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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佛性

(圖:Pixabay)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成為佛學的重要課題,是始於東晉末年。《大般涅槃經•北本》在公元421年由曇無懺譯出後,便一直延續至隋、唐。

鳩摩羅什在公元405年譯出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卷十四》中:「思惟眾生之中,佛種甚多,若我瞋意向之,則為瞋佛;若我瞋佛,則為已了。」可以看出佛性並不是人人皆有的;而此觀點在《中論•觀四諦品》也有提及「雖復勤精進,修行菩提道,若非先佛性,不應得佛道。」此段道出得成佛道的先決條件是佛性,但如果一切眾生的佛性本已具有,則又何須把佛性設定為成佛的條件而多此一舉呢?

慧立於公元688年為其師玄奘法師所撰的傳記《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記述:「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至誠禮讚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覩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眾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尊頸項。語訖以花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無量。」異族禮拜以鮮花遙散祈福庇佑,如鮮花能挂上菩薩像便視為吉兆,玄奘法師因自疑是否有佛性亦隨俗散花祈菩薩啓示。由此可見自《大般涅槃經》譯出,雖歷兩百多年「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在大乘中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課題。

為了調和此矛盾,南北朝出現了佛性「本有」和「當有」之辯。本有者認為眾生本有佛性,贊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說,《大般涅槃經》便是最有力的支持;而當有者則認為佛性是當有,即佛性是應理而當有和佛性本有相對立,具體意思是:佛性對眾生而言是經後天的修行或善業而得的,此說的有力支持是竺道生撰的《佛性當有論》(已佚)。唐 均正撰《大乘四論玄義•卷八》亦云:「本有佛性,則無生無滅故本來是常,井始造,非終成也。故經云,本自有之,非適今也。……本有於當,謂眾生本來必有當成佛之理,非今始有成佛之義。」雖說本有佛性但亦非等同本有成佛之義,「本有於當」意思是還需要看一定的條件,眾緣和合之時便應當有成佛之理。

法相宗的五種性理論中其一是無種性眾生,此類眾生本來沒有無漏種子,不具斷除煩惱障得證涅槃成佛的可能,種性理論出於法相宗所尊《瑜伽師地論》,故不得不對佛性深入剖析引入「理佛性」和「行佛性」理論,期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所融通。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涅槃據理性及行性中少分一切唯說有一。」佛性可分理、行二性,只因理佛性是一切眾生皆有而行佛性只某些一切眾生中具有,故涅槃經方便說之佛性唯一。吉藏《大乘玄論》對理、行二種佛性的解釋是:「佛性有二種,一是理性,二是行性。理非物造,故言本有,行藉修成,故言始有。」理佛性非由外鑠,眾生本自有之;行佛性憑藉修行,須視修為成果始能言之。成佛與否非單由眾生皆有的理佛性而定,還要看行佛性的有無,由此「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法相宗「無種性」的不協調得以消弭。

一切眾生是否皆有佛性?不管是贊成或否定,都能在經論中找到支持的論據,要得到一致看法並非易事。與其在此問題上無休止的論辯,不如把目光從「是否」移到「如何」之上。首先從前述玄奘法師因自疑是否有佛性,而隨異俗散花祈菩薩給予啓示此事中,我們可以清楚知道佛性不是只排斥一闡提人,即是只有那些誹謗正法、做五逆罪等之人被定性為不具佛性。玄奘法師如此誠心向佛、捨命求法也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有佛性,那一般凡夫眾生又怎會知道自己是否有佛性呢?對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來繞圈子何嘗不是一種虛妄執著呢?而龍樹菩薩《中論》所云:「雖復勤精進,修行菩提道,若非先佛性,不應得佛道。」表面看是對佛性的正面肯定,但若仔細思考其中深意,我們可以看到這句中提出了如何得佛道的兩個條件:一是佛性、二是修行菩提道;其中佛性是必要條件,修行菩提道是充分條件。簡而言之,要得佛道必定要先具佛性,但修行菩提道仍然是不可或缺。如玄奘法師所言,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自己有否佛性,與其迷於是否有佛性此問題上踟躕不前,倒不如當下把握自力,精進修行菩提道才是邁向佛道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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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般涅槃經》佛性爭議談到兩分異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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