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曼濤（1933-1981年）主編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刋》中《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有一篇他撰寫的文章〈中國佛教的思維發展〉[1]，全文分為七部分，分別為「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差異」、「中國思想之特性」、「中國佛教之被限性與展開性」、「魏晉佛教的思維展開」、「天台與華嚴的思維特徵」、「禪宗的獨特思維」與「結論」。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於以中國的思維來論述佛教如何在中國發展。它的重點在於「思維」所涉及的範圍相當豐富。因此，張氏為此作出定位及入路的門徑，他說：
「我們要了解中印佛教的必然差異及中國佛教的特殊所在，亦即應從此一思維方法的角度來解剖它的思想特質，才能清晰的呈露出中國佛教之所謂中國佛教的根本意識。而此點，又必須要從中國佛教思維的發展上分析入手，始可見其功效[2]。」
在此，張氏特別強調「中國佛教」的特殊之處在於根本意識。要了解此點，一定要了解其思維的發展，才能事半功倍。
至於何謂「思維」呢？張氏把「思想」與「思維」作了精簡的定義：
「思想和思維，在這裏亦需先給它定一個簡短的定義，以便於在以下的分別談論，並求出它在本文中各自所具的意義。
「思想，我們通常是指的一種固定的有體系的名理內容。⋯⋯而思維，則是攻入事物的複雜現象，一一尋求其條理的通路，而獲得進入它的「真實」底層，亦即形成思想體系的力量。從思維到思想，乃是同一性質的兩種程序。在探尋事物條理的過程，那是思維，由探尋所得的定理，便是思想[3]。⋯⋯」
「思維」就好似前鋒一樣，負責在探索理路，直至到達真理的「真實」底層，而後得出的定理，便是思想。張氏以「同一性質的兩種程序」精闢地把「思維」與「思想」在抽象的理路上安立它們的位置及功能。
針對中國思想的特性，張氏表述了他的看法，他說：
「⋯⋯大致多認為中國思想的特質，是在於道德主體的呈現，以道德系統相對西方的知識系統而言，便正顯出了中國思想的特點所在。而就方法上說，由於呈現在道德系統，便特別傾向思想的直觀[4]。」
簡言之，中國思想的特質，一是以道德主體為目的，而自成系統。在此道德系統中，主要傾向直觀。因此，中國禪宗就此在特質中，呈現出其獨特性。他再說：
「禪，也不過是一種方法，一種善於逼拶學人直觀思維的方法。這方法，禪宗的術語稱作『悟』。悟，有兩種方式，一是頓，一是漸。⋯⋯只有頓，由慧能的倡導，後來一直都成為宗門下的著重中心。沒有頓悟，也就沒有後來遍及全國的祖師禪[5]。」
禪只是一種善用咄咄逼人的方法論，讓學人以直觀思維，禪宗假立名為「悟」。至於所謂「悟」，可分為漸悟與頓悟。由六祖慧能開始強調「頓悟」，因為「直觀」就是 「頓」。張氏認為「頓悟」與「祖師禪」有著必然關係。
為了再進一步說明禪的獨特方法，他說：
「禪的獨特方法，是既離語言而又不離語言，是既不許客觀的作答，又不許主觀的思量擬議。⋯⋯能不循語言的常識性，限定性去思量，便能打破語言的束縛，能打破語言的束縛，那自然就有超語言限定的表現了。這可說是中國人切實的自覺到了『語言』的有限性，及其超越的方法[6]。」
禪的獨特方法論，在於「超越」語言、思量的局限性，在「離言」與「不離言」，「客觀」與「主觀」兩邊中去其常識性的束縛來達致直觀。
最後，張氏對中國佛教思維發展有以下結論，他說：
「在發展的階段上，天台和華嚴，走向了建立架構、系統哲學的思維路向，這是融攝了印度的系統精神⋯⋯禪宗則又表現另一種涵容佛教的突出理念，⋯⋯它拋棄了系統化、分析化，卻使人把握到了『真實』，回到了自我存在的主體，這在禪宗的術語說，就是找到了『主人翁』。[7]」
在中國佛教的天台宗和華嚴宗，它們把大乘經典中的佛理以中國思維創建出架構，呈現出系統性的哲學思維路向，這就是融攝印度佛教精神的精髓所在。至於禪宗去除了系統性、分析性，以「真實」即最簡約的，最純粹的生命狀態回到「本來面目」的主體上，即是禪宗所謂的「主人翁」。
綜合以上，禪宗就是以中國思維來融攝印度佛教的精髓來開展「頓悟」的直觀。禪宗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就是超越一切經驗界的假相或概念，而以一種特別的方法論來傳法。在宗教而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則不被世間的煩惱束縛，來體悟內心的清淨性。在禪宗來說，這「超越」的方法論，不離「般若智」的大用。
延伸閱讀
[1] 張曼濤：〈中國佛教的思維發展〉，《中國佛教的特質與宗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刋》第31，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頁27-118。
[2] 同上，頁 31。
[3] 同上，頁 32。
[4] 同上，頁32-33。
[5] 同上，頁84。
[6] 同上，頁91。
[7] 同上，頁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