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籐條」，香港人不會感到陌生，皆因不少「90前」的朋友，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有「籐條」相伴。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以教育為社會和家庭關注的第一任務，教育的模式傾向「專制」，這緣於家長和教師對「嚴師出高徒」的信念有著絕不動搖的崇拜，套用司馬光的話，就是「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的；與當今講求多元學習、五育發展、甚而「弟子權力」的局面相比，以前的教育生態相對簡單得多。

誠然，過去教育模式的「專制」，以當時的社會來說，可以理解。當時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遠不及現今的發達，低收入人士佔大多數人口，家長含辛茹苦，駢手胝足，總希望兒女能多讀點書，將來「出人頭地」，不要跟他們一樣，在低下層的阿鼻地獄，苦無了期。所以，家長要求兒女溫習要分秒必爭，考試要風簷寸晷，除了兼職打工外，打機、拍拖、旅遊、逛街等，在食指浩繁的家庭中，絕對是浪費時間的奢侈活動。

當然，對孩子而言，總有佻皮的時候，因而在家長眼中，總要有籐條的侍候。由於籐條彈性極高，只要輕力撥動，足以產生高效度的張力，「以小見大」，又經久耐用，絕對是理想的「教具」，故深受當時家長歡迎。有些家長基於對兒女的呵護備致，捨不得「動武」，但總會擔心「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故也把籐條備用家中，以增加「安全感」，又能以之作為孩子的儆戒物。有些家長則恩威並行，面對超級佻皮的孩子，籐條幾乎每天成為他們之間的「溝通工具」。

今天，時代不同，社會變遷，價值觀亦改變。隨著尊重主體的意識風行，以往的「籐條教育法」漸漸被社會取締，「藤條」失去了固有的權威意象，「誰被打板」也不再是小學生之間的每天話題。反而，「籐條」開始出現在一些新聞中，如「婦藤條打仔判感化」、「打仔太用力，婦涉虐兒『藤條』被充公」、「阻妻藤條教仔，夫婦混戰」。說「籐條末日」已屆臨，不算誇張。

其實，為甚麼以往「籐條打仔」不算虐兒，但在今天社會，卻隨時成為監禁理由？這是因為在一個發達社會中，當大家都比以前富裕了，不需要再為食住問題憂心，人的自尊便會成為新的關注焦點；新社會講求尊嚴，而尊嚴不在狹隘地只應用在有地位的成年人身上，它脫離了「權威」而成為一種高貴的社會持份者的價值，因而所有人，包括小朋友，其尊嚴也應該被同等重視。在時代發展的巨輪中，人權進步推動文明進步，過往專制的理念站不住腳，「籐條打仔」自然而然地只能成為輪下殘留的軌跡。

不過，若過份推崇這種新思維，有時候可能造成我們對過去的刻意遺忘，甚至對歷史的否定。一些小時候被籐條「溝通過」的人，多羞於舊事重提，一方面基於對自尊的維護，另一方面亦不想有人利用今天的價值觀去審判過去父母對待自己的經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卻更加反映了社會講求文明的新一輩，對以往教育方式感到不屑和羞恥而力圖摒棄，如此說來，最無辜的反而是過去茹苦含辛、一心希望孩子離苦得樂的父母，他們在當時社會並無做錯，卻被今天的社會否定，其自尊被講求自尊的今天社會跨時空攻訐，這樣是否合理呢？「籐條」的意義，又是否只單純地反映管教專制的社會生態？別無價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