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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炎的供養──略說日本護摩儀軌手冊

藏傳佛教的火供、日本真言宗的護摩,以及印度教的火祭,今天在世界各地時有舉行。這數十年,關於火祭儀軌的專著似乎不多;有關遠古的婆羅門教火祭的詳細紀錄,首推已故人類學者Frits Staal (1930-2012)煌煌兩巨冊的Agni(《火祭》),書內附以無數照片及唱誦錄音,記錄印度Nambudiris 地區一場吠陀火祭(Vedic ritual),作為保留整個祭祀儀軌的全紀錄,對宗教及學術界均有不可替代的貢獻。[1]

Madhavi Kolhatkar及立川武藏紀錄《日本佛教的護摩儀軌》
Madhavi Kolhatkar及立川武藏紀錄《日本佛教的護摩儀軌》

另一方面,日本密教學者立川武藏(1942-)同樣倡議用文獻圖片方式,為日本護摩法會作學術紀錄。此舉得到真言宗僧侶宮坂宥勝(1921-2011)支持,特為此舉行了儀軌示範,公開所有程序、手印、真言所用法器及供養品,並由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協助,Madhavi Kolhatkar(1950-)及立川武藏紀錄,成果刊於該館人類學報告專號,名為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日本佛教護摩儀軌》,以下簡稱《儀軌》),對學界以及一般讀者同樣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2]

宮坂宥勝於護摩前行時作金剛網結界
宮坂宥勝於護摩前行時作金剛網結界

護摩(Homa),是供養(votive offering)的一種,通過以火作為媒界,將供養給予本尊,以此獲得五類目的,包括息災(Śāntika)、增益(pauṣṭika)、鉤召(ankuśa)、敬愛(vaśīkaraņa)及調伏(abhicāraka)。[3] 可以說,修持者通過供養本尊──特別是不動明王(Acalanātha Vidyarāja,Fudō Myōō)──從而獲得祝福與加持。這種祝福加持,可以是個人願望的,也可以是為了社會大眾利益的,有著世俗/入世傾向,這種傾向被稱作「外護摩」。另一方面,它又一種超越世俗(出世間)的角度作為修行的階梯,即所謂「內護摩」。唐代密宗通過空海(kukai,774-835)傳至日本,護摩進入真言宗及天台宗的系統後,成為行者修習的一部分,作為修習瑜伽前的準備,與十八道法、金剛界法及胎藏界法稱為四度加行。修習加行,需要道場莊嚴、焚香獻花、手結契印、口誦真言、祈請本尊,觀想本尊即我,我即本尊、本尊入我,我入本尊(ahaṃkara)。修持完結,還要恭送本尊。[4] 此等修持,在《儀軌》一書有具體圖說。修行者完成四度加行,才可接受傳法灌頂。它作為日本真言天台二宗的修持,其源頭可追溯至古婆羅門的印歐雅利安文明。[5]

婆羅門這種依靠他力的祭祀原是一種世俗信仰。印度火祭,據密教學者松長有慶(1929-)所說,需要築起土壇,壇中央設火爐,爐外用色粉繪製曼荼羅,以牛糞為燃料,焚燒供品,通過火神阿耆尼(Agni)送予婆羅門神祇(deities),待儀式結束,即拆掉土壇。[6] Nambudiris的火祭,用了數百塊三角磚,砌成五層巨鳥(bird-shaped)磚壇,當中精密的數學計算,以至整個祭祀過程之嚴謹繁瑣,比《儀軌》的程序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咋舌。[7] 日本的護摩供養,既有小型(domestic)的,也有大型的,小型如《儀軌》一書所示,地點多在寺中的護摩堂舉行,堂內設一小型木壇,護摩完畢後的「破壇」也不像婆羅門般將整個壇燒毀,而是以金屬蓋弄熄火源作象徵。此外,日本也有大型的護摩火供,多在戶外舉行,也容許一般人參與。[8]

《儀軌》一書主要記錄不動明王護摩的整個儀軌,由岡谷照光寺及京都智積院已故住持宮坂宥勝於上世紀80年代在照光寺護摩堂示範,另於2011年由其兒子,同為照光寺住持的宮坂宥洪(1950-)補拍相關手印的照片,作為一個完整的文獻紀錄。不動明王護摩共分兩部分:前行(Preparatory rites)及正行(Main ritual)。前行一節,書中記主持者進場、就坐、擺放及使用之供養品、對壇場、法器加持、構築護摩壇四周、祈請本尊加持、以火結界及一切唱誦,均以圖文作詳細解說。例如主祭者進護摩堂前,需先潔淨手口,塗上香油,進堂時需觀想種子字hūṃ及觀想自已為金剛薩埵,同時觀想自己正在進入法界(Dharmadhātu)──足踏蓮花瓣,足過處蓮花遂開。行者右腳需先踏進護摩堂,並觀想種子字ma置於右眼前,ta置於左眼前,二者代表日月二輪。[9] 《儀軌》的記錄,無疑是一部實用手冊(manual),修持者幾乎可以依樣胡蘆,尤其當中的真言和手印說明,是紀錄片(documentary)無法交代的細節,因此有很強的實用性。[10]

至於儀軌正行,據說來自空海的《息災護摩》。據編者謂,此法本由空海從中國帶往日本。空海入唐求法前曾隨安都雄足學習《論語》,也曾習苦行禪定,於十六歲得聞《虛空藏求聞持法》真言。後來他於久米寺發現《大日經》,細讀多遍仍不得要旨,只能赴中土求師解惑。他於長安兩年多時間,就得慧果灌頂後受予胎藏及金剛界所有密法儀軌,《息災護摩》當是其一。《儀軌》一書所見,正行分七部分:一、供養火天,二、供養降三世明王,三、供養本尊不動明王,四、供養完結之儀軌,五、解界,六、離開法座,七、破壇。七個部分均以詳盡圖文次第交代,包括供養前行、安納火舍、勸請火天、壇木點火、灑淨壇場、執花持咒、獻木五穀等,各種真言、手印,悉數展示,記錄方法與Staal的《火祭》如出一轍,既有學術性,亦富趣味性。這個部分,在編者另一篇論文中,說明了正行部分因不便公開,故只作簡單介紹 [11],反觀《儀軌》一書,作為學術研究,還是作了詳細圖說。

此外,舉行護摩示範的照光寺,編者同樣以圖文一一介紹,包括山門、本堂、護摩堂、護摩壇、不動明王及其他本尊、壇具所有法器及主持者,務求令讀者對該次示範有整體的了解。

《儀軌》一書特點,當然在於它作為一部幾近足本的儀軌手冊。作為法事手冊,一般只有原文而沒有解說。本書優點之一,即以圖片紀錄了整個儀軌過程,包括手印(mudrā)、梵文真言(mantra)及日文音節拼讀、幾乎每幀圖片下均附有詳細解說。書末參考了Payne的「聖經」,臚列了儀軌的所有91項真言及相關的參考書目,這對於有興趣的讀者,乃至門外漢也能了知儀軌的所有細節,若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看待,此書無疑與上文提及的Agni一樣,同為珍貴文獻紀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學報告作為面向世界的學術專刊,大部分專論均以英文撰寫,其中如長野泰彥(1946-)主編的一系列苯教(Bon Studies)研究專刊,已為國際所肯定。立川這部護摩專論,不單對日本以外的學者,就國內學者而言,也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學術著作,作為民族學專論之一,無疑最恰當不過,加上此書於民博館網站提供免費下載,對學者而言,就更加方便。當然,正如編者所說,日本的相關儀軌因不同流派而略有差異,因此,本書只能作為真言宗智山派不動王護摩儀軌的一個全紀錄。然而,它足夠讓讀者登堂入室,了解日本真言宗奧秘之一隅,故《儀軌》與Staal 的Agni一書同樣可貴。

宮坂宥勝於護摩前行時作根本契印
宮坂宥勝於護摩前行時作根本契印

護摩作為從遠古印歐雅利安文明的世俗信仰,到後來被佛教吸收、融攝與發展,特別成為藏傳佛教及日本真言天台的修持之一,變化傳承千年,歷久不衰。縱然有別於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如《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謂「苾芻不應供養天神」[12],但正如印順法師所說,佛教尊重供養、天神護持,乃與佛教咒願、誦經相結合。[13]《儀軌》一書,觀者可以看到日本護摩儀軌,揉合宗教修行次第與世俗求福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雖然它被納入佛教的修行體系,惟它另一方面有著濃厚的世俗傾向。出版《儀軌》的功德,除了宗教學、民族學的價值外,還給予一般人認識、進入和了解這種由來已久,跨民族跨宗教的混合儀式。書內各種圖文紀錄,值得佛教界、乃至對佛學及民族學感興趣的朋友重視。


[1] Frits Staal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2 vols. Asian Humanities Press. Berkele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3. (Reprin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10. )此書第一卷以圖文記錄了印度Nambudiris一次連續十二天的吠陀火祭(Atirātra-Agnicayana)盛況,圖片資料鉅細無遺,整個祭典在該書出版前從未對外公開。Nambudiris以外的人也不能參與及進入祭祀範圍,因此書中資料至今仍然十分珍貴,值得細閱。關於這次火祭源起,可參考Frits Staal ‘The Agnicayana Project’,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ume 2, pp.456-475.

[2] Madhavi Kolhatkar, Musashi Tachikawa ed. 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 105),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12. 此外,Richard Payne曾對日本真言宗護摩儀軌作過綜合研究,見The Tantric Ritual of Japan, Feeding the Gods: The Shingon Fire Ritual.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shan,1991.據立川武藏等學者說,此書已成為日本以外研究護摩儀軌的聖經。

[3] Richard Payne, Charles Orzech ‘Homa’, Richard Payne, Charles Orzech ed.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Tantras in East Asia. Leiden: Brill, 2010, p.134.

[4] 松長有慶著,吳守鋼譯:《密教:東方智慧的崛起》。台北:大千出版社,2007,頁131-132。

[5] The Tantric Ritual of Japan, pp.36-43.

[6] 《密教:東方智慧的崛起》,頁132。

[7] Somayayajipad, Nambudiri & Staal, ‘The Five-tipped bird, the square bird, and the many-faced Domestic Altar.’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 2, pp343-358. 饒宗頤教授對此書所載亦大感驚嘆,後寫成〈F. Staal著Agni書後〉一文加以介紹,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頁459-470。

[8] 如山伏(Yamabushi)舉行的護摩多在戶外舉行,參見Michel Strickmann(司馬虛), ‘Homa in East Asia’,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 2, p.447.

[9] 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 p.53.

[10] 立川武藏另有長文對日本護摩有長詳細的分析,其中包括護摩與供養(Pūjā)的差異,護摩儀軌說明(正行一節比《儀軌》一書簡略,蓋因修法儀軌,光看而沒導引,容易令人產生誤解,故不容公開,也不便公開)等,從它的世俗(Profane)與神聖(Sacred)作一番考察,見Musashi Tachikawa,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Buddhist Homa ’. Richard K Payne & Michael Witzel eds. Homa Variations:The Study of Ritual Change across the Longue Duré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p.126-140.

[11] 見上注。

[12]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源起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頁526。

[13] 同上注,頁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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