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物與時代印記
東蓮覺苑不僅是一座建築傑作，其內部更處處留有大時代的印記。因何東伉儷與民國時期不少軍政名人相交，苑內保留了大量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物。當中，名人題寫的橫匾與對聯尤為矚目，從清末維新領袖康有為、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到「少帥」張學良將軍的手筆，每一件文物都直接連結著一段風雲際會的歷史。這些墨寶不僅是書法藝術的瑰寶，更是東蓮覺苑與近代中國歷史緊密交織的直接物證。
例如在進入大殿的石階前，懸掛著一副以楷書寫就的對聯，為康有為所贈。當年百日維新事敗，康有為逃難到香港，暫住於何東爵士的居所，其後康有為送贈此聯以表謝意。而在宏偉的大雄寶殿高處，則懸掛著由張學良於1934年親題的「慈雲覆幬」橫匾。此外，中華民國首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以及民初名居士畫家王震等人，均曾贈送對聯或畫像予何東伉儷，這些珍貴的墨寶部分至今仍在苑內展示，供參訪者觀賞。
現代化管理制度 奠定百年基業
東蓮覺苑落成後，旋即成為香港弘揚佛法的中流砥柱。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張蓮覺居士憂國憂民，帶領佛學社師生為軍隊縫製軍用棉衣，支援國家。她本身患有哮喘，多年來為建苑事務鞠躬盡瘁，日夜操勞，身體已不堪負荷，戰火頻仍更使其身心交瘁。
彷彿預知時至，深具遠見的她，於1937年訂立遺囑，為東蓮覺苑的未來做出了周詳而長遠的安排。遺囑中明確寫出，將個人擁有的財產悉數捐作東蓮覺苑的永遠營運基金。同時，她倡導成立由筏可大和尚、羅文錦、王學仁等社會賢達及教內精英組成的董事會，以助苑務及校務的永久發展。僧徹法師讚歎，這種將東蓮覺苑註冊為有限公司的現代化管理制度，在當時絕大多數仍採用傳統「堂」管理的寺院中極為罕見。正是這一高瞻遠矚的舉措，為東蓮覺苑近一個世紀的穩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8年1月5日，張蓮覺居士安詳往生，世壽六十三歲。據記載，她臨終時瑞相現前，送殯人士多達千餘人，場面隆重。她以堅毅與智慧，不僅為香港女子教育開闢了新篇章，更為香港佛教的現代化發展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秉承遺志的林楞真居士
張蓮覺居士往生後，東蓮覺苑的發展並未因其離世而停滯，反而在第二任苑長林楞真居士（1899-1966）的帶領下，秉承遺志，繼續發揚佛教精神，並在艱難的歷史環境中穩步前行。林苑長原名舜群，出生於日本橫濱，後隨家人返回香港。她自幼受佛教薰陶，虔誠奉佛，曾跟隨有「楞嚴王」之稱的海仁老法師學習《楞嚴經》，佛學造詣深厚。早在東蓮覺苑創建初期，林苑長便參與諸多事務，從寶覺義學的設立到佛學社的運作，皆傾注心力。張蓮覺居士生前特意囑咐她以在家居士身份接任苑長及寶覺學校校長一職，認為此舉更利於靈活管理。
林苑長治苑嚴謹而慈悲，深受苑內師生敬重。她親自教授佛學課程，尤擅印度佛教史，對學生的學業要求極高，課堂考試時常耐心提示，務求每位學生都能深入理解教義。同時，她生活簡樸，與學員同甘共苦，起居飲食毫無分別，展現了佛教徒的謙和風範。在她的帶領下，東蓮覺苑不僅維持了日常運作，還在動盪的歲月中為社會提供了庇護與支持。
1941年，香港淪陷於日軍鐵蹄之下，展開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戰亂帶來了糧食短缺、社會動盪等危機，東蓮覺苑同樣面臨嚴峻考驗。林苑長憑藉其在日本成長的背景及能操流利的日語，勇敢面對日軍的脅逼。她多次與日軍交涉，甚至在苑門外張貼日文告示，嚴正要求日軍不得擅入，成功保護了眾人的安全，使東蓮覺苑成為亂世中的一片淨土。
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時期，東蓮覺苑的運作幾近停滯，教職員生活陷入困境。林苑長展現出非凡的應變能力，她將原本計劃用於擴建校舍的土地改為農田，組織苑內僧眾及學生種植蕃薯、蔬菜等作物，開闢了被稱為「救命田」的農耕區。這一舉措在糧食斷絕的艱難時刻，成為全苑上下的生命線，幫助眾人渡過饑荒。此外，她又積極奔走，聯繫各方資源，為苑內提供醫藥及基本生活物資。
在林苑長的帶領下，東蓮覺苑不僅在戰時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物與文化遺產，戰後她更在精神層面上延續了張蓮覺居士的願景，使東蓮覺苑在逐漸恢復生機，擴建寶覺學校，協助香港佛教聯合會成立，成為香港佛教界的中流砥柱。林苑長於1966年逝世，她的貢獻將深深鐫刻在東蓮覺苑的歷史中，啟迪後人繼續傳承這份慈悲與智慧的精神。
（待續）
原文刊載於《香港佛教》第78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