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有一股把學術普及化的風氣，此現象所帶來的效果或值得我們進一步的審視。事實上，學術普及化的做法並非始於近年，但隨著電子平台的發達，這做法卻得到急速的發展，以致相關工作所涉及的範圍已涵蓋文、史、哲、社會科學、應用科學和自然科學等不同範疇。惟正因為所涉範圍甚廣，社會上對相關做法亦存著正、反兩方面的意見。支持者認為把學術加以普及，能讓學術走出象牙塔，從而使不同背景的人士能有更多接觸學術的機會。長遠而言，當能進一步開啟民智和改善社會的文化風氣；反對者則認為所謂學術普及只是以學術作包裝，藉以達到娛樂的效果或牟利的目的。動輒使用學術名詞不但未能使人對學術有所了解，反而有讓人誤解相關議題的風險。有趣的是，把高深的學問加以普及藉以讓更多的人有所認識，在佛教史中實早有先例，相關做法在現代佛教不但依然盛行，其更沒有停止的跡象。在一定程度上，佛教未有因為普及而衰落；反之，佛教更是因為普及而更有發揮。如果學術普及的問題值得我們正視，則佛教的經驗或可為此問題提供一些參考。
查佛陀入涅後約百年，佛教出現了上座部和大眾部的分裂。簡言之，是佛教內的一些長老主張對佛陀的教法作比較保守的闡釋，認為僧伽當嚴格遵守佛陀所制訂的戒律；但僧團內一些比較年輕的僧伽卻認為當把握戒律的精神，若能把握當中精神，則如何守戒當可視乎情況而有所變化。以上兩種態度乃衍生出上座部和大眾部兩派，而兩派在很大程度上實為日後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濫觴：前者重視原始佛教的教義，反對後人對這些教義作個人闡釋；後者強調原始佛教隱含的道理，認為後人可在不違反佛教核心精神的前提下對佛法更作發揮。按主流的說法，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一個主要分別，是前者解脫的對象僅為自己，但後者要接引的對象卻是芸芸眾生。我們於此並不討論小乘佛教是否只是追求一己的解脫，而僅指出大乘佛教既以度化不同眾生為目標，而不同眾生又有不同的根器，則大乘佛教在技術上便有使用不同法門的必要。由此，即為佛教當有普及的一面提供了理論基礎：為了度化根器較遜者，佛教不能只是使用艱難或高深的接引方法，而應在適當的時候使用大眾也能明白和接受的方式弘法。因此，大乘佛教常言其有八萬四千法門，藉以強調接引眾生的手段如何多元和富有彈性。惟值得注意者，是大乘佛教雖主張方便法門，但卻強調使用方便法門以前當滿足特定前提，此即為「六度」。
所謂「六度」，指大乘菩薩為證涅槃而修習的六種德目。《增一阿含經．序品》有言：「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禪智慧力如月初，逮度無極觀諸法。」指出吾人如要得到解脫，便應先實踐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般若等行為。事實上，只有能夠透過般若智慧審視各種弘法方法，我們才能客觀地根據不同情況選擇使用合適的方式弘法，而不會對任何一種進路產生執取。但要能夠運用般若智慧的前提，卻是要先能夠實踐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和禪定等行為，來鞏固一己的修養和堅定自身的信念；只有首先能夠透過布施和持戒等行為，來鞏固一己的修養和堅定自身的信念，我們才不致在運用般若智慧觀照世間以致可以自由選擇使用不同的方法弘法時，因為無執而誤把世間的真、善、美等正面價值亦一併放下，繼而使各種負面價值有乘虛而入的機會。此所以《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二七》有言：「善現！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已聞此法，其心堅固不動不轉，依此堅固不動轉心，恆正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六種隨分成就，已入菩薩正性離生，復正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得入不退轉位。是故惡魔雖設種種矯詐方便，而不能退菩薩所發大菩提心。」足見使用般若智慧的同時，吾人當已具有不再墮落的質素；否則，一人實可以因為能夠使用不同手段來達到目的，以致沉迷於使用各種手段的樂趣中，從而忘卻一己之所以使用各種手段的初心。
讓我們回到學術普及的問題。蓋學術之所以異於常識，最小程度當是前者對立論有着較為嚴謹的要求，從而在看待同一問題時能夠表現出更好的深度和廣度。雖然學術不必與常識對立，但學術與常識畢竟有所分別。情況一如佛法當透過日常生活呈現出來，但日常生活不必便是佛法。所謂學術普及，應是利用不同方法讓人們慢慢從常識臻至學術，繼而可以使用較嚴謹的眼光從新審視常識，一如佛教的方便法門，是透過不同方法助人了解佛法，藉以使人能循佛法來理解世間的各種事情。換言之，不論是學術普及還是方便法門，其理應是幫助我們提昇視角或改善生活的工具。假如這些工具未能達到以上目的，甚至倒過來把本應在性質上有別於常識的學術或佛法加以改變，以致後者竟因迎合前者的需要以變得庸俗，則所謂學術普及和方便法門便失去其原有的價值，有關做法遂應為吾人所檢討。更重要的，是實踐學術普及和使用方便法門的人士本身一定要有良好的質素和堅定的信念，這樣才能避免在實踐學術普及和使用方便法門的途中，因為各種如名利等的誘惑而迷失，從而反利用學術普及和方便法門作為行惡的藉口。若是，則學術普及和方便法門便不但未能為社會帶來正面效果，其更是為社會構成負面影響，吾人對此實不得不察。
的確，對於如何把自身道理加以普及，佛教有着豐富的經驗。從佛教史的角度而言，這些經驗有成功，亦有失敗；惟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相關經驗對於真正有志於從事學術普及的人士當有所啟示。我們若能吸取佛教的經驗，相信對如何可以有效地開啟民智和改善文風會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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