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探討了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六個關鍵特徵中的第三與第四個：（三）超越政治的立場——他拒絕站在南越或北越政府任何一方，這源於慈悲與「相即」的理念；他致力於和解而非勝利，以減輕並終止苦難為目標；（四）海外佛教徒的入世行動——憑藉對西方文化的熟稔，他透過在聯合國發表呼籲，以及參與巴黎和平會談等行動，揭示越南人民的困境，並將越南佛教的社會參與推向國際舞台，展現宗教思想在全球事務中的實質影響力。
本文將繼續探討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最後兩個關鍵特徵：「入世佛教」的教學，以及活出「入世佛教」的精神。
（五）「入世佛教」的教學
教育與「入世佛教」理念與實踐的傳播，在一行禪師於戰時越南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努力包括正規培訓，以及透過著作與媒體進行更廣泛的推廣。
他共同創立了萬行大學、青年社會服務學院，以及相即共修團。萬行大學旨在推動佛教教育的現代化；青年社會服務學院則培育並裝備年輕人，使其能在被戰火摧毀的地區從事人道工作。同時，相即共修團提供了十四項正念修習的框架，引導修習者在生活各個層面中培養道德行為、慈悲行動與正念覺察。
此外，一行禪師也透過書籍、詩作與報刊文章傳遞這些教導，使「入世佛教」的理念能為更廣大的群眾所理解。他的著作不僅啟發靈感，更是佛教智慧在當前迫切社會情境中的具體指引。
這些舉措共同構成了一個整合性的系統，其中實踐學習、正念反思與慈悲行動彼此促進、相互強化。一行禪師不僅加深了大眾對「入世佛教」的理解，也使人們在戰爭混亂中，仍能將其教導付諸實踐。
（六）活出「入世佛教」的精神
雖然一行禪師在戰爭期間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但他並未如印度的甘地或美國的馬丁·路德·金般擔任領導角色。儘管他在著作中提及了二人的非暴力行動[1]，他的非暴力方式卻有所不同。哲學與宗教學者 Robert H. King 對此獨特之處作出了解釋：
「他的行動主要以寫作與演講的形式為和平發聲……他傾向於訴諸理性而非情感，並透過言語與身教努力向人們展示，解決衝突有比相互殘殺更好的方式……對他而言，非暴力不僅是一種技巧：它是在政治領域中展現的一種靈性存在方式[2]。」
這一觀點呼應了我早前文章〈佛教正念與世俗「正念」（二）〉中的一個核心要點：當行於八正道時，我們的一切行動皆是正見（八正道的第一要素）的展現，即對「相即」本質的體認。在任何情境下，非暴力的行動自然源於對苦難能被減輕乃至終止的認知，而這正是佛教的最終目標。
一行禪師對非暴力與寬恕的堅定承諾，即使在威脅與失去之中，仍毫不動搖。在本系列第四篇文章中，我們曾詳細探討他對青年社會服務學院兩位學生遇害的回應，以及他拒絕譴責兇手的立場。「相即」的洞見使他得以超越自我與他者、生與死等二元對立，並引導其社群在危機中，以勇敢的慈悲而非仇恨來回應。這也使他能過著解脫的生活，無懼無悔地迎向死亡。
因此，一行禪師認為戰時越南的非暴力實踐，不僅是一種終止衝突的策略，更是社會行動中展現靈性存在方式的表徵。他在死亡威脅下仍堅持入世修行，本身即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教誨，示範了「入世佛教」的生活方式，並進一步鞏固了前文及上兩篇[3]文章所歸納的特徵。
總結
結合上兩篇文章，我們至此已探討了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六個關鍵特徵：
（一）幕後的推動
（二）慈悲為本的非暴力行動
（三）超越政治的立場
（四）海外佛教徒的入世行動
（五）「入世佛教」的教學
（六）活出「入世佛教」的精神
這些特徵揭示了其方法的深度與可行性，展現他如何在最艱難與分裂的時刻，致力於轉化苦難並推動和解。這些洞見至今仍具啟發性，為面對看似無法達成和解的衝突提供指引。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轉向一行禪師在戰後時期的「入世佛教」，那時他已定居於法國。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我們將看到他如何調整其入世教導與實踐，以回應新的挑戰。
延伸閱讀
一行禪師：雲不會死，不生不滅——向不同傳承的大師學「念死」法門
參考文獻：
DeVido, E. A. (2009).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ster Taixu on Buddhism in Vietnam.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10, 413-458.
King, R. H. (2001). Thomas Merton and Thích Nhất Hạnh: Engaged spirituali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ntinuum.
[1] 參考DeVido, E. A.（2009）.
[2] 參考 King, R. H.（2001）. 本段為作者根據英文原文自行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