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觉杂志

敦煌──丝路上的博物馆

文:骆慧瑛    图:骆慧瑛| 2014-03-19
莫高窟九层楼远眺,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莫高窟九层楼远眺,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
骆慧瑛博士于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摄,2009年。骆慧瑛博士于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摄,2009年。
骆慧瑛博士于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摄,2008年。骆慧瑛博士于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摄,2008年。
莫高窟九层楼,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莫高窟九层楼,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
玉门关,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玉门关,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
三危山,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三危山,骆慧瑛博士摄,2008年。
饶宗颐教授为骆慧瑛博士题「缘系敦煌」饶宗颐教授为骆慧瑛博士题「缘系敦煌」
法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于莫高窟藏经洞 (图片来源: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摄影档案馆)法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于莫高窟藏经洞 (图片来源: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摄影档案馆)

春蚕吐丝,一缕丝线能吐多长?能延伸至多远久?


自2007年参加由李美贤老师带领一众港大佛学研究生到敦煌参访,便对敦煌一见钟情,深被敦煌佛教艺术的伟大所撼动。随后为着不同理由,每年均如候鸟般回到敦煌参访考察,畅行于那自由宁静广阔的沙漠上,探访那崖壁上一个个神秘而精彩的洞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领队骑马踏出通往西域之路,这是汉人首次到达境外神秘危险的西域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把这条连接中国经由中亚直通西方欧洲的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Route),从此这个名词便流行开来并被广泛使用。中国与丝路各国双方使者从此往来不断,开拓了经济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中国产制之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产品大量远销西方﹔西域特产之马匹和葡萄等﹔天竺(今印度)出产的宝石和香料等﹔波斯(今伊朗)出产的地毯和罗马出产的琉璃器皿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西域、波斯、天竺及罗马等地之音乐、雕刻、建筑及绘画等艺术文化相继东传,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发展,也简接影响了亚洲其他各国的佛教艺术风格。佛教从印度沿着丝路传入中国,沿路留下痕迹,这些痕迹都可在中国北方的大量佛窟中见到。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及保存最完整。


据唐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记载,前秦二年(公元366年)的一个傍晚,苦行僧乐僔法师云游至敦煌鸣沙山,忽见三危山上一片金光万丈,状如千佛。法师见瑞相若有所悟,于是在身处的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佛龕。自此,开凿石窟的伟业千年不断,朝朝代代延绵不绝。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敦煌市鸣沙山东麓崖壁上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交汇,在中古时代曾是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以艺术弘扬佛教思想。长长的栈道将大小的佛窟相连,洞内四壁尽是传扬佛教思想的壁画和彩塑,佛菩萨像端庄肃穆,与活泼飘逸的飞天相映成趣。一千多年的近千个佛窟,薈萃了历代的精神精品,遗留下世界文化的产业。


佛入灭后,弟子僧团为谨记佛陀教诲,记录其教化众生之语,编成经典,抄写流传,学习佛陀教诲中的智慧,以离苦得乐。这种安乐自在不属个人,大乘佛教精神是以利益他人为己任,透过大量抄写经典来流通佛智于大众,也是一大功德,至今如是。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卷,早至南北朝而晚至宋及西夏。当中以汉文抄写的佛经为主,也有以吐鲁番、西夏、西藏等西域诸国语文,所写有关宗教及中古时代的往来书信及其他文献;其中魏晋至唐代的书法真迹,在明清两代已是凤毛麟角般的稀世奇珍。在近代敦煌所出大量文献,令盛唐风华重现人前,让我们大饱眼福,也目睹古人朴实而精湛的书法艺术背后的一颗恭敬心。


在敦煌洞窟中,壁画上多描绘人们所渴望的理想净土佛国。这些超现实的世界中,同时也描绘出各朝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中国古代狩猎、农耕、交通、婚嫁及丧葬等难得的场面。同时,壁画中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造型,其衣冠服饰反映出各民族特色。壁画也纪录了中古时期的亭台楼阁和寺塔城池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宝贵图像资料。中国绘画及雕塑艺术已有数千年历史,可是,美术史上所记载的历朝作品多因战乱而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正填补了这个历史缺口,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有心人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里,能同时看见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汇聚。如在建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的第285窟,窟顶四披绘有飞天、雷神、朱雀、伏羲和女娲等,西壁主龕佛菩萨像旁的壁画则绘有印度婆罗门教的毗湿奴,及以古希腊爱奥尼柱式而建的庙宇,绘画技法则是西域艺术风格与中原艺术风格的糅合。又如建于北凉(397-439年)的第275窟西壁内的交脚弥勒菩萨,头戴化佛三珠日月宝冠,颈饰贴花镶宝项圈,上身袒裸,胸挂璎珞,肩披大巾,腰束翻边羊肠大裙。这佛菩萨像的造型风格及坐具、服饰均反映了早至四世纪,敦煌已存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亚及印度等的文化艺术特色,都映照在佛教艺术中。


季羡林教授曾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扩、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 在敦煌发现的文物,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殷墟甲骨及居延汉简成为近代古文化的四大发现。其中,敦煌学的发展对研究中国艺术、对外交通、西北历史、宗教、天文和文学等范畴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绝大部份是蕴藏在敦煌出土的经卷及壁画当中。


敦煌莫高窟在明代被遗忘于关外,曾一度荒废,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后回归中国版图,才再度受到国人关注并加以修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道士王圆籙(1851-1931)发现了「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再为世人注目,英国籍考古学家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分别在1907及1914年掠走遗书及文物共一万多件,现存大英图书馆及大英博物馆。1908年,法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从藏经洞中拣选古籍,带走五千多件精品回国,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及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经卷,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人橘瑞超(1890-1968)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8)从王道士处又弄走六百多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Sergei F. Oldenberg, 1863-1934)又从敦煌盗窃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掠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用特制的化学胶液,黏走莫高窟壁画二十多幅,现存哈佛大学。


这些散失海外的文化宝物,以英藏最多,法藏最精。它们在世界各文化重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结缘,继续其千年传统,默默地担当着跨国的文化交流大使。1987年11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再度得到世界性的关注和爱戴。


在这被黄沙敝了千年的丝绸古路上,曾交织出的何止是一匹匹价值不菲的丝绸,更交缠了千年来东、西方各国的文明,记印着双方在经济、政治、宗教及文化艺术上重重叠叠、千丝万缕的关系。敦煌──这座丝路上的博物馆,让我们见到的何仅有形而无价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那看不见的超然物外、无形无价的精神力量。


一缕丝线,自春蚕吐出,可以伸展多长多远?由长安至罗马,曲折缠绵地联系其间无数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之间的缘。从古至今,依然如是。因这份情缘,各国各界人士再系于敦煌,把佛陀的大爱延续、承传……



作者简介:

骆慧瑛博士(Dr. Irene Lok),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客席讲师。英国根德大学设计学荣誉学位。香港大学哲学博士。研究课题包括敦煌佛教图像、唐代佛像、观音经变图、中国观音图像演变与中国佛教发展等。曾发表〈《观世音应验记》与《观音经》〉(2014)等多篇文章,并编辑《饶宗颐佛学论文集》(2013)等。除了深入研究佛教图像及佛教哲学,骆博士也通过公开演讲及撰写专栏,希望能普及社会大众对敦煌佛教艺术文化的深入认识。    




1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见《红旗》,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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