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非佛不作 廣行弘法服務──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之二)

文:星雲大師    圖:佛光山| 2019-04-28

之前寫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發表之後,這幾天回響熱烈。有人說,他讀了以後想要哭;有人說,他要學習;有人說,他讀了很快樂、很自在,意思就是,有人喜歡閱讀這一類的文章。

這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對於〈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這個主題,還有很多的話題值得向各位報告,所以現在再談〈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我說自己不是一個「呷教」的和尚,不是標榜自我;我今年九十歲,已經是一個殘障、高齡的老人,我對人世間還有什麼所求?我有一些缺點,大家可以不要認同;我也自信有一些優點,寫出來可以讓大家參考。

為教爭光榮 堅持本土化

這個世界上慈善人士不少,六十年前的一些讀者,有許多人批評我,也有許多人讚美我,所謂「毀譽參半」吧。比如我寫《釋迦牟尼佛傳》,有一位法師批評說:「星雲某人,把佛陀寫成像一個人,實在太褻瀆佛陀,犯了大不敬,佛教會應該要開會檢討他!」我聽了也不以為意。

我建設佛光山之初,有一位國際的航運大王,發跡得比長榮集團的張榮發早,也比香港海運大王董建華更早,他就是居住在美國紐約的沈家楨先生。五十年前得知我要開山,他願意捐五千萬元給我做建設經費。我那時候估計,建設佛光山不需要五千萬元。而且大施主幫我建好了佛光山,人家都會說,高雄的佛光山是美國沈家楨居士發心捐獻的,這樣會讓我對不起台灣的同胞。因此,我就謝絕了他的好意。我寧可以在台灣,十塊、二十塊錢的接受一般民眾給我的資助。

原因何在?我愛台灣,我愛中國,我要做中國的和尚,我要為台灣爭取光榮,我不替美國人來建寺院。所以我說,不但不做「呷教」的和尚,而且我不要做一個受外國供養的和尚。本土化是我的行事觀念,我要為台灣爭取榮耀,我要為中國爭取榮譽,我要為佛教爭取光榮,我要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這意謂我要做一個本土的和尚。

自知缺點 加倍努力上進

現在說我自己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但是嚴格的說起來,我連做和尚的資格應該都不俱全。在佛門裡,必須要具備梵唄唱誦的能力,像我這樣五音不全,在佛門裡面,怎麼會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呢?我除了對佛教的信心以外,我並沒有做一個和尚的基本條件。

我知道自己五音不全,是有一次,宜蘭高中的音樂教師楊勇溥先生來訪,我拜託他為我寫的歌詞來譜曲,就把這許多詞句的意思跟他說明,他聽了以後,忽然跟我講:「一般人講話有『平上去入』,而您講話缺少一個『入聲』?」我一聽大驚,原本就不長於唱歌的那許多宮商角徵羽五音,現在,連講話的四聲都不全了,怎麼只有三種聲調?那我以後連講話都不能了嗎?

這讓我想到近年來,有機會回到故鄉揚州,承蒙揚州的父老兄弟們都說:「你的揚州話一點都沒有變。」原來揚州話也只有三音。一個五音不全的和尚,就是想做不吃教的和尚,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

好者我知道自己的缺點、苦惱,我不得不力爭上游,加倍努力,用其他的方法補充自己的能量,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讓人家能接受我,承認我是「佛教靠我」的一個和尚。

耕耘文化教育 慈悲行善

因為明白自己的殘缺,我就要力求上進。因此,當我看到佛教文化這一部分很少有人耕耘,便立志要做一個文化的和尚;我也注意到佛教教育很少有人去推動,我就想,這一塊我可以加強努力,做一個教育的和尚。至於慈善事業,儘管佛門已經做了很多,不過我也勉勵自己不能退讓缺席,我也要發心做一個慈悲行善的和尚。

我經常自覺,自己只是一個佛教的信徒,和一般的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居士一樣,我不但要做和尚,我還要做個「和尚信徒」,為佛教布施喜捨、貢獻各種的功德。

一般的和尚,只要會唱誦、說法就夠了,當然,我也要會念經、說法,但是只做這樣的和尚,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做一個能夠從事多方面弘法的和尚:只要我能做的,只要與佛教有關的,我都要無所不做。幾十年的和尚生涯,我在教育上,大學辦了五所,佛教學院有十多間,另外還有中學、小學、幼兒園,應該我是可以被稱為「教育和尚」,但從來也沒有聽過誰人說我是「教育和尚」。

在文化方面,徒眾告訴我,我總共寫了有三千多萬字的文章,出版兩百七十多本的書籍,也辦過多少的學報、雜誌,推動藝術、展覽,也從來沒有人稱我為「文化和尚」。我關心慈悲救濟的事業,自許不落人後,我也和信徒一樣的忙著救災,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也沒有人說我是「慈善和尚」。但是,有一個我很不願意聽到的名稱,倒是常有人提起的,就是「政治和尚」。

關心社會 表達人民心聲

說起「政治和尚」這一個名詞,我自覺不夠條件,而且我也不願意做政治和尚,因為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我愈是不願意,社會上有些人開頭講了,加上媒體傳播,「政治和尚」之稱,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傳來,好像這樣他們才覺得這個名稱適合我。我自己檢討,為什麼我忽然從一個「不呷教的和尚」,變成了一個「政治和尚」呢?

後來知道原因:因為我關心社會,有時候在文章裡面,難免要為社會、民眾表達一點苦難的心聲。再有,一些政治人物常來跟我拜訪,光是蔣經國先生,我就接待過他四次,他也曾請我到總統府參加會議、吃過點心。後來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多次到佛光山來,都受過我們隆重的接待;陳水扁總統曾在佛光山住宿過,還說願意為我們打掃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甚至請我到總統府的月例會上,對一級的各院會首長講說佛教。

歷任的三軍司令、五院的院長、各部會的首長,由於蔣經國先生來過佛光山,他們有了閒暇,也覺得可以來山一遊。在佛光會會員信條裡面,我們有一則佛光人的信條:「來時歡迎,去時相送」──遠來是客,我總應該要接待。記者知道了,就在報紙上發表這許多政治人物前來佛光山拜訪,並且說,由我出面接待。大概是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政治和尚」了吧!

白色恐怖時代,我經歷過了;抗戰時期的槍林彈雨,我也都經歷過了;內戰時期,我也曾經蒙受很多不白之冤;甚至,我被綁赴法場,面臨槍斃的經驗都有,我還怕什麼嗎?在那種生命垂危的時候,我都沒有恐懼,其它的什麼榮辱毀譽,我還要那麼介意嗎?這些也都不去談了。但是我無可避免的,社會大眾仍然強要讓政治凌駕於我的信仰,而硬說我是「政治和尚」。我不禁慨嘆,這也實在太不公平了啊。

實際上,我是不服氣的,因為我從事別的弘法事業,應該比做接待這些政要更多、更重要,為什麼我不能做其他「不呷教的和尚」,而要說我做「政治和尚」呢?後來,有一位電影的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不是不好嘛,有人要想做政治和尚,他也做不到。叫你政治和尚,表示你有辦法、有力量啊!」我一聽,「政治和尚」的意義是這樣嗎?後來想:唉!算了,管它好或不好,這個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好,也不是我的,不好,也與我沒有關係,我就不管它了!

大師一生主張「我在眾中,眾中有我」,以身作則當義工,於本栖寺搬運拜椅。(佛光山日本本栖寺提供)大師一生主張「我在眾中,眾中有我」,以身作則當義工,於本栖寺搬運拜椅。(佛光山日本本栖寺提供)

問政不干治 是行事原則

回憶往事,中日戰爭勝利之後,太虛大師提出「問政不干治」的宣言,應該我對這一個主張是非常服膺的。我覺得佛教確實是可以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民眾的福祉(問政),但是不一定要去做官員(治理國事)。後來,蔣中正先生也曾經邀請太虛大師擔任國大代表,太虛大師提出要求說:「請讓佛教能有二十個國大代表的名額。」

當時,陳立夫先生在國民黨組織部任職,不贊成太虛大師的意見;他認為佛教要二十個名額做國大代表,還有其他的宗教怎麼辦呢?難道國大代表裡都要成了宗教的代表了嗎?太虛大師說,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他們是宗教徒,但都有其他職業,就算他們是國大代表,也都是由其他職業產生的代表資格;但佛教的和尚,他沒有其他的職業,不能由另外的職業團體來產生代表,所以就有這種特殊的情況。但是那個時候,不蒙陳立夫先生他們的同意,太虛大師沒有為此事再多做爭取,他也不做國大代表了。

我認同「問政不干治」──這是佛教與政治之間最好的行事原則。記得在五十多年前,佛光山還沒有開山的時候,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先生,就曾經到壽山寺問我:「你願不願意做立法委員?」如果那時候,我依著太虛大師的主張,是可以做立法委員,只要我點頭,國民黨提名,應該在五十年前,我就有立法委員的資格了。

那時候台灣剛實施選舉,而選舉的風氣已經非常不好,我就跟季先生說:「季主委,這個千萬不能。假如我出來選舉立法委員,我的祖宗三代給人批評、毀謗也還罷了;如果辱及到我信仰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說佛教如何如何,和尚如何如何,那我是不能忍受的。這個立法委員的人事,還請另選高明吧!」

在台灣,我除了到總統府做過講演,到台灣省政府省訓團做過講師以外,其他的政府機關,我沒有去過,也沒有拜託政府為我做過什麼事情。甚至,佛光山建設之後,十年之內要辦理寺廟登記,都不能成功;最後,還是靠著宜蘭的朋友陳洦汾先生的協助,才取得登記。那時候,他是台灣省議會的黨團書記,知道了這件事,在省政府打電話為我爭取,高雄縣政府才給我寺廟登記證。這一張登記證,前後總共花了我十年時間。

我想,好在我建的是寺廟,等個十年也不怕。假如我開商店的話,等個十年才領到登記證,又怎麼能經營事業呢?

當然,佛光山申請寺廟登記那麼困難,也是有原因的,有一些政治人物都有他的喜怒、分別,原本我也不在意,橫豎我只是一個弘法的和尚,政治人物會有任期,做和尚沒有任期,我可以等下去。

但是讓我等了十年之後,實在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因為那一年,內政部准許我傳授三壇大戒,假如我連寺廟登記都沒有,我怎麼好傳戒呢?幸好陳洦汾先生伸出援手,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獲得政治人物給予的幫助。所以我對於陳洦汾先生,以及做過台灣新聞處處長的郭嗣汾先生,讓我登記做雜誌的發行人,我都非常的感念,他們對我這一生的弘法,都有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弘法以來,我們在佛光山開山,政府沒有給我們一磚一瓦,或替我們修個道路,或給一點津貼。我們盡心盡力為國家政府淨化社會,並沒有要求政府來為我們做什麼。我自己也想到,我們不是常常說要為國為民?怎麼老是要求政府來補助?我們就不要政府來給我們補助。可以說,這也是很了不起的。

來到佛光山參訪旅遊的人那麼多,我們也沒有收門票,照理說,公共建設是可以向政府要求做什麼,但我們沒有。反而本地的鄉公所,幾十年來不斷的找我們做什麼,連倒個垃圾都跟我們要錢。請問,說我是政治和尚的人,這又怎麼說呢?

注意形象 行止威儀莊重

我這一生,十年的叢林教育,訓練我具有強烈的佛教信念,除此以外,我對於世間的工商企業、政治官位、榮華富貴、自私情愛等,都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離開叢林寺院以後,很自然的會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常自我勉勵:吃飯,要有和尚吃飯的樣子;走路,也要有和尚走路的風儀。

過去,我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從宜蘭到台北編輯雜誌。從宜蘭的北門口(雷音寺)走到火車站,要經過一條中山路;每次經過,兩邊的店家都會有許多人站到門口來觀看,指手畫腳的說:「這個外省來的年輕和尚,走路都和人不一樣!」因為,我時時告訴自己,要把路走好,給他們看到出家人的樣子。對的,我是一個和尚,走路,要向前直行,要具備佛教講的「立如松、行如風」的威儀,也為佛教走出光明的前程。

我注重做一個和尚的形象,甚至立定志願:不做「呷教」的和尚;可是後來社會上不但用「政治和尚」看待我,還說我是比王永慶先生更會經營商業的「商業和尚」,多少年來,都還有人說,台灣經營事業當中,最有商業頭腦的,就是星雲某人。

實際上說來可憐,我一直自詡是「貧僧」,一生都沒有接觸過金錢。雖然辦有很多的佛教事業,但都是別人經手管理,我只是其中的一員。假如有一些稿費、有一些版稅,乃至有人說,現在的「一筆字」有多少的價碼,但是這些我也都沒有經手。

過去,我也像信徒布施護持佛教一樣,把這許多收入的金錢,全部捐給佛光山做建設。一直到八十歲以後,我才把這許多版稅、稿費,送到台灣銀行成立「星雲公益信託教育基金」,基金會前面冠以「星雲」二字,也是順應信徒大眾的歡喜,大家覺得這樣比較有公信力。從此,我就更成為「貧僧」了,所謂「囊空如洗、兩袖清風」,可以說名副其實。

非佛不作 廣行弘法服務

你說我是「不呷教的和尚」,稱我是「貧僧」,我都心甘情願很歡喜;但是,我今天沉重的向關心我的有緣人告白,今後拜託你們不要說我是「商業和尚」,或者是「政治和尚」,這些都與事實不符。我只是佛教裡一個普通的、愛教的和尚。

或許你會說我是國民黨的黨員,不錯,但是,那時候並不是我想要做黨員,而是因為我不做黨員不能弘揚佛法啊!這是當時的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給我的指示,他說:「法師啊!你要參加國民黨,你的弘法才能方便啊!」就這樣,為了弘揚佛法,我就有條件的做了國民黨的黨員。其實,說來慚愧,我雖然有七十多年黨齡,對國民黨也沒有什麼貢獻。

說到「商業化」,我自己一生,包括佛光山所有的徒眾等,有一個行事根本原則,那就是「非佛不作」。所有一切與佛教有關的,只要是弘揚佛法,就是蝕本,奉獻、犧牲、服務,也都是應該的。說我們經營商業,這是萬萬不會的。

例如,在佛光山傳授三壇大戒,多少次所謂「模範戒期」,參與者都在千人以上;在海內外道場如西來寺、南天寺,乃至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傳授五戒、菩薩戒,乃至三壇大戒,與會的也都在千人以上;舉辦青年夏令營、禪學營,也辦過多少屆了,都不收取費用,除了食宿供應,還幫助一些窮苦青年,提供他們交通費、獎學金,給予他們鼓勵。

我們所辦的養老院、育幼院、雲水醫院等等,也都是不收費用。乃至佛教學院,不但不收費,還要給學生種種生活上的照顧。你說,我們會經營商業嗎?我現在可以向社會的諸位先進們請問:我有賺過你們什麼錢?我有跟你們做過什麼生意嗎?或者我有跟你們合作經營過什麼事業嗎?

你計較為什麼貧僧的佛光山,辦了那麼多的事業?包括有五所大學、三所中學、小學、社區大學、中華學校、讀書會,以及多少的幼兒園、養老院、育幼院、報紙、電視台、雲水書車、佛陀紀念館,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等等,他們食、用的金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大師發起的「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於佛陀紀念館舉行,由12位宗教領袖共同主持,三萬人參加。2011.08.23(慧延法師攝)大師發起的「愛與和平宗教祈福大會」於佛陀紀念館舉行,由12位宗教領袖共同主持,三萬人參加。2011.08.23(慧延法師攝)

以無為有 獲得十方助緣

會有這樣的疑惑是不錯的。在佛光山,有另外一個寺院行政的組織;例如都監院,以及教育、慈善、文化、教會等各單位,他們都有一套和信徒的往來方式,都有獲得信徒的護持幫助。在我,最高的決策原則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因為這樣的性格,就獲得更多的有緣人跟他們來往。可以說佛光山的發展,是靠「貧僧」、「不呷教的和尚」這些觀念,而能完成這些佛教走上社會的事業,在所謂人間佛教的倡導下,其實,我只是對人間社會做一些奉獻服務而已。

我十九歲的那一年,欣逢中日戰爭抗戰勝利,在大後方的許多學校、機關,都要回到過去日本人占領的淪陷區「復員」,也就是恢復各處的大學、各處的機關等。那時候,有許多的教授都暫住在棲霞山,等待政府的政令、可以在哪裡復校。有幾位教授跟我有了一點來往,就表示要我去讀他們的教育學院(大概就是現在的師範大學)。我跟他們說,我連小學畢業的資格都沒有,我哪裡有資格念大學呢?他們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教授團推舉你,你就可以念大學。

我聽到這句話,也非常歡喜,覺得真是喜從天上來,幸運的我,竟然可以去讀大學了。就興高采烈地去找師父,向他報告要去念教育學院的事。我師父是一個很直性子的人,他大罵說:「混蛋!讀什麼教育學院!」

他講過了以後,我忽然好像和他起了共鳴:「對啦,我既然做了和尚,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呢?」我向師父合掌,在走回寮房的路上,一直覺得師父的話很對,喃喃自語的說:「混蛋,我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

現在想起來,師父的話真是不錯。假如我去讀了教育學院,我有了社會的文憑,有了中學的教學資格,原本佛教清貧的生活,忽然一下子受到社會那樣的厚待,例如薪水、金錢、社會種種的誘惑,我還能夠繼續做一個好的和尚嗎?

或者說,我稍微有一點智慧靈巧,果真我做了校長、做了教育局長、做了教育廳長,會有我現在做一個和尚好嗎?我們不也看到許多的官員,不斷的像走馬燈一樣在那裡換來換去,哪裡能像我做和尚是一生一世的呢?因此,我真是感謝偉大的師父,他到底有遠見,教訓我做一個正派的和尚,不要流俗於社會,只是做個「和樣」(和尚的樣子),而不是真正的和尚。所以,我能做一個不呷教的和尚,實在說,應該是師父造就的。

為了不做「呷教」的和尚,我告訴自己要自立更生。說來,一般人都不能了解,我一生,除了在白塔國民小學擔任校長的任內,有過一些待遇,其他也沒有受過什麼薪水了。那一年半的待遇,也是以米糧來計算,每一個月大概有三石米的價碼。但我也沒有過問,通通都是交由師兄今觀法師代為管理的。後來因為一場牢獄之災,我在槍口上能可以救回一命,師兄說,就是由這一年半的米糧換來的。我感謝師兄的搭救,也很慶幸自己之前的決定了。

我現在可以說,我一生沒有受過薪水,沒有像一般上班的職業,每個月領有多少收入。甚至於我一生也沒有放假,現代的人都有什麼週休二日,還有很多的節慶假期,可是每逢假日,我反而更加的忙碌。可以說,在我這一生當中,不但沒有假期,每天的工作,總不只在十二個小時以上;我也沒有領過加班費,甚至我沒有用過辦公桌。有時候,一張飯桌、一個茶几、一方長條桌,甚至我的大腿,我在上面寫字、改稿,就成了我的辦公桌了。

文字收入 供養廣大眾生

在宜蘭十幾年駐錫期間,念佛會每個月給我三百元;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我也不計較。在佛光山開山之初,當然談不到有單銀、供養,好像到了擔任第三任住持的時候,每一個月司庫(會計)才給我一千元。我退位以後,現在佛光山也沒有我的職位了,這一千元也就沒有了。不過,我這一生,並不靠這許多經濟的來源維生,我自己有稿費、有版稅,現在還有一筆字的收入,我能可以自給自足。

在我所居住的開山寮,我指示相關的負責人,不可以動用常住的金錢,我們可以自食其力;甚至於汽車的加油費,南北來往行駛的過路費,開銷由我們自己負責,不要動用常住的經費。在我這裡吃飯的人也很多,偶爾米飯不夠的時候,可以向常住申請一些,但是盡量不要動用常住的資源,那是大眾的修道資糧。

佛光山開山以來,在這五十年當中,所有使用的桌椅、拜佛的蒲團,都是我個人靠著一些文字的收入來供養常住。我自己不做社會的消費者,不做常住的浪費者,我還要為佛教增添收入。我不做「呷教」的和尚,我甚至要供養給廣大的眾生。其他還有一些話,限於篇幅,我就不在此贅述。請期待下一篇的:三說〈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分類 :
作者 :
評論 :
    回覆 :
    姓名 : *
    內容 : *
    驗證碼 : *
     
    本人已細閱佛門網網站的網站使用條款私隱政策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