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果法師在北角創立福慧精舍後，除了以中醫針灸及跌打之術濟世救人，亦深明文字般若對於導正社會風氣、傳承佛法的深遠影響。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隨著精舍穩步發展，法師逐漸將弘法的步伐邁向了更廣闊的文化出版領域。

創辦《香港佛教》 編務與發行重任

戰後的香港社會百廢待興，宗教信仰環境亦顯得複雜。當時坊間對佛教常有神鬼不分、迷信的誤解，而香港亦缺乏一份能夠長期出版、專門弘揚正信佛教的刊物。有見及此，覺光、松泉、元果三位法師各自斥資，合力創辦《香港佛教》月刊。1960年6月1日，創刊號正式面世，由覺光法師任社長，松泉法師為督印人，元果法師則擔任發行人。

辦理一份定期的佛教刊物，向來不易。在紀念創刊一週年時，元果法師於文章中坦言，雜誌面臨著「稿源缺乏，編校不妥，發行遺漏，經濟問題」等多重困難。尤其初期人事更迭頻繁，曾一度落入主編無人負責的窘境下。覺光、松泉法師於是倡議元果法師接手編輯。儘管法師自謙才學與經驗不配，但為了護持這份得來不易的文化事業，他還是願意臨危受命扛下主編一職，而且一做便是十多年。

據董事陳天勛居士憶述，福慧精舍實際上兼具了編輯部與發行部的雙重功能。每逢雜誌出版的前後數天，精舍內便忙碌異常。「我們全家兄弟姊妹經常要幫忙，將一疊疊的信件和雜誌包裝好，拿去郵局寄送。」

福慧精舍至今仍珍藏著當年厚厚的一疊「通訊地址目錄」，裏面密密麻麻地記錄了世界各地的護法善信與大德高僧的通訊地址，例如印順導師、星雲大師等。在那個沒有互聯網、國際通訊極度依賴實體郵件的年代，這份名錄是早期香港佛教界以紙筆建立海外聯繫網絡的見證。

每月放生會 眾緣和合支持出版

《香港佛教》創刊初期，大量免費派發予善信與學者。這種做法雖然用心良苦，但到頭來實際願意主動訂閱乃至捐款支持出版的讀者卻十分有限。三位創辦人曾多次自掏腰包，補貼印刷費，但仍然是長貧難顧。雜誌營運的轉機，出現在1965年。當年第六十期是創刊五週年紀念專號，刊登了多篇關於戒殺放生的文章，意外地引發熱烈迴響。讀者紛紛去信香港佛教雜誌社，建議由《香港佛教》牽頭，每月舉行一次放生會。

察覺到這股來自信眾的強大向心力，元果法師迅速作出回應。法師在第六十二期，正式發表了〈每月放生會緣起〉，鄭重宣佈：「凡發心放生人士無論遠近，放生款項不論多寡，請滙寄本刊編輯部，或直送本處。每月由本刊邀請大德高僧主持放生儀式，並廣邀四眾參與，以昭隆重。務使放生人士普獲善利，所放生命，罪滅福生。」

這項結合傳統佛教護生理念與徵信的活動，迅速獲得了教內外的廣泛認同。從該期刊出的讀者來信中，我們可以真切感受到社會各階層對此舉的支持，金額雖不拘大小，卻展現了聚沙成塔的力量。最令人印像深刻的，是一封署名「三麗妹妹」的來信：「茲付上港幣伍元，係作貴社每月放生之用，請查收為荷。各位大師發心慈悲作每月放生之舉，小妹妹謹付些少零食之錢，聊表心意而已……」

為了進一步加強與捐助者的聯繫，身兼主編的元果法師展現了極強的行動力。陳居士憶述，法師為此特意親自添置了多款相機，充當攝影師。每次放生法會，他都會親自拍下實況，自費沖印照片。法會結束後，法師會開出正式的收據，連同放生的紀實照片，一一郵寄給每一位功德主，無論是捐助百元的大戶，還是捐助五元「零食錢」的小妹妹，皆一視同仁。

這種高度透明的做法，大大穩定了讀者群與捐款來源。本地的法宗、達道、洗塵、聖一、寶燈法師，以及海外如馬來西亞的鏡盦法師、越南的超塵法師等皆熱烈響應。正是透過放生會所帶來點滴累積的小額捐款，《香港佛教》在資源匱乏的年代中獲得了得以持續出版的所需資金。

推動影印《卍字續藏經》

在《香港佛教》的出版與發行步入正軌之際，香港佛教界也展開了一項規模更為浩大、耗資鉅甚的印經計劃——《卍字續藏經》。這項歷史性的任務，再次將元果法師與福慧精舍推向了佛教文化推廣的前線。

《卍字續藏經》的編纂可溯源至日本明治時期。當時日本社會崇新輕舊，許多古籍面臨蟲穿鼠蝕、漸就散佚的危機。日本學者前田慧雲和中野達慧，蒐羅了大量中國正藏所缺的唐宋明清高僧著述，凡一千八百部、七千一百餘卷，在1905至1912年間編成此一巨著。其價值在於補正藏之未逮，是研究東亞佛學不可或缺的珍貴文獻。藏經初印後不久，大部分仍存放在藏經書院以待流通，而該院竟不慎失火，全部付之一炬！及至民國初年，中國學者曾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五十部，可惜後來印書館亦毀於戰火，底版化為灰燼。經歷這些劫難後，《續藏經》在海內外已是寥若晨星，極難尋覓。

1963年，一代天台宗泰斗、駐錫香港的中華佛教圖書館創辦人倓虛老法師捨報圓寂。倓老曾慨嘆佛法末運、經典隱沒，故以重價在內地輾轉訪得一部完好無缺的上海影印本《續藏經》。老人生前最大的遺願，便是將此人間孤本重印流通，續佛慧命。

1966年，為了完成先師遺志，性空法師主動聯絡元果法師、香港佛經流通處的智開法師等人，籌劃影印《續藏經》。同年8月19日，「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正式成立，獲香港佛教界三十餘位高僧大德參與支持。委員會公推當時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筏可法師為主任委員，覺光法師與元果法師擔任副主任委員。其中，具有豐富經驗的元果法師，同時肩負起編輯、發行以及財務組長的重任，福慧精舍亦順理成章地作為行政與聯絡地點。

海外認購與跨地域協作

全套《續藏經》原為線裝七百五十冊，影印版擬改為精裝一百五十巨冊。由於印刷成本極其高昂，加上香港地狹人稠，若僅依靠本地信眾的認購，印量太少的話，勢必導致單套成本居高不下，難以達成普及法寶的初衷。

為了解決經費與印量的問題，元果法師毅然承擔重任，遠赴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作宣傳與勸訂。陳居士在訪談中特別提到這段艱辛的歷程：「師父全程搭了很多次飛機，單是台灣都去了十次八次。但因為當時世界經濟和政局都不太穩定，他不想動用公家的錢去作差旅費。所有的旅費，總數大約兩、三萬港元，全部都是他自己支付的。」元果法師這種出力奔走的無私精神，深深打動了海內外的佛教領袖。在菲律賓，閩南籍高僧瑞今法師親自力挺；在星馬地區，宏船法師、竺摩法師等亦紛紛響應，短時間內便募集到了將近百部的預約訂單。

然而到了1967年，物價騰貴，且本港印刷工人的工資亦按年提高。委員會擔憂在港印製成本過高，遂決定調整策略。同年五月，覺光、元果、松泉三位法師親赴台灣洽商，與中國佛教會取得了聯繫。

在台灣佛教領袖白聖法師的支持下，雙方決定展開跨地域的深度合作。台灣成立了「中國佛教會影印卍字續藏經委員會」，而香港則保留「香港影印續藏經委員會」的組織，並由元果法師等繼續負責統籌海外財務。印經工程最終決定移師台灣。由於台灣的人工成本較為低廉，印刷條件優越，使得藏經的訂價得以大幅下調。經過四年多的嚴格督印與反覆校對，這套150冊的法寶終於順利面世。在最終印製的數量中，約有六成由台灣認購，其餘四成則由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新加坡等地的信眾請購。

回顧這段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佛教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香港佛教》月刊的創立與維持，還是《卍字續藏經》的成功影印，都絕非一蹴可就的易事。元果法師與福慧精舍更是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橋樑與 支撐角色。

（待續）

原文刊載於《香港佛教》第7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