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寫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發表之後，這幾天回響熱烈。有人說，他讀了以後想要哭；有人說，他要學習；有人說，他讀了很快樂、很自在，意思就是，有人喜歡閱讀這一類的文章。
這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對於〈我不是「呷教」的和尚〉這個主題，還有很多的話題值得向各位報告，所以現在再談〈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我說自己不是一個「呷教」的和尚，不是標榜自我；我今年九十歲，已經是一個殘障、高齡的老人，我對人世間還有什麼所求？我有一些缺點，大家可以不要認同；我也自信有一些優點，寫出來可以讓大家參考
為教爭光榮 堅持本土化
這個世界上慈善人士不少，六十年前的一些讀者，有許多人批評我，也有許多人讚美我，所謂「毀譽參半」吧。比如我寫《釋迦牟尼佛傳》，有一位法師批評說：「星雲某人，把佛陀寫成像一個人，實在太褻瀆佛陀，犯了大不敬，佛教會應該要開會檢討他！」我聽了也不以為意。
我建設佛光山之初，有一位國際的航運大王，發跡得比長榮集團的張榮發早，也比香港海運大王董建華更早，他就是居住在美國紐約的沈家楨先生。五十年前得知我要開山，他願意捐五千萬元給我做建設經費。我那時候估計，建設佛光山不需要五千萬元。而且大施主幫我建好了佛光山，人家都會說，高雄的佛光山是美國沈家楨居士發心捐獻的，這樣會讓我對不起台灣的同胞。因此，我就謝絕了他的好意。我寧可以在台灣，十塊、二十塊錢的接受一般民眾給我的資助。
原因何在？我愛台灣，我愛中國，我要做中國的和尚，我要為台灣爭取光榮，我不替美國人來建寺院。所以我說，不但不做「呷教」的和尚，而且我不要做一個受外國供養的和尚。本土化是我的行事觀念，我要為台灣爭取榮耀，我要為中國爭取榮譽，我要為佛教爭取光榮，我要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這意謂我要做一個本土的和尚。
自知缺點 加倍努力上進
現在說我自己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但是嚴格的說起來，我連做和尚的資格應該都不俱全。在佛門裡，必須要具備梵唄唱誦的能力，像我這樣五音不全，在佛門裡面，怎麼會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呢？我除了對佛教的信心以外，我並沒有做一個和尚的基本條件。
我知道自己五音不全，是有一次，宜蘭高中的音樂教師楊勇溥先生來訪，我拜託他為我寫的歌詞來譜曲，就把這許多詞句的意思跟他說明，他聽了以後，忽然跟我講：「一般人講話有『平上去入』，而您講話缺少一個『入聲』？」我一聽大驚，原本就不長於唱歌的那許多宮商角徵羽五音，現在，連講話的四聲都不全了，怎麼只有三種聲調？那我以後連講話都不能了嗎？
這讓我想到近年來，有機會回到故鄉揚州，承蒙揚州的父老兄弟們都說：「你的揚州話一點都沒有變。」原來揚州話也只有三音。一個五音不全的和尚，就是想做不吃教的和尚，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
好者我知道自己的缺點、苦惱，我不得不力爭上游，加倍努力，用其他的方法補充自己的能量，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讓人家能接受我，承認我是「佛教靠我」的一個和尚。
耕耘文化教育 慈悲行善
因為明白自己的殘缺，我就要力求上進。因此，當我看到佛教文化這一部分很少有人耕耘，便立志要做一個文化的和尚；我也注意到佛教教育很少有人去推動，我就想，這一塊我可以加強努力，做一個教育的和尚。至於慈善事業，儘管佛門已經做了很多，不過我也勉勵自己不能退讓缺席，我也要發心做一個慈悲行善的和尚。
我經常自覺，自己只是一個佛教的信徒，和一般的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居士一樣，我不但要做和尚，我還要做個「和尚信徒」，為佛教布施喜捨、貢獻各種的功德。
一般的和尚，只要會唱誦、說法就夠了，當然，我也要會念經、說法，但是只做這樣的和尚，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做一個能夠從事多方面弘法的和尚：只要我能做的，只要與佛教有關的，我都要無所不做。幾十年的和尚生涯，我在教育上，大學辦了五所，佛教學院有十多間，另外還有中學、小學、幼兒園，應該我是可以被稱為「教育和尚」，但從來也沒有聽過誰人說我是「教育和尚」。
在文化方面，徒眾告訴我，我總共寫了有三千多萬字的文章，出版兩百七十多本的書籍，也辦過多少的學報、雜誌，推動藝術、展覽，也從來沒有人稱我為「文化和尚」。我關心慈悲救濟的事業，自許不落人後，我也和信徒一樣的忙著救災，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也沒有人說我是「慈善和尚」。但是，有一個我很不願意聽到的名稱，倒是常有人提起的，就是「政治和尚」。
關心社會 表達人民心聲
說起「政治和尚」這一個名詞，我自覺不夠條件，而且我也不願意做政治和尚，因為我對政治沒有興趣。但我愈是不願意，社會上有些人開頭講了，加上媒體傳播，「政治和尚」之稱，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傳來，好像這樣他們才覺得這個名稱適合我。我自己檢討，為什麼我忽然從一個「不呷教的和尚」，變成了一個「政治和尚」呢？
後來知道原因：因為我關心社會，有時候在文章裡面，難免要為社會、民眾表達一點苦難的心聲。再有，一些政治人物常來跟我拜訪，光是蔣經國先生，我就接待過他四次，他也曾請我到總統府參加會議、吃過點心。後來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多次到佛光山來，都受過我們隆重的接待；陳水扁總統曾在佛光山住宿過，還說願意為我們打掃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甚至請我到總統府的月例會上，對一級的各院會首長講說佛教。
歷任的三軍司令、五院的院長、各部會的首長，由於蔣經國先生來過佛光山，他們有了閒暇，也覺得可以來山一遊。在佛光會會員信條裡面，我們有一則佛光人的信條：「來時歡迎，去時相送」──遠來是客，我總應該要接待。記者知道了，就在報紙上發表這許多政治人物前來佛光山拜訪，並且說，由我出面接待。大概是這樣，我就成了一個「政治和尚」了吧！
白色恐怖時代，我經歷過了；抗戰時期的槍林彈雨，我也都經歷過了；內戰時期，我也曾經蒙受很多不白之冤；甚至，我被綁赴法場，面臨槍斃的經驗都有，我還怕什麼嗎？在那種生命垂危的時候，我都沒有恐懼，其它的什麼榮辱毀譽，我還要那麼介意嗎？這些也都不去談了。但是我無可避免的，社會大眾仍然強要讓政治凌駕於我的信仰，而硬說我是「政治和尚」。我不禁慨嘆，這也實在太不公平了啊。
實際上，我是不服氣的，因為我從事別的弘法事業，應該比做接待這些政要更多、更重要，為什麼我不能做其他「不呷教的和尚」，而要說我做「政治和尚」呢？後來，有一位電影的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不是不好嘛，有人要想做政治和尚，他也做不到。叫你政治和尚，表示你有辦法、有力量啊！」我一聽，「政治和尚」的意義是這樣嗎？後來想：唉！算了，管它好或不好，這個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好，也不是我的，不好，也與我沒有關係，我就不管它了！
問政不干治 是行事原則
回憶往事，中日戰爭勝利之後，太虛大師提出「問政不干治」的宣言，應該我對這一個主張是非常服膺的。我覺得佛教確實是可以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民眾的福祉（問政），但是不一定要去做官員（治理國事）。後來，蔣中正先生也曾經邀請太虛大師擔任國大代表，太虛大師提出要求說：「請讓佛教能有二十個國大代表的名額。」
當時，陳立夫先生在國民黨組織部任職，不贊成太虛大師的意見；他認為佛教要二十個名額做國大代表，還有其他的宗教怎麼辦呢？難道國大代表裡都要成了宗教的代表了嗎？太虛大師說，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天主教，他們是宗教徒，但都有其他職業，就算他們是國大代表，也都是由其他職業產生的代表資格；但佛教的和尚，他沒有其他的職業，不能由另外的職業團體來產生代表，所以就有這種特殊的情況。但是那個時候，不蒙陳立夫先生他們的同意，太虛大師沒有為此事再多做爭取，他也不做國大代表了。
我認同「問政不干治」──這是佛教與政治之間最好的行事原則。記得在五十多年前，佛光山還沒有開山的時候，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先生，就曾經到壽山寺問我：「你願不願意做立法委員？」如果那時候，我依著太虛大師的主張，是可以做立法委員，只要我點頭，國民黨提名，應該在五十年前，我就有立法委員的資格了。
那時候台灣剛實施選舉，而選舉的風氣已經非常不好，我就跟季先生說：「季主委，這個千萬不能。假如我出來選舉立法委員，我的祖宗三代給人批評、毀謗也還罷了；如果辱及到我信仰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說佛教如何如何，和尚如何如何，那我是不能忍受的。這個立法委員的人事，還請另選高明吧！」
在台灣，我除了到總統府做過講演，到台灣省政府省訓團做過講師以外，其他的政府機關，我沒有去過，也沒有拜託政府為我做過什麼事情。甚至，佛光山建設之後，十年之內要辦理寺廟登記，都不能成功；最後，還是靠著宜蘭的朋友陳洦汾先生的協助，才取得登記。那時候，他是台灣省議會的黨團書記，知道了這件事，在省政府打電話為我爭取，高雄縣政府才給我寺廟登記證。這一張登記證，前後總共花了我十年時間。
我想，好在我建的是寺廟，等個十年也不怕。假如我開商店的話，等個十年才領到登記證，又怎麼能經營事業呢？
當然，佛光山申請寺廟登記那麼困難，也是有原因的，有一些政治人物都有他的喜怒、分別，原本我也不在意，橫豎我只是一個弘法的和尚，政治人物會有任期，做和尚沒有任期，我可以等下去。
但是讓我等了十年之後，實在不能再延宕下去了。因為那一年，內政部准許我傳授三壇大戒，假如我連寺廟登記都沒有，我怎麼好傳戒呢？幸好陳洦汾先生伸出援手，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獲得政治人物給予的幫助。所以我對於陳洦汾先生，以及做過台灣新聞處處長的郭嗣汾先生，讓我登記做雜誌的發行人，我都非常的感念，他們對我這一生的弘法，都有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弘法以來，我們在佛光山開山，政府沒有給我們一磚一瓦，或替我們修個道路，或給一點津貼。我們盡心盡力為國家政府淨化社會，並沒有要求政府來為我們做什麼。我自己也想到，我們不是常常說要為國為民？怎麼老是要求政府來補助？我們就不要政府來給我們補助。可以說，這也是很了不起的。
來到佛光山參訪旅遊的人那麼多，我們也沒有收門票，照理說，公共建設是可以向政府要求做什麼，但我們沒有。反而本地的鄉公所，幾十年來不斷的找我們做什麼，連倒個垃圾都跟我們要錢。請問，說我是政治和尚的人，這又怎麼說呢？
注意形象 行止威儀莊重
我這一生，十年的叢林教育，訓練我具有強烈的佛教信念，除此以外，我對於世間的工商企業、政治官位、榮華富貴、自私情愛等，都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離開叢林寺院以後，很自然的會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常自我勉勵：吃飯，要有和尚吃飯的樣子；走路，也要有和尚走路的風儀。
過去，我每個月都會有一、兩次，從宜蘭到台北編輯雜誌。從宜蘭的北門口（雷音寺）走到火車站，要經過一條中山路；每次經過，兩邊的店家都會有許多人站到門口來觀看，指手畫腳的說：「這個外省來的年輕和尚，走路都和人不一樣！」因為，我時時告訴自己，要把路走好，給他們看到出家人的樣子。對的，我是一個和尚，走路，要向前直行，要具備佛教講的「立如松、行如風」的威儀，也為佛教走出光明的前程。
我注重做一個和尚的形象，甚至立定志願：不做「呷教」的和尚；可是後來社會上不但用「政治和尚」看待我，還說我是比王永慶先生更會經營商業的「商業和尚」，多少年來，都還有人說，台灣經營事業當中，最有商業頭腦的，就是星雲某人。
實際上說來可憐，我一直自詡是「貧僧」，一生都沒有接觸過金錢。雖然辦有很多的佛教事業，但都是別人經手管理，我只是其中的一員。假如有一些稿費、有一些版稅，乃至有人說，現在的「一筆字」有多少的價碼，但是這些我也都沒有經手。
過去，我也像信徒布施護持佛教一樣，把這許多收入的金錢，全部捐給佛光山做建設。一直到八十歲以後，我才把這許多版稅、稿費，送到台灣銀行成立「星雲公益信託教育基金」，基金會前面冠以「星雲」二字，也是順應信徒大眾的歡喜，大家覺得這樣比較有公信力。從此，我就更成為「貧僧」了，所謂「囊空如洗、兩袖清風」，可以說名副其實。
非佛不作 廣行弘法服務
你說我是「不呷教的和尚」，稱我是「貧僧」，我都心甘情願很歡喜；但是，我今天沉重的向關心我的有緣人告白，今後拜託你們不要說我是「商業和尚」，或者是「政治和尚」，這些都與事實不符。我只是佛教裡一個普通的、愛教的和尚。
或許你會說我是國民黨的黨員，不錯，但是，那時候並不是我想要做黨員，而是因為我不做黨員不能弘揚佛法啊！這是當時的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給我的指示，他說：「法師啊！你要參加國民黨，你的弘法才能方便啊！」就這樣，為了弘揚佛法，我就有條件的做了國民黨的黨員。其實，說來慚愧，我雖然有七十多年黨齡，對國民黨也沒有什麼貢獻。
說到「商業化」，我自己一生，包括佛光山所有的徒眾等，有一個行事根本原則，那就是「非佛不作」。所有一切與佛教有關的，只要是弘揚佛法，就是蝕本，奉獻、犧牲、服務，也都是應該的。說我們經營商業，這是萬萬不會的。
例如，在佛光山傳授三壇大戒，多少次所謂「模範戒期」，參與者都在千人以上；在海內外道場如西來寺、南天寺，乃至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傳授五戒、菩薩戒，乃至三壇大戒，與會的也都在千人以上；舉辦青年夏令營、禪學營，也辦過多少屆了，都不收取費用，除了食宿供應，還幫助一些窮苦青年，提供他們交通費、獎學金，給予他們鼓勵。
我們所辦的養老院、育幼院、雲水醫院等等，也都是不收費用。乃至佛教學院，不但不收費，還要給學生種種生活上的照顧。你說，我們會經營商業嗎？我現在可以向社會的諸位先進們請問：我有賺過你們什麼錢？我有跟你們做過什麼生意嗎？或者我有跟你們合作經營過什麼事業嗎？
你計較為什麼貧僧的佛光山，辦了那麼多的事業？包括有五所大學、三所中學、小學、社區大學、中華學校、讀書會，以及多少的幼兒園、養老院、育幼院、報紙、電視台、雲水書車、佛陀紀念館，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等等，他們食、用的金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以無為有 獲得十方助緣
會有這樣的疑惑是不錯的。在佛光山，有另外一個寺院行政的組織；例如都監院，以及教育、慈善、文化、教會等各單位，他們都有一套和信徒的往來方式，都有獲得信徒的護持幫助。在我，最高的決策原則是「以無為有」、「以空為樂」，因為這樣的性格，就獲得更多的有緣人跟他們來往。可以說佛光山的發展，是靠「貧僧」、「不呷教的和尚」這些觀念，而能完成這些佛教走上社會的事業，在所謂人間佛教的倡導下，其實，我只是對人間社會做一些奉獻服務而已。
我十九歲的那一年，欣逢中日戰爭抗戰勝利，在大後方的許多學校、機關，都要回到過去日本人占領的淪陷區「復員」，也就是恢復各處的大學、各處的機關等。那時候，有許多的教授都暫住在棲霞山，等待政府的政令、可以在哪裡復校。有幾位教授跟我有了一點來往，就表示要我去讀他們的教育學院（大概就是現在的師範大學）。我跟他們說，我連小學畢業的資格都沒有，我哪裡有資格念大學呢？他們說，沒有關係，我們的教授團推舉你，你就可以念大學。
我聽到這句話，也非常歡喜，覺得真是喜從天上來，幸運的我，竟然可以去讀大學了。就興高采烈地去找師父，向他報告要去念教育學院的事。我師父是一個很直性子的人，他大罵說：「混蛋！讀什麼教育學院！」
他講過了以後，我忽然好像和他起了共鳴：「對啦，我既然做了和尚，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呢？」我向師父合掌，在走回寮房的路上，一直覺得師父的話很對，喃喃自語的說：「混蛋，我為什麼要去讀教育學院！」
現在想起來，師父的話真是不錯。假如我去讀了教育學院，我有了社會的文憑，有了中學的教學資格，原本佛教清貧的生活，忽然一下子受到社會那樣的厚待，例如薪水、金錢、社會種種的誘惑，我還能夠繼續做一個好的和尚嗎？
或者說，我稍微有一點智慧靈巧，果真我做了校長、做了教育局長、做了教育廳長，會有我現在做一個和尚好嗎？我們不也看到許多的官員，不斷的像走馬燈一樣在那裡換來換去，哪裡能像我做和尚是一生一世的呢？因此，我真是感謝偉大的師父，他到底有遠見，教訓我做一個正派的和尚，不要流俗於社會，只是做個「和樣」（和尚的樣子），而不是真正的和尚。所以，我能做一個不呷教的和尚，實在說，應該是師父造就的。
為了不做「呷教」的和尚，我告訴自己要自立更生。說來，一般人都不能了解，我一生，除了在白塔國民小學擔任校長的任內，有過一些待遇，其他也沒有受過什麼薪水了。那一年半的待遇，也是以米糧來計算，每一個月大概有三石米的價碼。但我也沒有過問，通通都是交由師兄今觀法師代為管理的。後來因為一場牢獄之災，我在槍口上能可以救回一命，師兄說，就是由這一年半的米糧換來的。我感謝師兄的搭救，也很慶幸自己之前的決定了。
我現在可以說，我一生沒有受過薪水，沒有像一般上班的職業，每個月領有多少收入。甚至於我一生也沒有放假，現代的人都有什麼週休二日，還有很多的節慶假期，可是每逢假日，我反而更加的忙碌。可以說，在我這一生當中，不但沒有假期，每天的工作，總不只在十二個小時以上；我也沒有領過加班費，甚至我沒有用過辦公桌。有時候，一張飯桌、一個茶几、一方長條桌，甚至我的大腿，我在上面寫字、改稿，就成了我的辦公桌了。
文字收入 供養廣大眾生
在宜蘭十幾年駐錫期間，念佛會每個月給我三百元；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我也不計較。在佛光山開山之初，當然談不到有單銀、供養，好像到了擔任第三任住持的時候，每一個月司庫（會計）才給我一千元。我退位以後，現在佛光山也沒有我的職位了，這一千元也就沒有了。不過，我這一生，並不靠這許多經濟的來源維生，我自己有稿費、有版稅，現在還有一筆字的收入，我能可以自給自足。
在我所居住的開山寮，我指示相關的負責人，不可以動用常住的金錢，我們可以自食其力；甚至於汽車的加油費，南北來往行駛的過路費，開銷由我們自己負責，不要動用常住的經費。在我這裡吃飯的人也很多，偶爾米飯不夠的時候，可以向常住申請一些，但是盡量不要動用常住的資源，那是大眾的修道資糧。
佛光山開山以來，在這五十年當中，所有使用的桌椅、拜佛的蒲團，都是我個人靠著一些文字的收入來供養常住。我自己不做社會的消費者，不做常住的浪費者，我還要為佛教增添收入。我不做「呷教」的和尚，我甚至要供養給廣大的眾生。其他還有一些話，限於篇幅，我就不在此贅述。請期待下一篇的：三說〈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