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劇場內的靈修與社運

2011-07-13
《A貨革命》劇作宣傳品(其一)《A貨革命》劇作宣傳品(其一)
《A貨革命》劇作宣傳品(其二)《A貨革命》劇作宣傳品(其二)
《A貨革命》綵排(其一)《A貨革命》綵排(其一)
《A貨革命》綵排(其二)《A貨革命》綵排(其二)
《A貨革命》綵排(其三)《A貨革命》綵排(其三)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將會推出新一輪的編作劇場《A貨革命》。跟傳統的戲劇不同,編作劇場(Devising Theatre)並非以編劇與導演為中心。與此相對,編作劇場更強調通過集體腦震盪(brainstorming)、集體創作,來發掘創作材料,打造劇場作品。這一種來源於歐美、於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傳入香港的創作方法,在某一些創作人的心目中,甚至是民主政治的體現,因為這種創作模式走出了以編劇與導演為中心的等級架構,強調人人平等,在劇場共同編作,這儼然是劇場內部的革命!

今次的《A貨革命》集結了甄拔濤、陳冠而、蔡芷筠、郭嘉源、馬嘉裕、黃衍仁等六位不同界別的創作人,涉及的範疇有劇場、社運、視覺藝術、錄像、文學、音樂,不一而足;共通的地方是,他們都喜歡創作,都關心社會,都年輕。然而, 今次《A貨革命》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革命」、「編作」,也不是「年輕」,而是作品背後那看似矛盾的創作意圖:嘗試在劇場探索靈修與社運的關係;或者套用他們在臉書上的話說:「站在深黑的劇場,我們尋思行動,呼喚靈性。」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靈修是個人的事,而社會運動則強調集體;況且靈修求靜,而社會運動則顧名思義,常在變動之中。表面看來,兩者風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互相矛盾。《A貨革命》的創作同人到底為什麼以及如何把兩個看似矛盾的議題拉在一起?

「沒有閉門修行,要與世界分享慈悲!」

 

《A貨革命》的導演甄拔濤記得,今年三月初次召開創作會議,碰巧遇上日本3.11大地震,其間,創作成員黃衍仁曾經拿出平板電腦,即場展示日本地震的災情。於是一夥創作同人談到傳說的「2012年世界末日」,還有他們平日的興趣與關心的課題。事有凑巧,他們六人的興趣與關懷有其共通之處:一是社運,二是修行。事實上,蔡芷筠與黃衍仁正是2009年反高鐵運動中的核心苦行少年,而過去甄拔濤自己也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參與過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至於修行,就更是百花齊放:甄拔濤與馬嘉裕近年開始學習禪修打坐;蔡芷筠皈依藏傳佛教;陳冠而與郭嘉源在泰國修習農耕;黃衍仁則是一位素食者。於是社運與修行順理成章地成為了《A貨革命》創作的起點與題材。

但如何能夠把社運與修行拉在一起?甄拔濤說,修行追求的是慈悲,而慈悲是要實踐的,並回應這個世界的「業」。他提到,編作《A貨革命》期間,他都在讀越南著名尼師真空法師的傳記《真愛的功課:追隨一行禪師五十年》、佛學學者劉宇光有關「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論文,以及日本學者中村元的《慈悲》。一行禪師與真空法師都是東南亞「左翼佛教」(Engaged Buddhism)的積極實踐者與領袖,甄拔濤在排練這個演出的過程中,一直都在思考「左翼佛教」的理念與實踐。跟向來被視為「內向」的傳統佛教有點不同,「左翼佛教」強調以佛法或以佛教徒的身份積極介入社會,由社會服務到社會運動,不一而足。而對於甄拔濤來說,這筆寶貴的思想資源,不單對他個人、這次的創作有所啟發,也幫助了他們對於社會運動的思考。那麼,戲都快上演了,排練至今,暫時有什麼結論?甄拔濤想了一想:「那就是,沒有閉門修行,要與世界分享慈悲!」

劇場是慈悲的革命的綵排

 

但為什麼演出又取名《A貨革命》呢?有「A貨革命」,是否意味着有「正貨革命」之存在?甄拔濤解釋,演出取名《A貨革命》,事緣數個月前,「世界茉莉花」運動風風火火,本地某政黨說要以行動呼應,也要在香港來一場「革命」。當時,創作成員蔡芷筠與黃衍仁不屑這種假大空的「革命」,於是在三月某次反財案的社會行動中,打出了「不要A貨革命」的口號。

沒想到這一句帶點反諷意味的口號,卻成為《A貨革命》的創作起點,甚至演出的名字。甄拔濤提到,雖然A貨是假貨或真貨中的次貨,但也價錢不菲;北京便有一間仿LV的A貨專門店,賣的雖是A貨,但價錢只是比正貨稍便宜一點。他指出,雖是A貨,但還是有一定品質。同樣道理,人們常言道:要待所有的條件齊備,真正的革命始能啟動,大家心目中的烏托邦始能實現;但什麼時候才算條件齊備?還是A貨革命雖不是最好的,但已經不錯,可以成為真正社會變革之起點?甄拔濤的這番話讓我聯想到禪修的道理:若果你打算先花二、三十年時間,賺取足夠的財富,然後待退休之後,在深山買一片地,建一所簡單但安全的小屋,才開始踏上修持之大道,你的「大計」是註定無法開始的。同理,要等待所有的條件齊備才行動,真正的人間樂土是不會到來的。

然而,為什麼要在劇場演出革命/行動?街頭不是上演革命/行動更佳的場所?甄拔濤解釋,藝術的意義比社會行動更為深遠,它可以幫助我們思索行動本身,也有助我們思考其中更廣闊的意義(例如社會問題等)。他相信藝術對行動的影響深遠:一方面,在是次演出中,部份成員的行動經驗成為了創作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他相信藝術的思索,將有助他們未來的社會行動。

最後,我問甄拔濤:「你相信革命會來,或已經到來了嗎?」他想了一想:「我相信真正的革命,也就是內心的革命,比集體的革命容易。」我再問:「那麼真正的革命已經到來了嗎?」他再想了一想:「未到,雖然外在的條件改善了,自己惟有更加努力。」他提到,去年對他最大影響的事有二:一是開始學習禪修打坐;二是有機會在「前進進」進行劇場創作。看來,對於甄拔濤以及他的創作同伴來說,修行與行動,劇場與社會,本是同一,而真正的革命,就從那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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