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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鮮花建構壇城:專訪康卓婷蕾確頓

康卓仁波切生於北印度喜瑪拉雅山區的拉呼爾(Lahaul),來自一個西藏瑜伽士家庭。仁波切的曾祖父竹旺薩迦師利(Togden Shakya Shri),是一位貫通大圓滿和大手印這兩種教法的偉大瑜伽士。父親阿波仁波切(Apho Rinpoche),是一位備受尊崇的上師。母親桑優烏金確頓(Sangyum Urgyen Chodon),是位長期閉關並精進修行的女瑜伽士。仁波切已在香港設立中心,每年她都會來香港傳法,而中心亦有定期共修。

佛法的傳播過程中,弘法者會因應地域、風俗或眾生的根器,而施設「色聲香味觸」等方便,不過,所謂「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一切方便的施設,須扣緊成佛之道,才能不偏離佛法。

早前康卓婷蕾確頓(Khandro Thrinlay Chodon,以下簡稱「康卓仁波切」)舉行幾場別開生面的法會,其中包括鮮花壇城超度法會。鮮花壇城,顧名思義是以鮮花堆砌而成。據仁波切說,這是她自創的,用來表達鮮花美麗的一面。為何仁波切會有「以鮮花建構壇城」的想法呢?除了表達鮮花之美,她又如何能夠透過鮮花弘揚佛法呢?

轉化心性的儀軌  

在佛教中,儀軌具有心性轉化的作用。惠空法師在他的《解佛門儀軌的意義》中說,儀軌「有變化生命流轉理則、修正心性使身口意三業清淨,透過修行轉變業力,或感通諸佛菩薩天王龍神,以遠離鬼魅、罪惡痛苦,得到生命中的輕安自在。」總之,「儀軌包含身口意三業威儀,係依佛法大意的原則思作出來,使眾生消罪愆增福慧。」

不過某些講求靈修的現代人,體會不到儀軌所要表達的內涵,便輕易地將它視為「無用和落後」。康卓仁波切覺得:「人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儀軌的意義和目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它的意義和利益呈現出來。」然而,要呈現儀軌的利益及其意義,又要擺脫沉悶、枯燥的感覺,這需要善巧與方便。

仁波切分享她在西方社會舉行「文武百尊法會」的經驗:「西方人和我們一樣,都要面對生死問題,所以到了西方社會,我便想為他們介紹『文武百尊』(Shitro)的修法。」「文武百尊」是種「淨化和轉化我們業力」的修法,據仁波切說。不過,由於修法的時間頗長,儀軌亦較為複雜,繁忙的都市人總是望而卻步。仁波切把這種情況告訴了伊密竹丹(Imi Drupten)。

伊密竹丹是仁波切父親的侍者,亦是她家族傳承的保存者。當康卓仁波切向他訴說這種情況時,他便慈悲地答應,為仁波切傳授一套「將四十九天的修法濃縮在一個小時」的精華版。康卓仁波切多年後回憶這段往事,依然興奮如初,她微笑地說:「那時我們倆便坐了下來,就死亡作準備。」

繁華萬千,不過一掬細沙

舉行文武百尊法會,所要準備的還有法會中供奉的壇城。壇城是金剛乘修習者修行時供奉的對象,有指它象徵本尊及其眷屬的道場。它的製作方式有許多種,通常以染色的細沙堆砌而成。堆砌壇城的過程極為艱辛,然而當法會圓滿,壇城便會被修行者摧毀。修行者希望藉由壇城那種「繁華萬千,不過一掬細沙」的特徵,來寄寓無常苦空的道理。

仁波切以在家人的身份,接觸和啟發大眾。她覺得:形象的改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改變我們的負能量。這些負能量並不會因為形象的改變而消失。

傳統的壇城在製作上頗為耗時費力,「它需要多名訓練有素的喇嘛合作才能完成。」康卓仁波切謙虛地表示:「自己只是個平凡的女性,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和人力來建構傳統的壇城,所以我想把它變得簡單點,就是以天然的鮮花來建構。」她進一步解釋道:「西藏是高原地區,不容易找到鮮花,他們順理成章以沙來建構壇城,這點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在香港到處都可以找到鮮花,它們同樣適合用來製作壇城。」的確,在石屎森林裏,要尋找合適的細沙反倒不易。

仁波切坦言「鮮花壇城」這種創新的作風,不是來自藏傳佛教,所以可能引起傳統藏傳佛教徒的疑慮。不過她堅信無論是以細沙或用鮮花堆砌的壇城,其核心概念都是一致的,都能表達無常的思想。以建構的元素而言,傳統的沙壇城配以不同顏色的細沙,鮮花壇城則有不同顏色的花朵。至於儀軌方面,大家都能如法地唱誦,如理地觀想。更重要的是,鮮花壇城的建構不需要專業受訓,它讓所有人都能參加,尤其是女性。仁波切強調:「女性有其創造力,以及她們如鮮花一般的美麗。」

仁波切指出,如果我們無法付諸行動,那麼聽聞到的佛法只能留在我們的腦袋中,不能夠在生活中體現。相反,我們越能將它運用在生活裏,我們的信心便會越穩固。

聲頻與療癒

在訪問的過程中,仁波切多次提及「女性」這字眼。乍聽之下,還以為她是個女性主義者呢!不過別會錯意,仁波切可不是西方思潮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者。她說:「在佛教中,女性的本質在於慈悲。」她於是開示另一種與女性有關的教法——施身法。

施身法是金剛乘的一種修法,叫 “Chod”,就字面來說是「切斷」的意思。據仁波切的描述,施身法的始祖是瑪姬拉尊(Machig Labdron),是十一世紀西藏的一位女瑜伽士,而她所創的施身法則是「唯一源自西藏本土,而非來自印度的密法。」她指出修習施身法,能夠對治我執,主要是透過觀想這個五蘊和合的色身,轉化成甘露,再將它上供下施;再藉由這種密法的練習,可讓修習者看清這個所謂「我」的本來面目,從而開啟智慧與慈悲。

仁波切憶述,這種殊勝的教法來自母親的教導。「小時候我從母親那裏學習這種密法。在我印象中,母親的唱誦聲猶如天籟。那時一些患病的村民會在黃昏來訪,我們所有的人,包括我父母親、瑜伽士和病人,就會坐在一起修法。法會結束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村民的病情逐漸好轉。」

她表示村民病情好轉的現象跟音頻與母親的唱誦有關。「施身法,是透過具格的瑜伽士搖動法器,法器所振動的頻率,能夠加持參加者的身心靈。由於這種修法具有許多女性的元素,譬如它是唯一由女性所創建的,加上成長在那種環境,耳濡目染,所以我非常喜歡這種修法。在母親悉心的教導下,我亦掌握了這修法的一切技巧。」仁波切如是說。

虔敬與穩固  

參加法會後,病人的病情逐步好轉。宗教上的解釋,是法會中產生的音頻振動能達到加持的效果。其他的實證學科能夠提供解釋嗎?英國的音樂治療師Rachel Darnley-Smith 和Helen Patey在《音樂療法》中表示:「音樂療法為來訪者(病者)和治療師之間提供一種框架(關係),而關係的發展能改變來訪者的精神狀態和治療的方式。……音樂治療師通過音樂,創造一個臨床環境,建立交流,創造一個可以分享音樂的經歷,以達到預期的治療目的。」

仁波切自幼便受金剛乘佛教的薰習,她回憶說:「小時候,我家經常和僧侶一起為大眾舉行除障及超度法會。」在這樣靈性的氛圍下,仁波切耳濡目染久了,亦喜歡上這些儀軌,她甚至形容自己是個「十分重視儀軌的人」。

對病人而言,所謂的「預期的治療目的」無非就是病情好轉。來訪者和治療師之間的「框架」,在宗教的層面,便是指信眾對佛菩薩的虔敬心,所謂「眾生有感,菩薩有應」。甚麼是虔敬心?康卓仁波切把「虔敬」解讀為「信任」。所以她說她舉行的弘法活動,都希望能透過修習佛法,讓大家重新找回自己內在的潛能與實力。

修習佛法,找回內在的潛能與實力是重要的。仁波切強調要將聽聞到的佛法付諸實踐:「如果我們無法付諸行動,那麼聽聞到的佛法只能留在我們的腦袋中,不能夠在生活中體現。相反,我們越能將它運用在生活裏,我們的信心便會越穩固。」所以,實踐和信心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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