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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思死亡,省察生命──大體老師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啟示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每隔一段時間,林惠宗先生都會駕長途車至輔仁大學醫學院,探望大體老師林太太(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劇照:每隔一段時間,林惠宗先生都會駕長途車至輔仁大學醫學院,探望大體老師林太太(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數碼港商場門外,偶爾一陣人語聲和汽車響聲,劃破了午後的寧靜,隨後又是一片寂然──一個晴朗清新的午後。那天,也是這樣的一個午後,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導演陳志漢去到台灣輔仁大學醫學院做資料搜集,為拍攝校內的解剖課作準備。校園內,柔和的陽光傾瀉而下,醫學院一片寧靜;課堂上,大體老師沉默無語,學生凝思死亡,省察生命。這套以大體老師為題材的紀錄片,於今年3月在台灣播出後引起熱烈迴響,猶似把石頭投進水中,激起陣陣思潮,久久不散。

推進商場的玻璃門,馬上換了一番光景:四周人頭湧湧,人們鬧哄哄的等著進百老匯戲院看戲──9月9日,《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在香港的首映。電影來到了此岸,其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絲毫不減。

電影記述大體老師林太太離世後,她的親人和解剖課師生的故事。每隔一段時間,游泳教練林惠宗都會從嘉義駕長途車至輔仁大學醫學院,探望與他結婚二十三年的林太太。縱使已經天人永隔,林先生還是如同往日一般,微笑著跟太太閒話家常:「女兒跟兒子都很好,學生們會好好地對待你的……」而女兒林映汝呢,則因為媽媽離逝而開始反思人生:「要是媽媽沒有死,也許我就不會認真去思考活著要做些甚麼。」林太太成為大體老師後,太陽照常升起,兩父女繼續過著平淡的生活──看似平淡,其實百般情感正在暗湧。終於到了那一天,林太太快將要送上解剖台了,林先生心中積藏已久的悲傷、不捨、思念,才隨著淚水而決堤而出……

這邊廂,兩父女正慢慢適應失去林太太的日子,並盡力完成她的遺願;另一邊廂,在輔大教授解剖學的蔡怡汝教授,一方面推廣遺體捐贈,另一方面卻難以接受爸爸當大體老師。這兩道故事線,交織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觀,也教人反思許多人生問題:如果親人要當大體老師,我會支持嗎?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是甚麼?我該怎樣度過這一生?人生中最重要的是甚麼?……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海報(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海報(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導演陳志漢說:「在這個當下,我們要好好活著。」(圖:佛門網)
導演陳志漢說:「在這個當下,我們要好好活著。」(圖:佛門網)

從死看生,活好今

影片的主角並非遺體捐贈者,而是在生的人。導演陳志漢坦言,他拍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推廣遺體捐贈,而是讓大家面對死亡,反思人生。「希望我們都可以自在地談生論死。死亡是華人最避諱的事,要是我們能夠直接面對死亡的話,對於許多看似難以面對的話題,也就不會那麼介意了。不要把死亡看得太重,也別要看得太輕;死亡是人人都會遇到的,要是看得太重,例如強行要搶救一個快要離世(而且救不回來)的病人,對病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這個時候,要好好讓他走。」

人生匆匆幾十年,人終將一死,要是我們正視這個重要事實,或許就會好好反省人生該如何走下去,以免有所遺憾。導演認為,最重要是珍惜身邊的人,活好今天:「在大家都還活著的時候好好相處,有甚麼想說的,跟他們說吧,有甚麼想做的,就去做吧,因為死亡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來臨。在這個當下,我們要好好活著。」

向大體老師學習生死課題,對於年輕的醫科生來說會否過於深奧?香港大學遺體捐贈計劃統籌、解剖學系副教授陳立基這樣看:「很多一年級的醫科生都是十八歲左右,可能你會說,二十一、二歲的同學會更為成熟,但以我們多年的經驗,並沒有同學因為受到太大衝擊而影響學習(例如受驚太過而暈倒)。而從同學撰寫的反思文章中,可見他們的想法頗為正面,我並不覺得他們過於年輕。當然,可能有些醫生到了三十歲,見證許多生死,才有另一番體悟。我五十多歲也還在學習的路上。」陳教授補充,在港大醫學院,解剖課是醫科生的基礎課程,一、二年級的醫科生須要學習解剖,為日後學習臨床醫學知識打好基礎;到了三至六年級,就要學習如何檢查病人、如何制定治療計劃等臨床知識了。故此,讓一、二年級的醫科生接觸大體老師,一點也不算早。

圖為電影劇照。大體老師不但有助醫科生學習醫學知識,更啟發我們凝視死亡,反省人生(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圖為電影劇照。大體老師不但有助醫科生學習醫學知識,更啟發我們凝視死亡,反省人生(圖: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捐贈遺體的人,其實是大體老師家

電影給予我們一個獨特的角度去看遺體捐贈──關注大體老師家人的所感所思。陳教授說:「大體老師離世後就甚麼都不用管了,而在生的人則是百感交集的。如導演所說,家人的犧牲其實很大。捐贈遺體的人可說是大體老師家屬,而不是大體老師本人。」

捐贈遺體看似是個人決定,但家人的感受舉足輕重,不可忽視。作家陳慧是「準大體老師」,她在電影首映場的映後座談會中分享她的感思:「這齣電影告訴我們,『大體捐贈』是一場生死教育,並非個人決定那麼簡單。一個人決定捐贈遺體,他定立志向的過程可能很簡單,但我們更要關心的是,他的親友是怎樣想的?我聽說有些人希望離世後捐出遺體,但家人並不贊成,結果最後也沒有成事。」

陳立基教授說,電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是最簡單的情節:「經過一些震撼人心的畫面後,鏡頭就轉向一些自然景物,樹葉、天空、鳥兒……這些畫面讓我有停下來的機會,讓感覺浮現出來,或者進入我心。」(圖:佛門網)
陳立基教授說,電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部分,是最簡單的情節:「經過一些震撼人心的畫面後,鏡頭就轉向一些自然景物,樹葉、天空、鳥兒……這些畫面讓我有停下來的機會,讓感覺浮現出來,或者進入我心。」(圖:佛門網)

從遺體捐贈到生命教

1974年,香港大學醫學院開始接受遺體捐贈,其時的大體老師數目寥寥無幾。約於十年前,港大積極推廣「大體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兼逢不少團體推動生死教育,捐贈數量才漸漸升至每年數十多宗,有時更超越醫學院的最大儲存量。有見及此,捐贈計劃的重心便從捐贈人數轉移至生命教育。陳教授說,今時今日,引起大眾反思生命才是計劃的重點:「不是說有人捐就是成功,沒有人捐就是失敗,我們不是這樣去界定成功與否的。我們希望引導更多人思考怎樣的人生才算是有意義的。」9月9日,港大遺體捐贈計劃及港大醫學院合辦《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香港首映場暨座談會,冀各位觀眾有所啟迪。

座談會上,有觀眾發問:「如果已經登記器官捐贈,還可以登記遺體捐贈嗎?」陳立基教授說,即使捐出某些器官,大體老師的其他身體部位(例如肌肉和大腦),也有助醫學培訓和研究,所以兩者並無衝突。問及港大每年所需的大體老師數目,陳教授回應:「我們每年至少需要約三十位大體老師,讓醫科生學習解剖。此外,其他醫學研究或者醫學培訓(如外科手術培訓),也需要大體老師的幫忙,所以需求量並不止於三十,而每年的醫學培訓課程數量不一,每年所需要的遺體數量也不一樣。」

陳教授現在已是「準大體老師」,只願能夠以肉身教導學生最後一次。他多年來見證不少大體老師的故事,發現他們的目標同出一轍:「有很多大體老師都沒怎麼受過教育,未必能夠講述甚麼大道理,但無論他們生前有怎樣的經歷,是醫科生的姑媽也好,是101歲的婆婆也好,捐贈遺體的目的都很簡單,就是幫助別人。」大體老師不但有助醫科生學習醫學知識,更啟發我們凝視死亡,反省人生。

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經自我反省的人生是白活了。」(An unexamined life is unworthy of a human being)。《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啟迪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慢慢釐清自己的人生觀,從而知所進退,踏實而堅定地在人生路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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