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總結了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並歸納其六個關鍵特徵中的前兩個：（一）幕後的推動——他雖然很少參與街頭示威活動，卻透過創作口號與歌曲，塑造遊行的精神氛圍，展現其思想家、老師、作家、學者與詩人的特質；（二）慈悲為本的非暴力行動——他的社會參與並非出於政治策略，而是源於對苦難的正念覺察，並由愛與慈悲滋養。
本文將繼續探討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的關鍵特徵，聚焦於第三與第四個特徵：超越政治的立場，以及海外佛教徒的入世行動。至於最後兩個特徵，將留待下一篇文章深入分析。
（三）超越政治的立場
越戰期間，一行禪師拒絕站在南越或北越政府任何一方。這一立場反映了他對「相即」（interbeing）的教導——一切存在皆依賴其他事物而生。相即的核心觀念可表述為：「A 是由非 A 的元素構成的」（關於這一深刻洞見，可參見我先前的文章〈一行禪師的「相即」教導〉）。
這即是說，南方是由非南方的元素所構成，其中包括北方；而北方也是由非北方的元素所構成，其中包括南方。由於任何一方都無法獨立存在，南越與北越政府，因而是「相即」的。深知戰爭源於誤解，一行禪師追求的不是勝利，而是和解[1]。
有人或許會說，他選擇站在越南人民一方，反對支持戰爭的美國。然而，他真正關注的，是結束痛苦——這也是所有佛教教導的最終目標。越南人民在戰爭中承受了最深重的苦難，他對他們的支持，是致力於減輕他們的痛苦。創立青年社會服務學院與相即共修團，正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
那麼，他對美國的立場又如何呢？哲學與宗教學者Sallie B. King 解釋道：
「佛教運動顯然從未反對在越南作戰的美國士兵，也未曾對他們造成或主張任何傷害……在反對美國的同時，佛教徒反對的是造成所有涉及者痛苦的根本原因——無論是越南農民與士兵，或是美國士兵。在戰爭期間，一行禪師特別認為，痛苦的根源來自華盛頓的政策。他反對的，正是這些政策[2]。」
因此，一行禪師走訪世界各地，呼籲全球支持結束越戰。對他而言，社會行動的意義在於反對造成痛苦的根源，同時保持完全的非暴力，不帶憤怒地行動，並以和解為目標[3]。他拒絕選邊站，不是出於政治考量，而是源於慈悲與相即的理念。他關注的是幫助那些受戰爭影響的人，不論其所屬立場如何。
（四）海外佛教徒的入世行動
由於一行禪師相信，美國的政策是越戰的主要根源，他認為有必要前往西方，直接與具影響力的人士對話。他的行動包括在聯合國發表呼籲，以及參與巴黎和平會談，致力於向國際社會說明越南人民的困境，並促請終止敵對行動。
Sallie B. King 形容一行禪師為「最具代表性的海外越南佛教活動家……部分原因在於他對西方文化的熟稔，部分則因他堅信戰爭的根源在於美國[4]。」
這既突顯了他獨特的背景，也表明了他對這場衝突的洞察。憑藉對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他能有效地與國際受眾交流。他對戰爭根本原因的關注，使其呼籲更具說服力。因此，他不僅能以越南佛教僧人的身份發言，也成為能夠跨越文化與政治鴻溝的可信之聲。
透過這些行動，一行禪師將越南佛教的社會參與推向全球舞台。他將越南的和平訴求，與國際社會對和解與正義的關切相互連結。他的行動融合了靈性洞察與策略實踐，展現出宗教思想在全球事務中，所能發揮的實質影響力。
總結
本文探討了一行禪師在戰時越南所發展的「入世佛教」的第三與第四個關鍵特徵：超越政治的立場，以及海外佛教徒的入世行動。這兩個特徵展現了一行禪師如何在動盪中堅持正念與慈悲，並將佛教精神轉化為具體的社會行動。透過跨文化的溝通與國際參與，他擴展了「入世佛教」的實踐範疇，也深化了其全球意義。
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繼續探討其「入世佛教」的最後兩個關鍵特徵：「入世佛教」的教學，以及活出「入世佛教」的精神。
參考文獻：
King, S. B.（1996）. Thích Nhất Hạnh and the Unified Buddhist Church: Nondualism in action. In C. S. Queen （Ed.）, Engaged Buddhism: 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 （pp. 321-36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hích Nhất Hạnh. （2005）. Being peace. Berkeley,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
[1] 參考Thích Nhất Hạnh. （2005）.
[2] 參考 King, S. B.（1996）. 本段為作者根據英文原文自行翻譯。
[3] 參考King, S. B.（1996）.
[4] 參考King, S. B.（1996）. 本段為作者根據英文原文自行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