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蓮覺苑廣結善緣的歷史見證:專訪丁新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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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來說,最令他感到特別的,是苑內懸掛的牌匾及對聯。

屹立在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盛載著豐富的歷史。苑內供奉的佛像,所藏的佛經均十分珍貴。對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來說,最令他感到特別的,是苑內所懸掛的牌匾對聯。

丁教授專門探討三十年代香港華人社會的形成及發展,他認為:「這些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界別人士所贈送的牌匾,譬如康有為、張學良、黎元洪等民初政界名人,從中能反映的是何東爵士長袖善舞、廣結善緣的性格。」

建築設計,顯露「真俗不二」的佛理

東蓮覺苑於1935年落成,由何東爵士及張蓮覺居士出資興建。三十年代,建築師試圖找尋一種既能反映中國文化,又能凸顯本土特色的建築風格,於是在設計的手法上糅合了中、西建築特徵,並嘗試將建築的設計與本土文化拉上關係,這種建築風格被稱為「折衷主義」。

以折衷主義、中西合璧作設計手法的建築物,東蓮覺苑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丁教授說:「彩繪玻璃、意大利地磚都是西方的建築材料,配上混凝土結構,加上中國佛教寺院的空間要求,並巧妙地在一整座建築物裏,設計不同的格局,劃分不同的界別。」

東蓮覺苑的建築外觀,除了看起來像一艘「紅塵擺渡的般若之舟」,它所表達的還有更深刻的佛教義理。覺苑供佛的大殿,從外面看是兩層,進入殿裏,它其實只有一層。從佛教的觀點看,這種設計具有表徵意義。它所表徵的是,還沒體悟佛法時,我們會區分真俗兩諦,就像從外面看大殿,它顯現的是兩層。一旦我們對佛法有了真切的領悟,便能夠體會真俗本是不二,萬法即是一如。

覺苑的建築設計具佛法的表徵意義,然而,透過歷史學家的觀點,苑內懸掛的牌匾表達甚麼樣的意義呢?

牌匾對聯,表現「廣結善緣」的性格

丁教授認為:「牌匾,可表達送匾人和受匾人之間的關係。」他進一步補充:「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想探究幾個問題:牌匾是誰送的?甚麼時候送?然後再根據贈送的年份,勘察那個年代背景,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東蓮覺苑的建築凸顯佛教「真俗不二」的思想

送贈者包括僧俗二眾,除了佛門龍象,還有多位政界名人,譬如康有為、張學良、黎元洪等人。丁教授指出:「康有為落難時,何東爵士曾接濟他。『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逃難來到香港,何東爵士於是接他到家中暫住。康有為在離開香港前,贈送何爵士墨寶,以表謝意。當他知道張蓮覺居士有意建苑時,更送出對聯給他們。這見證康有為和何東家族關係親密。」

何東家族跟東北軍的張學良又有甚麼關係呢?「何東爵士和張蓮覺居士的兒子何世禮將軍選擇棄筆從戎,並投軍於張學良麾下。1931年,『九‧一八』事變那天,何東爵士夫婦二人在兒子的陪同下,正與張學良在北京的大光明戲院商討國家大事。何東爵士雖然是位混血兒,但是他對國家非常有感情,眼見當時軍閥混戰,導致民不聊生,為結束軍閥割據的情況,他更召開一次圓桌會議。」

總之,「清末民初派系林立,政治氛圍紛亂複雜,何東爵士卻可以左右逢源,遊走於不同的派系之間,這反映何東爵士非常聰明。」

弘法興學,實踐「挽回人心」的悲願

那年代政局混亂,人心徬徨。想達至社會安穩,人心安定,張蓮覺居士認為只有依靠佛法。可惜當時佛法不振,未能普及,她於是創建東蓮覺苑,以便能夠弘揚佛法及興學育才(女子教育)。

然則興辦教育,為何從女子教育做起呢?丁教授表示興辦「女子義學」的想法在當時極具社會意義:「那時社會上正討論妹仔(丫鬟)制度,居住在香港的洋人均主張應該廢除蓄婢。這些妹仔,甚至一般女性都沒機會接受教育,張蓮覺居士推廣女子教育,以療時弊。」

事實上,張蓮覺居士認為:「女子為國民之母,具有相當智識,始成良好家,推而為良好社會,其需要教育。」由此可見,推行女子教育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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