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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開庫」源流(三)

文:廣心 | 2015-02-11

(續上期)


十、 觀音借庫由來

2006年3月23日出版之《溫暖人間》刊載 〈觀音借庫真意義〉報導,文中訪問了上環太平山街觀音堂負責人鄧紀蓁,他透露,觀音堂是鄧氏祖業,有180年歷史,至今已是第五代經營。自稱「觀音借庫」的習俗,就是由該堂始創。

據鄧紀蓁口述,1818年,鄧紀蓁的太婆在岸邊織網時,撿到海上飄來的一塊大木頭。然後將之立在岸邊上香祭拜,村民一傳十,十傳百,木頭香火日盛。海邊住民都拜天后,他們以擲杯問卜,後來發現木頭原是觀音托世,於是從佛山請工匠乘船來港,把木頭雕刻觀音像,並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建成觀音堂。

鄧氏祖先有感當年民生困苦,始創「觀音借庫」,作為扶貧助學善舉。這是記述香港「觀音借庫」起源的一份口述歷史資料。不過鄧紀蓁沒有提供相關創立活動之年份資料。

如香港天后廟,常以漂浮之說立廟,傳說是在海岸拾到天后神主牌、木像等,人便就地立廟,奉為神明。這點與福建和台灣等地天后廟不同,因為神主乃漂來的,各廟無從屬關係。台灣媽祖信仰則以分靈立廟,形成特殊的層級譜系。觀音堂的成立就以漂浮之說立廟。

見諸文獻上有關觀音開庫最早的記載是清末於廣州出版的《時事畫報》,於1907年報導了廣州的觀音開庫。當中說:「粵俗婦女,多往參神,凡去年曾借褲者,是日前往還褲,庫富同音,又轉而為褲,所借者定非褲,以紅紙封錢六文而已,有借有還千百轉,恐神之追收舊數也,又知神之好收貴利也,於是連本帶利,幾十元或百元,誠惶誠恐,三跪九扣首,端供而奉還於神。」

清朝宣統二年(1910)版本的《南海縣志》,是另一份提及觀音開庫的較早期的資料。在描述官窰生菜會的部份,對觀音開庫有如下的描述:「俗傳正月廿六日為觀音借庫之期,故該廟每年以是日開庫。」


十一、 「送子觀音」到「送錢觀音」

現存的資料並不能確切地顯示出生菜會與觀音開庫的關係。兩種活動的目的有異,從「求子」到「求財」卻同一天在觀音廟舉行。由於現存有關生菜會的最早資料出現於1870年代,而有關觀音開庫的資料則在1900年代才出現,或許筆者可以從時代的大環境、中國佛教的入世性格,以至觀音菩薩的特色去作推論。

臺灣的佛教學者楊惠南在 〈當代台灣佛教「出世」性格的分析〉一文中認為,明清以還,中國佛教是一個極為衰敗的局面,這是給民間各種的宗教信仰發展,提供滋生發展的養分,佛教內的神祇被民間宗教予取予求。

清代皇室信仰喇嘛教,特別是雍正更刻意地壓制禪宗的流行,相對地則提倡淨土宗的念佛法門,雍正的這一態度,影響極為深遠。因為明代佛教,由於種種關係,實際上只有禪、淨二宗;到了清初,由於雍正的態度,使得禪宗也迅速沒落,以後中國佛教不問其宗派如何,都以念佛為基本。另一位佛教學者陳榮捷在《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一書,對民國以來的中國大陸佛教有相當深刻的描述,「中國和尚與尼姑的主要職業是在喪葬等場合誦經作法事,通常他們是藉此而獲得報酬。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事實,那就是:僧伽乃是無知與自私等烏合之眾的團體……產生這種可悲情形的主要原因,在於加入僧伽的那些人的典型。依據可靠的說法,在五十萬和尚與十萬尼姑之中,或者說,在每兩個寺廟五名僧眾之間,大部份對他們自身的宗教都沒有正確的認識。」他們的「剃髮」很少是因為信仰。他們「遁入空門」,為的只是貧窮、疾病、父母的奉獻,或者在祈求病癒或消災祈福時承諾將孩子送入寺廟、家庭破碎等,有的甚至是因為犯罪。

太虛大師就曾抱怨說,「中國所有出家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奔走。」


十二、 苦難中的應化

中國在一個如此的佛教氛圍環境影響下,觀音信仰的不斷異化,亦可以說十分合理。

一般民眾信仰的佛教(庶民佛教),往往多為功利的交易,如向菩薩許願,如菩薩佑助我,那麼我來還願。如:「重修廟宇,再塑金身」等等。這種賄賂式的祈求,即是毫無真實信仰,是非佛法的!

隨機應化,是佛教菩薩行的特色,觀音千手千眼而外,有十八臂觀音,四臂觀音,最一般的,即示現天人莊嚴相的聖觀音。一向有三十三觀音的類別,總不外隨機示現而已!在生菜會示現的白衣送子觀音後,「觀音開庫」順理成章變為「送錢觀音」。

從文獻資料來看由「生菜會」演化至「觀音開庫」,與一般文化的發展過程無異,經「蘊釀→變化→成長→熔入生活」四個階段。當中在初始期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以至反對,慢慢大眾就開始接受,尤如佛家說,有漏世界是離不開成住壞空的變化。

筆者從文化人類學家的角度去看觀音開庫的形成,文化人類學家基辛也曾說:「宗教強化了人類應付人生問題的能力,這些問題即死亡、疾病、飢荒,洪水、失敗等等。在遭逢悲劇、焦慮和危機之時,宗教可以撫慰人類的心理,給予安全感和生命意義,因為這個世界從自然主義的立場而言,充滿了不可逆料、反覆無常和意外的悲劇。」觀音開庫現象,恰恰是回應清末民初,社會動盪,民生困苦的年代,完全適應民眾盼從苦難過度向幸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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