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寧（919-1001年）撰《宋高僧傳》[1]，又名《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分為十篇，分別為〈譯經篇〉、〈義解篇〉、〈習禪篇〉、〈明律篇〉、〈護法篇〉、〈感通篇〉、〈遺身篇〉、〈讀誦篇〉、〈興福篇〉、〈雜科聲德篇〉。收錄始於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前後凡三百二十年。
其中〈習禪篇〉分為六卷，正傳一百零三人，附見二十九人，佔全傳卷數及見錄人數之最，以「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安樂」為篇旨[2]。「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是《六祖壇經》修行的理路，這理路不離「般若」破相對的善惡，而成就最高的善，達至「常住安樂」的心境。陳垣先生（1880-1971年），字援庵，在《中國佛教史籍槪論》中曾說：
「本書最精彩者為〈習禪篇〉，因中國禪宗，起於初唐，至晚唐而極盛。會昌五年毀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禪宗明心見性，毀其外不能毀其內，故依舊流行。五代末，北宋初，佛教各派均已式微，獨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時漸次成立。五宗者，自六祖慧能後，分為二派：曰青原行思，曰南嶽懷讓。南嶽複分二派：曰臨濟，曰溈仰；青原複分三派：曰曹洞，曰法眼，曰雲門，是為五宗。今日惟臨濟、曹洞猶存，三宗早絕。本書除雲門宗開山之雲門文偃外，於各宗重要人物，皆有專傳。⋯⋯ 」[3]
援庵先生認為《宋高僧傳》的〈習禪篇〉是全書最精彩的篇章，原因禪宗在初唐興起，發展至晚唐時已經是極盛的情況。雖然佛教經歷了唐武宗在會昌年間，前後約五年實施「毁佛」政策，對於以佛經作為教導僧侣及信眾的宗派，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但禪宗以「宗門」明心見性的方式傳法，「毁其外不能毁其內」，意思指這些「毁佛」政策，只是毁教相而不能破壞心法之傳承，所以禪宗依舊流行。在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隨著佛教各派式微，當時只有六祖惠能的法嗣，漸成「五宗」，即「五家」而獨盛。「五宗」又分出二條主線：一是青原行思，二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的法嗣，開出曹洞宗、法眼宗及雲門宗。至於南嶽懷讓法系，先後開出臨濟宗及曹洞宗。其後只餘此二宗，其他三宗亦式微。此篇章除了雲門宗文偃外，各宗重要人物，皆有專傳。
「然禪宗自曹溪五宗以前，派別已極紛歧，鬥諍甚烈，禪宗本身諸史，多諱而不言。贊寧本非禪宗，且博學多通，號稱「律虎」，⋯⋯贊寧於禪宗鬥諍之跡，亦不為之諱，故卷八〈神秀傳〉論謂：『達摩沒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乖。』考唐代禪宗史者，固可於《宋僧傳》求之，此本書之特色也。」[4]
在六祖惠能法嗣開出「五宗」前，禪宗已經出現派別紛歧及鬥諍，但內部多忌諱而不記錄在史冊上。由於贊寧本身修律宗非禪宗，並且博學多才，被稱為「律虎」，因此不忌諱地把禪宗內部鬥諍紀錄下來。在卷八的〈神秀傳〉的專論中，贊寧認為達摩祖師的微言，在五祖弘忍的大義，傳至神秀這輩已經出現錯誤的情況了。因此，陳垣先生提醒研究唐代禪宗的學者，或可以參考《宋高僧傳》，因為贊寧以客觀地記述，禪宗內部各派的見解紛歧及鬥諍，成為此書的特色。
《宋高僧傳》卷八為〈習禪篇〉的三部分的第一部分，由「唐蘄州東山弘忍傳」開始至「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包括慧能、神秀、慧明、（荷澤寺）神會、曇璀、法持、道亮、道俊、玄覺、智威、慧朗、巨方、香育等，共十五正傳，附見本淨、䛒公、智封共三人。其中弘忍、慧能、神秀三人正傳詳盡。
卷九為〈習禪篇〉第二部分，由「唐京兆慈寺義福傳」起至「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包括普寂、懷讓、靈著、玄素、慧忠、志賢、惟忠、希遷、（淨眾寺）神會、法欽、道樹、慧空，共十四正傳，附見行思、法翫、元觀、全植共四人。其中玄素、慧忠、法欽記述頗詳見。
卷十至卷十三為〈習禪篇〉第三部分，卷十由「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開始，至「唐定州大像山定真院石藏傳」，包括志滿、光瑤、靈坦、道通、懷暉、惟寬、遺則、靈默、道悟、圓寂、甄叔、懷海、恒月、思公，共十六正傳，附見（西堂）智藏、道堅、寶修、志閑、崇信、掘多、真亮、曇真共八人。其中以道一及道悟的正傳較為詳盡。
卷十一為〈習禪篇〉第三之四，由「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開始至「唐黃州九井玄策傳」，包括無業、如會、天然、太毓、曇藏、無等、明覺、圓脩、普願、曇晟、甄公、從諗、（華嚴）智藏、圓智、法常、崇演、齊安、恒政、靈佑，共二十一人正傳，附見一鉢和尚、南印、靈彖、超岸共四人。此卷以自在、無業及恒政三人的事蹟記述比較其他正傳詳細。
卷十二為〈習禪篇〉第三之五，由「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至「唐明州伏龍山惟靖傳」，包括寰普、日照、宣鑒、藏奐、義玄、從諫、良价、藏廙、大安、慶諸、道膺、有緣、義存、元安、恒通、慧寂、慧恭、文喜正傳二十人，附見鑒宗、洪諲、令達、招賢岑師共四人。此卷記述義存事蹟豐富。
卷十三為〈習禪篇〉第三之六，由「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至「宋天台山德韶傳」，包括法普、智閑、光仁、師備、存壽、師彥、本寂、桂琛、慧稜、道怤、全付、善靜、文益、行因、緣德，共十七人正傳。附見休靜、大同、本仁、居遁、靈照、道潛六人。圓紹及德韶二人為此卷內容最詳盡的正傳。
在〈習禪篇〉的總論中，贊寧對禪宗傳法方式「不立文字」，他認為：
「粵有中天達磨，哀我群生，知梵夾之雖傳，為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為功，不信己躬之是佛。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免無量之迂迴焉。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5]
禪宗達摩初祖來至東土，目的是救度眾生，他知道佛教的真理，眾生被名相所困，出現「認指忘月」、「得魚執筌」、「矜誦念以為功」、「不信己躬之是佛」本末倒置情況。為了打破迷執，禪宗提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贊寧認為這是大乘般若的精神的方便法門，直接地指出生命的正確方向，避免無量迂迴曲折的路。修行的路有「曲指」，就是漸修。見性成佛的覺者，頓悟自性本來清淨，無煩惱，具智慧性及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無別無異。證得如此，就是所謂「最上乘禪」了。至於「不立文字」，重點在「不著」及「不離」於文字上，並不是無文字的意思。按照這方向來實踐，就不會著相。昔日達摩初祖傳法，只有「理入」及「行入」兩途，就是不走迂迴曲折的路，最直接的悟道方法，「不立文字」的目的，亦在於此，與達摩精神相契合。「反權合道」回轉文字背後的精神，才體悟道之所在。
延伸閱讀
[1] 贊寧撰，《宋高僧傳》，《大正藏》，T50， No.2061。
[2] 贊寧撰，《宋高僧傳》，《大正藏》，T50， No.2061， 頁710。
[3] 陳垣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31。
[4] 陳垣撰，《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31-32。
[5] 贊寧撰，《宋高僧傳》，《大正藏》，T50， No.2061，卷13，頁789中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