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廣告 Close Ad
CUSCS-ads

佛典漢譯

文:陳芷涵 | 2021-01-01
圖:Pixabay圖:Pixabay

前言

佛教傳入中土之時,佛經的記載,主要使用印度的梵語或是其他西域的語言。從東漢到中唐數百年之間,佛教昌隆,進而出現了大規模的譯經活動,漢譯佛典的增長,對中國的文化、藝術及語言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

學佛者,手持經書,誦念有詞,您可曾了解過佛典如何從印度來到漢地?此經是何時來到中國?如何從梵文變成中文的?譯場的組織又如何?這是一個個有趣又令人感動的過程。以下將與您分享法鼓文化出版的《佛教的東傳與中國化‧佛典漢譯史要略》一書中的相關資料。

一、漢譯佛典的定義

根據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船山徹等人在〈佛典漢譯史要略〉中,對漢譯佛典的定義,應具有兩個方面:「做為印度佛教文獻的史料,以及做為漢語文獻的用途。」也就是說,漢譯佛典必須具有以梵文知識(或西域文字)考量的基礎及從漢語的角度來檢討的特徵,即漢譯佛典必具有華、梵融混的特性。(P238)

二、時代劃分與主要漢譯者

(一)、舊譯與新譯

佛典漢譯始於東漢,久經六朝、隋、唐至北宋,元代漢譯甚少,清代極微。漢譯歷時悠久,可依時代劃分為「舊譯」與「新譯」。以唐代玄奘(664歿)為新譯之初,在此之前的譯經統稱為「舊譯」。現今多數學者將從古代至鳩摩羅什以前的譯經階段視為「古譯」,羅什為舊譯之始。現代的劃分方式,與南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所收〈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及〈前後出經異記〉中的「舊譯」與「新譯」的區分方式一致。(P.241)

根據傳統說法,漢譯經典是以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攝摩騰在洛陽譯出《四十二章經》為嚆矢[1]。近百年後,東漢桓帝(146-67在位)時期,安世高來華,桓帝、靈帝(168-89在位)在位之際,支婁迦讖入漢,據傳二僧皆在洛陽譯經。有關安世高和支婁迦讖的生平,因有僧祐《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的記載為依據,顯得爭議點較少。(P242)

(二)、主要漢譯者

漢地史上最早的佛典漢譯者是誰?

根據文獻明確記載,史上最早的漢譯經典《四十二章經》譯於永平十年(67)。岡部和雄(1972)卻指出,光就《四十二章經》現存本(《大正藏》第784號)來看,成立時間幾乎可確定為五世紀初或之後。《四十二章經》若非成立於東漢,史上最早的佛典漢譯者則是安世高。(P242)

以下簡介在譯經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四位譯經者,分別為鳩摩羅什、真諦法師、玄奘大師以及不空(或義淨法師)。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三年(401)12月20日(一說402年2月8日)自涼州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被迎送至長安,未及十年即譯出大量經籍,培育續傳門弟。其歿年諸說不定,最有力的說法指出,羅什約於弘始11年(409)終止傳譯(塚本善隆,1955)

羅什的譯經重點在於大乘經典中較為初期的《法華經》與《般若經》,以及闡述空思想的中觀學派論書。相對之下,此後的南朝譯經如《華嚴經》、《菩薩地持經》、敘說如來藏思想的《大般涅槃經》等,多屬於較羅什譯經完成年代略晚的典籍。(P244)

真諦法師

南梁末年,僧人拘羅那他(Kulanātha,親依,499-569)又名真諦(Paramārtha)自印度經海路取道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廣州,抵達建康。此後梁期發生「侯景之亂」政變,都城陷入兵荒馬亂,此時武帝薨[2]逝(549),真諦遂離開都城,在缺乏國資扶助的環境下,輾轉於廣州、始興郡(今廣東省韶關市)等地,兼而從事譯經。真諦引介的經籍亦為天親(世親)思想,除了瑜伽行派《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之外,尚譯有統攝說一切有部經部(Sautrāntika)立場的《俱舍論》等著作。(P245)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揭開新譯之序幕。據傳玄奘研讀真諦所譯的瑜伽行派基礎聖典《十七地論》(也就是《瑜伽師地論》)之後,有感於譯文未能通達,應取原典求證,故不惜觸犯國法,毅然遠赴西域(天竺)。玄奘在印度的那爛陀寺求教於戒賢法師,修習唯識及多門學問,歷訪梵土各地後,於貞觀 19 年(645)返回長安,譯出《瑜伽師地論》(《十七地論》異譯)、《攝大乘論》、《解深密經》等瑜伽行派的論典及經書,另譯說一切有部論典,如《大毗婆沙論》、《俱舍論》、《順正理論》等,以及《說無垢稱經》(《維摩詰經》)、《大般若經》等大乘經典。玄奘發展譯經事業的背景,是基於太宗、高宗以國家規模的全盤扶持下方得以進行,不論質、量皆是前朝未及,尤其在選定譯語上,力求嚴謹和嶄新表現、維持首尾一貫性等特點上,玄奘譯本不愧是名符其實的新譯。(P246)

義淨法師

義淨(635-713)至那爛陀寺留學,將當地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藏文獻及因明學(論理學、知識論)等新訊息傳入中國。義淨攜回的經典論籍,補足了同屬那爛陀系統的玄奘所未譯的經論。然而,有關義淨譯經的研究並未充分。義淨活躍於武后掌政的武周時期,當時著名的譯經僧,尚有于闐出身的實叉難陀(Śikṣānanda,652-710)以及菩提流志(Bodhiruci,727歿)、般若(約八世紀末)等。

繼玄奘之後,唐代譯經僧的特徵之一,就是投入密教經典傳譯。玄奘與義淨是以翻譯瑜伽行派、(根本)說一切有部文獻為主流,與密教並無直接關係。武周時期(武則天)之前的著名密教譯經師,例如地婆訶羅、佛畫波利、武周時期之後則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這些梵僧並非與那爛陀寺皆有淵源,卻多出於此系統。(P247)

三、譯場類型

從鳩摩羅什、玄奘的譯官(國營事業)與真諦的私譯的譯場組織各有不同,最主要是根據是否有聽眾,以及分工組織的疏密程度,再依照年代順序,將譯場劃分為兩種類型。(P251)

第一類型是附帶講經型態(也就是一邊翻譯,一邊講經),由多數人參與,屬於分工體制粗略化的譯場。第一類型以鳩摩羅什為代表,是由數十名、有時聚集數百、數千名以上的僧侶及在家眾,從事一種佛教儀式的譯經活動。參與的譯者,包括譯場核心人物,或擔任「筆受」或「傳譯」等人,大量聽眾列席觀視譯經流程,譯經過程中,兼而進行解經或辯疑。(P252)

鳩摩羅什的譯場,是附隨講經形式譯場的典型代表。《出三藏記集》卷八收錄僧叡所撰的〈大品經序〉之中,有一段描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翻譯過程:

  ……弘始五年(403),歲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法師手執胡本(梵本),口宣秦言(漢語),兩釋異音(梵、漢二語),交辯文旨。秦王(姚興)躬覽舊經,驗其得失,詢其通途,坦其宗致。(中略)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文雖粗定,以釋論(《大智度論》)檢之,猶多不盡。

上述文中有四點應予特別留意,第一是日期表示。四月二十三日始譯,十二月十五日暫定譯成,最後剛巧於翌年四月二十三日譯畢。譯畢時間為一年之後。二十三日、十五日的翻譯日期亦非偶然,而是具有儀式上的意義(諏訪義純,1982)。(P261)

六朝及隋、唐時期的在家眾於六齋日依照慣例持守八關齋戒。在此數齋日中,在家眾奉守較五戒更嚴格的八戒(或持九戒),以清淨身心。六齋日的功能,除提供在家眾持守八關齋戒之外,亦成為與出家眾同設齋會(法會)的基礎。可知此譯經屬於齋會類型,是由提供經濟援助的在家眾及出家眾共設的活動。(P261)

第二類型是僅由少數專家組成的團體,屬於分工體制明確化的譯場。絕大多數六朝時期的譯場是屬於前者,玄奘及其以後的譯場屬於後者。(P252)

後世由專家集體組成的譯場,原則上並無聽眾列席,僅由各司其職的譯者集中於譯經院或翻經院、傳法院等機構,明定各職,是所謂具有作業流程的翻譯型態。各職銜稱為「譯主」、「筆受」、「度語」(亦稱傳語)、「潤文」、「正義」等,多為複數人員分任各職。學者指出那連提耶舍在隋代大興城(長安,今西安)譯經之際,各職司已相當細分化,是較玄奘更早奠定明確的分工體制(王亞榮,2005)。(P252)

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記載,為紀念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成立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延請梵僧天息災(後改名「法賢」)主持「譯經儀式」,當時的譯經程序,是援引著名的《般若心經》經名及其中一段經文「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做為說明。參與譯事的分工者職銜為:「譯主」、「證義」、「證文」、「書字梵學僧」、「筆受」、「綴文」、「參譯」、「刊定」(亦稱傳語)、「潤文官」,各職務內容分別如下:

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僧眾之側),宣傳梵文。

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

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

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

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如「紇哩那(第)野」)重譯為「心」,「素怛覽」重譯為「經」。」

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云「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會云「照見五蘊皆空」。梵音大多為目的語置於前,動詞等要素置於後,如「念佛」為「佛—念」,「打鐘」為「鐘—打」,必須調整語序,順應中土文章習制。)

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

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如「無無明無明」,刪後面重複的「無明」二字,改為「無無明」。)

第九:「潤文官」於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如《般若心經》的「度一切苦厄」,梵本原無此句,「是故空中」的「是故」二字梵本亦無,此為潤色之辭。)(《大正藏》四十九卷398頁中)(P255)

上述翻譯流程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梵語漢譯時以漢字併寫梵音,其二是將梵語單字個別譯為漢語後,重新調整語順組成文句。

第一點與音譯問題有關。若以現代日語為例,與使用片假名表記外來語的發音十分近似,透過漢譯史無法確知是否常有此類事例發生,但可推測並不常見。如同後文提到鳩摩羅什手持梵本、口述漢譯的情況般,不可能直接以漢字音譯梵語。另一方面,梵文原典若以背誦方式表現,不難想像的,有時亦有可能出現翻譯過程是以梵文書寫單字,或以漢字書寫的情況。(P256)

第二點為漢譯是以語彙層面來表示。此非翻譯文句,而是採逐語釋,先以梵文語順排列之後,再調整單字順序,使其成為具有文義層面的漢語結構,在《佛祖統紀》中,與此職司相符者稱為「綴文」。更早期的文獻中,亦可稱高「迴綴」、「迴文」。第二「證義」與第三「證文」檢驗譯主朗誦內容是否正確,第四「書字梵學僧」負責音譯為漢字。第五「筆受」將上述的音素譯成以下漢語:「照見五蘊彼自性空見 」此句漢語意不通,第六「綴文」再調整語順如下:「照見五蘊皆空」。第七「參譯」與第八「刊定」或許亦參與修正。第九「潤文官」若判斷漢語表現不盡完善,即添句「度一切苦厄」以補其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P259)

四、翻譯速度

(一)、舊譯

漢譯佛典無論是舊譯或新譯,其進展之迅速,實在超乎現代人所想像。從《出三藏記集》記載的早期例證來看,例如,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十卷,始譯時間為太康七年(286)8月10日至9月2日(《出三藏記集》卷八〈正法華經記〉)。此年 8、9月是閏月,若納入考量一併計算,譯出全十卷的所需日數是五十二日,相當於大約只需五日即可譯出一卷。又從《如來大哀經》七卷來看,可知每卷譯出來時間相當於六、七日(《出三藏記集》卷九〈如來大哀經〉)。由此可知兩部經典的譯速並不一致。總而言之,竺法護是以一卷不到一週的驚人速度不斷推進。(P249)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品經》二十四卷(現存形式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十七卷)的每卷譯期為九日或十日。譯畢心後,包括校勘在內,每卷平均譯出時間約為十五日。羅什譯《小品經》七卷(現存本為十卷)是每卷至校勘完成約需十二日。(P250)

東晉法顯譯《大般泥洹經》六卷,每卷平安譯出時間是將近二十日;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五十卷(現存本為六十卷)幾乎同樣是十日或十一日。(P250)

舊譯在大致情況下若無意外因素影響,每卷的所需翻譯日數約為十日。(P250)

(二)、新譯

若探討「新譯」的代表者玄奘法師的譯經情況,大致上比六朝時期效率更高。在查閱《開元釋教錄》卷八記載玄奘所譯的諸經論中,可知明確記載譯出之年、月、日的典籍,例如《大菩薩藏經》二十卷,每卷平均譯出時間為六日;《瑜伽師地論》一百卷或《佛地經論》七卷,每卷平均約為七日;《大乘掌珍論》兩卷、《入阿毗達磨論》兩卷等,每卷平均僅需譯時三日。玄奘法師的譯經目錄中,亦有平均耗時十日以上之例,然而,玄奘譯經翻譯確實有較六朝更為迅速的傾向,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P250)

在六朝隋、唐時期,每卷譯字多寡並無明確規定,最初每行的字數未統一,此後逐漸確定為一行十七個字,確定格式的時間約在五世紀後期。一卷通常使用縱一尺、橫一尺五寸或二尺規格的紙張,連貼二十至三十張(藤枝晃,1971)。值得留意的是,每卷並無固定字數,縱使考量此問題,前述的計算方式在直覺上,仍是有助於對佛經譯速的理解。(P250)

漢譯佛典幾乎不曾由單獨譯者完成,常需數名分工,各司其職,組成團隊進行。這種聚集人從事翻譯的場所或機構,稱為「譯場」。從上述內容可知,漢譯佛典的譯速之快,遠超乎現代人所想像。(P251)

五、結論

譯經過程非常繁瑣,組織龐大,譯義、譯音,字字嚴謹,錙銖必較。由此可窺知當年佛法之榮盛,譯經人才博通大小乘的經律論三藏,以及譯經場之組織嚴密,所以至今我們何其有幸,垂手即可得經典。諸古聖先賢們冒著生命危險,只為一解法要,尤其是玄奘大師「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生」的堅強毅力,遇百難也無法阻檔,不屈不饒的精神,令人感動。他終於窮極佛學源流,普利眾生的大悲願力,及對佛法堅定的信念,得令法脈東傳發揚至今,惠及後人,今我等皆該珍惜。

 

延伸閱讀

漢譯佛經對中國文化產生的重大影響

用英文學佛是否比較容易?

 


[1] 嚆矢:有聲的箭,在發射時,先聞其聲,後見箭至。比喻事物的開始。

[2] 薨:古代諸侯或大官死亡稱為「薨」。

作者 - 陳芷涵
暨南大學文學碩士
斯里蘭卡凱拉尼亞大學佛學碩士
讀書會帶領人
《法相季刊》編採小組成員、【法相津塗】作者
分類 :
作者 :
評論 :
    回覆 :
    姓名 : *
    內容 : *
    驗證碼 : *
     
    本人已細閱佛門網網站的網站使用條款私隱政策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