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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教授博學而專,留給世間和學術界的偉大寶庫──我的饒公印記

文:黃杰華   圖:黃杰華| 2018-02-12
2013年,與饒教授,王堯教授及何廣棪教授2013年,與饒教授,王堯教授及何廣棪教授

二月六日早上,驚悉饒宗頤教授去世,內心不免傷感。饒教授乃今之通才,他觸類旁通,博通群籍、尚友古人,其學博而能專,今天學人當中,已是鳳毛麟角。饒教授早歲習文字,聲韻及方志學,另習書畫,打下良好國學基礎。中年以後,陸續發表甲骨學、楚辭學、歷史學及目錄學論文。自購得英藏斯坦因微縮膠卷後,他即開展敦煌文獻研究,包括《老子想爾注校證》,敦煌漢簡、敦煌詞曲詞譜、敦煌琵琶譜、舞譜、白描畫及《文心雕龍》研究,又隨香港容氏學習古琴。晚年著作重在呈現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包括《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近東開闢史詩》、《梵學集》、《新出土文獻論證》及《西南文化創世紀》諸作,同時他又擔任重要學術期刊《敦煌吐魯番研究》主編,另創辦《華學》期刊。饒教授詩文俱佳,精鑑賞,擅書畫,作品融鑄敦煌氣韻,風格多變。他的研究,在在體現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

我初聽饒宗頤教授名字,源於三十年前電視播放的「絲綢之路」,第二集介紹敦煌莫高窟,主持訪問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的饒教授,他提到如來三十二相,佛與菩薩結伽趺坐的問題,敦煌石窟菩薩交腳而坐,謂「交腳乃伽趺一種,如來乃佛的坐法,為全伽跌坐,菩薩的坐為半伽趺」。短短一分鐘的片段,讓我印象深刻。看畢紀錄片,我對敦煌及絲綢之路產生了濃厚興趣。多年後,我將閱讀饒教授敦煌文學論文筆記整理成篇出版,作為學習的階段性總結。

1971年出版的《敦煌曲》1971年出版的《敦煌曲》

九十年代,我有幸多次聽饒公講學,親聆教益,包括九七年「關於漢字起源的新問題」專題演講;九九年「廿一世紀中國書畫」;千禧年「戰國簡」學術研討會;零一年「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造像展研討會」;零二年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的「詩的欣賞──介紹最古的《詩》說」及於香港大學的「六祖與新州」專題演講;零三年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詩》與古史:從新州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專題講座。以上諸講,範疇廣大,足見他於不同領域均有獨到體會。作為後學,我能親聆聽講,如沐春風,今天想來,實在幸運。

千禧以後,我隨藏學家王堯教授問學,王饒二公早於八十年代已認識。王教授及陳踐二君,撰有〈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一文,礙於當時氣候,無法在國內出版。饒教授二話不說,先為之作序並推薦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促成漢藏學術交流的一段美麗因緣。2013年,王教授應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邀請,擔任第二屆「饒宗頤講座」主講嘉賓,席間饒教授不單親題「藏學前驅」條幅予王教授,還破天荒聽畢兩小時的學術講座,可見百歲饒公,除書畫外,對學術興趣仍舊一點不減。

二零一零年,我因緣際會,進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工作,在濃厚的學術氣氛下,可以直接親炙饒公,多見饒公。在饒館工作,收穫之一,無疑是可以飽覽饒公藏書,直接了解他的治學範疇和方法。學術館珍本應有盡有,除簽題本及其他學術用書外,還有廿四小時恆溫的善本特藏室,所藏元明清以至民國初善本多種,其中部份原為葉恭綽藏書。葉老愛於封面寫下題記,所藏顧炎武《顧與治詩》一冊,封面就有毛筆直書:「顧與治與剩和尚一段患難關係,吾粵人不可不知,又卷五送一靈師詩註記一靈欲請以身代剩和尚遣戍,此事未見他書,足廣異閱也。遐翁。」饒教授因緣得藏,或與當日曾為葉公主編《全清詞鈔》的一段因緣有關。二零一一年,我曾協助學術部諸賢編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品目錄II:館藏古籍珍善本》。若非在學術館工作,實在無法得知饒公遍讀舊籍之原貌。

二零一三年,我接到一個特別任務,負責與佛學研究中心的駱慧瑛博士編輯已進行多時的《饒宗頤佛學文集》,此難得因緣讓我可以再次認真研讀和學習饒公的佛學論文,並於短時間內盡己所能編校,補上書後記,並於當年書展與《明報月刊》作簡介。書出版後,我特別請饒公題簽留念,饒教授不單題簽,還蓋上印章,嘉惠後學之情,讓我難忘。我感恩有此殊勝因緣,通過編校工作,向饒公學習。

後來,我離開了學術館,然而與館中諸賢,時有往來,是故饒公近況,多有所聞。六日早上,驚悉百歲老人仙逝,內心多少悵惘。今天學貴乎專,與從前專而博者,已非同日而語。饒教授博學而專,留下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在在是認識饒公作為一代通才的重要著作,那是老人留給世間、留給學術界的偉大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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