移性有助佛教傳播至遍遠地區和游牧家庭。大庫倫自十八世紀至1911年曾經是蒙古的首都,不過於1930年被徹底毀壞,自1924年始首都被新政權更名為烏蘭巴托(Ulaanbaatar)。

順帶一提的是,Uranchimeg Tsultem和威斯納‧華萊士(Vesna Wallace)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2013-14年度頒發的合作研究資助。


參考資料:

Wallace, Vesna, ed. Forthcoming. Buddhism in Mongoli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犍陀羅佛像起源問題探討──貴霜佛像錢幣

第一個佛像何時產生?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超過一世紀。在過去的一百年裡,許多歐洲學者認為犍陀羅地區在貴霜王朝期間(約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三世紀)成為佛像發展的核心角色。犍陀羅風格同時受古希臘和波斯的影響。然而,趙玲,現任中國浙江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指出佛像於秣菟羅(Mathura)創建,並且早於犍陀羅風格的出現。

支持趙玲這個觀點的一個顯著證據是近年於今天中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以及巴基斯坦所挖掘的貴霜錢幣(Kushan coins)。大部份出土的貴霜錢幣均在迦膩色迦王(King Kanishka)的年代(公元78-101年)製造。一個出土於犍陀羅以及現正收藏於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金幣,其正面刻有國王的形象,反面刻有站立的佛像及希臘詞「BOΔΔO」,因此第一個佛像不可能製作於迦膩色迦王時代之後。雖然有些人認為首個佛像刻在貴霜錢幣上,甚至可能於迦膩色迦時代,趙玲假設,一個佛像刻於錢幣上必然在佛像創建和流行之後。此外,隨著近年考古的發現,例如追溯至公元125年出土於中國的金錢樹造像,她認為,首個佛像很可能創製於早期伽膩色迦時代的秣菟羅(Mathura)。

另一方面,與那些描繪希臘或婆羅門教的神衹相比,出土的貴霜錢幣佛像數量較少,趙玲認為,當時犍陀羅人混肴了佛像與其他供奉的神,他們只是偶爾才於硬幣上刻製佛像。這可能顯示佛教在迦膩色迦王時代的犍陀羅地區並不特別流行。最後,從刻有坐佛的銅錢上,「菩薩」和「佛」兩者概念並不明確區分,這可能反映了錢幣製於公元四世紀之前,因為當時這兩個詞語的語言定義是可以互換的。因此,她認為,犍陀羅風格的造像很可能受早期的秣菟羅造像所影響。

金幣,犍陀羅,伽膩色迦時代(公元78-101年),圖片來自印度國防論壇網頁
http://defenceforumindia.com/forum/religion-culture/51245-early-mauryan-temples-discovered-hardoi-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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