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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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靈寺──渡於天地山水間(上)

文:駱慧瑛    圖:駱慧瑛| 2014-04-02
圖1:馬世長教授伉儷(左二、三)和作者(左一)及友人於炳靈寺石窟,2008年。圖1:馬世長教授伉儷(左二、三)和作者(左一)及友人於炳靈寺石窟,2008年。
圖2:炳靈寺巧遇藏傳佛教僧侶,作者攝,2008年。圖2:炳靈寺巧遇藏傳佛教僧侶,作者攝,2008年。
圖3:僧侶與作者於炳靈寺,2008年。圖3:僧侶與作者於炳靈寺,2008年。
圖4: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作者攝,2013年。圖4: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作者攝,2013年。
圖5:艾羅拉石窟(Ellora Caves),作者攝,2013年。圖5:艾羅拉石窟(Ellora Caves),作者攝,2013年。
圖6:作者於炳靈寺第169窟,2008年。圖6:作者於炳靈寺第169窟,2008年。
圖7:第169窟中的菩薩具印度風格,作者攝,2008年。圖7:第169窟中的菩薩具印度風格,作者攝,2008年。

曾兩度到訪炳靈寺,炳靈寺給我最深刻印象是它自然和寧靜的美。

第一次到訪炳靈寺是2008年隨吾師考古學家馬世長教授(1939-2013年)。(圖1)除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外,在往返敦煌途中,我們也探訪了甘肅沿路一帶重要石窟如酒泉文殊山石窟、張掖金塔寺石窟和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和大像山石窟等考察中國早期石窟必訪之地。

我們由蘭州市永靖縣劉家峽水庫坐快艇前往炳靈寺,乘風而渡約少於一小時便抵石窟所在的河峽。汽艇泊岸後,迎面見一藏傳佛教僧侶,於黃河水峽前沛然而立於靜謐之間。(圖2)環繞奇峰,各顯巧趣,如寶塔、如城樓。松柏映岩,丹青飾岫,水景天成。河乾,我們沿傍山的婉轉小徑而行,天朗氣清下尋幽探秘。見環繞萬壑爭奇,寧靜、自然、神秘。為訪傳說中的炳靈寺石窟,我們穿渡於天地山水間的靈秀自在。(圖3)

在中國美術史上,南北朝時期(420-589年)最重要的作品是石窟藝術。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與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等都是中國石窟藝術的傑作。炳靈寺石窟位於古絲綢之路上的隴西段支線。五胡十六國(304-439年)時期,隴西為篤信佛教的鮮卑族西秦(385-400年)政權所在地。西域高僧沿絲路入華,西北地區(現甘肅)自然成為中國境內傳法的第一站。

石窟藝術隨佛教從印度沿絲路傳入中國,開鑿石窟原出於佛教的修行需要。僧侶遠離繁喧鬧市,深入叢林山洞,以禪修悟道為目標,南傳佛教至今仍奉行此修行方式,而北傳(中國)佛教後來發展為在僻靜高山處建造寺院來修行。修行人到洞穴禪修,後漸發展演變至在洞窟中雕刻繪畫,形成石窟藝術。這也是從印度傳入的佛教藝術形式,從印度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圖4)和艾羅拉石窟(Ellora Caves)(圖5)等印度最早佛教石窟可見,中印佛教石窟藝術有著一脈相承、異曲同工 之處。自此,佛教和佛教藝術在中國歷經約二千年的發展,呈現出具中國本土特色,並為其他亞洲國家如韓國和日本等帶來影響 。

炳靈寺最早稱為唐述窟,唐代稱為龍興寺,宋代稱靈巖寺,明朝永樂時期(1403-1424年)後稱炳靈寺。「炳靈」為藏語「仙巴炳靈」(byams pa bum gling)的簡化,意謂「十萬彌勒佛洲」。西晉初年(約公元3世紀),炳靈寺在黃河北岸大寺溝的峭壁上開鑿,第169窟內北壁西側有造像題銘「西秦建弘元年」,即是在公元420年。這一題記,令炳靈寺成為有正式記載最早開鑿的中國佛教石窟。

炳靈寺石窟有兩大標誌,一是峭壁上的大型天然洞窟,二是建於唐代的彌勒大佛。《水經注》中載:「(黃)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懸崖之中,多石室焉......河峽崖旁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1] 這應是對唐述窟(炳靈寺第169窟)的描述,所形容的狀況和一千六百多年後的今天相若。

最令我驚喜的是,經一番擔驚受怕沿狹窄棧道爬上離河面六十多米高的第169窟後,抬頭乍見北壁正中的一尊立佛塑像,它完全呈現了印度笈多(Gupta)時期的藝術風格,[2]衣飾貼身,線條流暢優美,工藝超卓,直令人剎那間有時空交錯之感。爬進這建於一千六百多年前中原河峽峭壁上的洞窟,邂逅這近在咫尺、充滿印度笈多藝術風格、出生於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佛陀,霎時渾然忘我,茫然不知生在何時,身在何處。(圖6)

炳靈寺第169窟是一個天然石窟,呈不規則形狀,窟高約十六米,寬廿七米,深十五米。在峭壁高處,岩石凸出如屋簷,堪蔽風擋雨遮陽,因此洞內佛像壁畫不受風吹雨打和陽光曝曬,得以保存良好,同時因位處偏遠,免去一千六百多年歷史中,各朝戰禍帶來的人為破壞。窟內現存二十多個建於不同時代的佛龕,六十多個佛菩薩造像和總計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壁畫。塑像有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三立佛、五坐佛等,剛健挺拔,造型精美;壁畫的色澤仍富麗鮮明。雕塑與壁畫內容主要是以《妙法蓮華經》、《佛說無量壽經》和《維摩詰所說經》等經典為依據。壁畫內的「西方三聖」、「十方佛」、「千佛」與佛國內的種種人物形象,均明顯呈現西域藝術風格和時代特徵。菩薩和飛天活潑可人,用色多為石綠和石青色,原始而清新,色彩用調是從印度經西域傳入,畫風卻存當地當時的西秦風格。畫中僧侶面部較大,表情天真,身形較厚重,衣服偏袒右肩,明顯是印度風格,(圖7)至今南傳和藏傳的出家人依然如此穿著。中國的佛教藝術後來受南朝影響,風格轉為較纖細和清秀,就是後人所稱的「秀骨清相」,標誌著佛教藝術步入漢化的階段。

(待續)



[1] 酈道元(約466-527年),《水經注》,北魏太和六年(482年)。

[2] 在五至六世紀(Gupta)笈多時期的印度,佛像造像的中心除了秣菟羅(Mathurā)外,還有鹿野苑,它的特色是雕刻精美,佛像的袈裟極薄貼體,雕工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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