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敦煌──絲路上的博物館

文:駱慧瑛    圖:駱慧瑛| 2014-03-19
莫高窟九層樓遠眺,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莫高窟九層樓遠眺,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
駱慧瑛博士於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攝,2009年。駱慧瑛博士於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攝,2009年。
駱慧瑛博士於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攝,2008年。駱慧瑛博士於敦煌莫高窟,崔中慧博士攝,2008年。
莫高窟九層樓,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莫高窟九層樓,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
玉門關,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玉門關,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
三危山,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三危山,駱慧瑛博士攝,2008年。
饒宗頤教授為駱慧瑛博士題「緣繫敦煌」饒宗頤教授為駱慧瑛博士題「緣繫敦煌」
法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於莫高窟藏經洞 (圖片來源: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攝影檔案館)法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於莫高窟藏經洞 (圖片來源: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攝影檔案館)

春蠶吐絲,一縷絲線能吐多長?能延伸至多遠久?


自2007年參加由李美賢老師帶領一眾港大佛學研究生到敦煌參訪,便對敦煌一見鍾情,深被敦煌佛教藝術的偉大所撼動。隨後為著不同理由,每年均如候鳥般回到敦煌參訪考察,暢行於那自由寧靜廣闊的沙漠上,探訪那崖壁上一個個神祕而精彩的洞窟。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領隊騎馬踏出通往西域之路,這是漢人首次到達境外神秘危險的西域各國,打通了漢朝直接通往中亞的道路。19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把這條連接中國經由中亞直通西方歐洲的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Route),從此這個名詞便流行開來並被廣泛使用。中國與絲路各國雙方使者從此往來不斷,開拓了經濟貿易,也促進了文化交流。中國產製之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產品大量遠銷西方﹔西域特產之馬匹和葡萄等﹔天竺(今印度)出產的寶石和香料等﹔波斯(今伊朗)出產的地毯和羅馬出產的琉璃器皿等亦輸入中國,令中西貿易得以拓展。西域、波斯、天竺及羅馬等地之音樂、雕刻、建築及繪畫等藝術文化相繼東傳,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發展,也簡接影響了亞洲其他各國的佛教藝術風格。佛教從印度沿著絲路傳入中國,沿路留下痕跡,這些痕跡都可在中國北方的大量佛窟中見到。其中以莫高窟為主體的敦煌石窟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及保存最完整。


據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前秦二年(公元366年)的一個傍晚,苦行僧樂僔法師雲游至敦煌鳴沙山,忽見三危山上一片金光萬丈,狀如千佛。法師見瑞相若有所悟,於是在身處的崖壁上開鑿了一個佛龕。自此,開鑿石窟的偉業千年不斷,朝朝代代延綿不絕。甘肅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於甘肅敦煌市鳴沙山東麓崖壁上的莫高窟,又稱「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敦煌地處絲路南北三路的交匯,在中古時代曾是繁華的都會,貿易興盛,寺院遍佈,以藝術弘揚佛教思想。長長的棧道將大小的佛窟相連,洞內四壁盡是傳揚佛教思想的壁畫和彩塑,佛菩薩像端莊肅穆,與活潑飄逸的飛天相映成趣。一千多年的近千個佛窟,薈萃了歷代的精神精品,遺留下世界文化的產業。


佛入滅後,弟子僧團為謹記佛陀教誨,記錄其教化眾生之語,編成經典,抄寫流傳,學習佛陀教誨中的智慧,以離苦得樂。這種安樂自在不屬個人,大乘佛教精神是以利益他人為己任,透過大量抄寫經典來流通佛智於大眾,也是一大功德,至今如是。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大量經卷,早至南北朝而晚至宋及西夏。當中以漢文抄寫的佛經為主,也有以吐魯番、西夏、西藏等西域諸國語文,所寫有關宗教及中古時代的往來書信及其他文獻;其中魏晉至唐代的書法真跡,在明清兩代已是鳳毛麟角般的稀世奇珍。在近代敦煌所出大量文獻,令盛唐風華重現人前,讓我們大飽眼福,也目睹古人樸實而精湛的書法藝術背後的一顆恭敬心。


在敦煌洞窟中,壁畫上多描繪人們所渴望的理想淨土佛國。這些超現實的世界中,同時也描繪出各朝的一些社會生活場景,反映了中國古代狩獵、農耕、交通、婚嫁及喪葬等難得的場面。同時,壁畫中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造型,其衣冠服飾反映出各民族特色。壁畫也紀錄了中古時期的亭台樓閣和寺塔城池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寶貴圖像資料。中國繪畫及雕塑藝術已有數千年歷史,可是,美術史上所記載的歷朝作品多因戰亂而失傳,敦煌藝術的大量壁畫和彩塑正填補了這個歷史缺口,為研究中國美術史的有心人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在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裡,能同時看見多民族文化元素的匯聚。如在建於西魏大統四年(538年)的第285窟,窟頂四披繪有飛天、雷神、朱雀、伏羲和女媧等,西壁主龕佛菩薩像旁的壁畫則繪有印度婆羅門教的毘濕奴,及以古希臘愛奧尼柱式而建的廟宇,繪畫技法則是西域藝術風格與中原藝術風格的糅合。又如建於北涼(397-439年)的第275窟西壁內的交腳彌勒菩薩,頭戴化佛三珠日月寶冠,頸飾貼花鑲寶項圈,上身袒裸,胸掛瓔珞,肩披大巾,腰束翻邊羊腸大裙。這佛菩薩像的造型風格及坐具、服飾均反映了早至四世紀,敦煌已存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亞及印度等的文化藝術特色,都映照在佛教藝術中。


季羨林教授曾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擴、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1 在敦煌發現的文物,與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殷墟甲骨及居延漢簡成為近代古文化的四大發現。其中,敦煌學的發展對研究中國藝術、對外交通、西北歷史、宗教、天文和文學等範疇提供了豐富的珍貴資料。這些資料絕大部份是蘊藏在敦煌出土的經卷及壁畫當中。


敦煌莫高窟在明代被遺忘於關外,曾一度荒廢,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後回歸中國版圖,才再度受到國人關注並加以修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道士王圓籙(1851-1931)發現了「藏經洞」,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再為世人注目,英國籍考古學家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分別在1907及1914年掠走遺書及文物共一萬多件,現存大英圖書館及大英博物館。1908年,法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從藏經洞中揀選古籍,帶走五千多件精品回國,現存法國國家圖書館及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經卷,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1911年,日人橘瑞超(1890-1968)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8)從王道士處又弄走六百多件經卷;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Sergei F. Oldenberg, 1863-1934)又從敦煌盜竊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掠走了第263窟的壁畫。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Langdon Warner, 1881-1955)用特製的化學膠液,黏走莫高窟壁畫二十多幅,現存哈佛大學。


這些散失海外的文化寶物,以英藏最多,法藏最精。它們在世界各文化重鎮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結緣,繼續其千年傳統,默默地擔當著跨國的文化交流大使。1987年11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再度得到世界性的關注和愛戴。


在這被黃沙敝了千年的絲綢古路上,曾交織出的何止是一匹匹價值不菲的絲綢,更交纏了千年來東、西方各國的文明,記印著雙方在經濟、政治、宗教及文化藝術上重重疊疊、千絲萬縷的關係。敦煌──這座絲路上的博物館,讓我們見到的何僅有形而無價的世界文化遺產,還有那看不見的超然物外、無形無價的精神力量。


一縷絲線,自春蠶吐出,可以伸展多長多遠?由長安至羅馬,曲折纏綿地聯繫其間無數國與國、族與族、人與人之間的緣。從古至今,依然如是。因這份情緣,各國各界人士再繫於敦煌,把佛陀的大愛延續、承傳……



作者簡介:

駱慧瑛博士(Dr. Irene Lok),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客席講師。英國根德大學設計學榮譽學位。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研究課題包括敦煌佛教圖像、唐代佛像、觀音經變圖、中國觀音圖像演變與中國佛教發展等。曾發表〈《觀世音應驗記》與《觀音經》〉(2014)等多篇文章,並編輯《饒宗頤佛學論文集》(2013)等。除了深入研究佛教圖像及佛教哲學,駱博士也通過公開演講及撰寫專欄,希望能普及社會大眾對敦煌佛教藝術文化的深入認識。    




1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見《紅旗》,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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