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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佛教發展何去何從?中國佛教政策的幾點觀察(下)

(續上期)
 

前言:

繼分析佛系青年現象,本文作者直陳佛教中國佛教協會前任會長的事件重創佛教形象。此外,大陸城市化、少子化、老齡化等,勢必影響佛教未來的模式,以及弘法布教的重心、方式,值得持續關注。

收緊的宗教政策,對佛學院教育的影響

佛學院其實不太受當前政策影響,因為政府高度重視宗教院校的建設。2018年修訂版的《宗教事務管理條例》,特別把宗教院校單獨列為一章,突顯重視。執政黨在宗教領域行之有效的經驗是,宗教管理工作要抓關鍵少數,即宗教界的頭面人物,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自於宗教院校,因此政府特別重視宗教院校的管理,要求愛國、愛教,重視政治教育,但對於宗教課程則沒有太多的干預。

不過,政府會要求,教理教義的詮釋要「中國化」。現在大陸提倡宗教中國化,海外很多佛道教人士覺得莫名其妙,道教本來就是中國原生的,怎麼還要中國化呢?佛教界也一樣,覺得佛教早已經是中國化了。其實,執政黨講的中國化,具有非常鮮明的政治意涵和時代意涵,這個「中國」是指現代中國,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因此「中國化」的政治意涵就是與黨保持一致。這其實是大陸宗教界必須清醒意識到的一條政治紅線,意即只能走共產黨認可的、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

因此,對佛教及所有宗教而言,他們都得遵守政府、執政黨規定的韻腳來譜寫各自詩篇。如果宗教領袖有政治智慧、宗教智慧,在這範圍內,還是有可以充分發揮的空間,因為這個口號所包含的時代意涵,即現代化,的確是各教的根本任務。

目前佛教界值得注目的趨勢

我曾經以曹山尼眾佛學院為例,提到一種跨越性發展的可能,其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在硬體建設上,以現在大陸的經濟體量,只要有決心,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建成一個設施完備的佛學院;另一方面則是在指導思想和軟體上,例如曹洞佛學院這樣一個新創的山區佛學院,徑直對接日本大學的生死學教育,這一點主要看負責人是否有開闊的視野。

這個曹洞宗尼眾佛學院的特殊性在於,領導者養立法師是一位留法博士,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在教內及政界也有良好的人脈關係,能夠做到一些別人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很多其他佛學院的負責人,由於長期在當地經營,因此需要顧慮、關照的面向可能很多,較難出現君子豹變的革命性調整。養立法師沒有這樣的顧慮,因為她是空降的。她的壓力是來自教內的、當地政府的懷疑或者期許,教內會質疑她作為女眾領導曹洞宗根本道場的正當性,地方政府則希望曹山盡快有一個大起色,於是她也就以禪師的氣魄,豁出去放手一搏。

中國佛教協會前任會長的事件

這個事件可說重創了勢頭發展正好的中國佛教,幾乎是當頭一棒。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夠平復。

在很多人看來,指控的證據確鑿,但仍有許多法師、信眾,相信這位法師是得罪了某股勢力,以致遭到構陷。現在各方都靜候政府處理的另一隻靴子早點落地,免得造成佛教界在情感上和認知上的進一步分裂。

在我看來,這個事件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妄自尊大的佛教界臉上,打在狂熱無腦的信徒臉上,讓大家都抬不起頭;這記耳光也打在一向偏寵佛教的政府臉上,因為這是他們一手栽培、一路提拔的佛教領袖。最值得重視的是,它揭示了兩個冷峻的事實:

第一是佛門內部的糾偏機制完全失靈。舉報人訴諸僧團內部羯摩,根本實行不了;向教內長老陳情,大家裝聾作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最後孤注一擲,公開舉報,激起軒然大波,驚動最高當局,攪起國際輿論,重創佛教形象,破壞政教互信。最諷刺的是,迄今中國佛教協會也沒有獨立的調查和自清門戶的舉措,只是靜候政府的決定,完全是個擺設。

第二是佛教的現代化、民主化進程遠遠落後於時代,太虛法師開創的漢傳佛教現代轉型之路,完全有可能被保守勢力逆轉。佛教雖然標榜依法不依人,但實際制度和現實運作中,僧團和各級教會還是以種種手段神化領袖,對普通信徒進行奴化教育,以情相牽,而不是以法相聚。

其他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

有個趨勢特別值得重視,就是佛教保守主義、民粹主義,乃至於反智主義、蒙昧主義的興起。近現代以來的佛教發展,都強調要積極融入現代社會,台灣的人間佛教更是漢傳佛教現代轉型的典範。然而,晚近以來,大陸佛教界出現一種聲音,即強調佛教要與世俗社會保持足夠的張力,強調佛教的出世品格。尤其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高學歷出家群體中,這種聲音越來越強。這與大陸佛教主體性薄弱、政府介入過多有關,但這只是外緣性的因素;內在的因素,則是這個群體本來就對世俗社會有許多不認同,因此會特別強調要與世俗保持必要的區隔。這可能代表著漢傳佛教發展中不容忽視的一種傾向,它會如何演變,需要非常謹慎地繼續觀察。

令學者擔心的是,一些激進派反對佛教與儒家等傳統文化融合,反對普世價值,反對人文理性,反對客觀學術研究,極力強調要與世俗社會區隔,以凸顯佛教不共的立場,並據此激烈批判、甚至故意扭曲醜化近代以來的佛教革新思潮,認為是對佛教傳統的背叛。這種原教旨主義立場十分吸引眼球,也很容易引起一些共鳴,特別值得警惕。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可以看到一種全球性的民粹主義回潮。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辭典選為年度詞彙。生活在這樣一個後真相時代,人們不關心事實如何、真相如何,情感認同凌駕於理性揀擇,於是這種強調佛教本位的極端立場,聽起來好像比誰都更虔誠、更護教,因而很容易蠱惑人,在佛教青年中也較有影響力。這種極端的立場,會如何發展?可能會對佛教造成怎樣的傷害?是全體漢傳佛教界必須非常嚴肅認真對待的。

一些廣泛流行的教學體系,無論對僧眾還是居士,都突出強調厭離心,這種傾向與漢傳佛教的慈悲濟世精神,特別是近現代以來強調大悲心、入世修行的人間佛教走向,有著非常強烈的張力及衝突。這也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問題。

最近宗教政策趨於收緊,客觀上會促使佛教作大盤調整,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佛教的恢復及蓬勃發展是不可遏抑的,但哪種模式會主導?人間佛教,還是基要派?這是根本路線之爭,尚在未定之數。

展望未來二十年:第一,當前的國學熱、傳統文化熱,會繼續給佛教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氛圍。第二,信息時代、網路技術等新科技手段為佛教新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以前必須要有寺院作為支撐才可能有影響力,但目前大陸一些法師沒有寺院,或者不依賴於寺院,完全倚重網路弘法,照樣有很多信眾,影響力甚至超過傳統寺院。新技術對於佛教生態、佛教發展模式的重構,是值得重視的。第三,大陸社會的一些重大趨勢,如城市化、少子化、老齡化等,都會對於佛教未來的模式,弘法布教的重心及方式,帶來重大影響,也值得持續關注。
 

本文原載於法鼓山《人生》雜誌第430期,佛門網獲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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