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覺專稿

假如沒有寶覺學校,沒有今日的我——寶覺校友談東蓮覺苑辦學九十周年

文:麥農 | 2021-06-18
寶覺學校的四位校友攝於東蓮覺苑:(左起)楊健思女士、李潔蘭女士、蕭珍彩女士、徐麗蓮女士。寶覺學校的四位校友攝於東蓮覺苑:(左起)楊健思女士、李潔蘭女士、蕭珍彩女士、徐麗蓮女士。

九十年前的香港,經濟蕭條,民生困苦,社會上仍普遍充斥著「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那年代的基層女子,能夠接受教育的機會十分渺茫。寶覺學校的創辦人,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1875-1938),以「不忍眾生苦」的悲願辦學,由最初的義學、夜學、職業中學,發展至今已經是一個設備完善的教育機構。這些年來寶覺學校作育英才,培養不少學生成為社會棟梁。今年適逢東蓮覺苑辦學九十周年,我們誠邀幾位校友分享她們昔日在寶覺受教育的點點滴滴。

寶覺校友徐麗蓮女士一身俐落打扮,與幾位寶覺校友,一起接受佛門網的訪問。在採訪時,徐女士首先自我介紹:「1964年我在寶覺女子職業中學畢業後,旋即考取中文大學社會科學系。1968年在中大畢業,我便在國際培幼會任職社工,做助養服務。其後,我加入社會福利署,由社會工作主任,做到副總福利主任,在社署工作將近四十年。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大學進修,於1995年取得社會學碩士。2005年我退休,至今已有十六年。這段期間,我在香港老年學會,擔任評審督導主任義務工作。」徐女士用平和的語氣,和我們分享這不凡的個人檔案。

徐麗蓮1961初中三畢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徐麗蓮1961初中三畢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女子無才便是德

徐女士的學歷、事業乍聽之下,是一帆風順的。她卻補充道:「假如我沒有入讀寶覺中學,就沒有今天的我。」徐女士憶述:「我在灣仔區長大,小時候的家境頗為複雜。父親有一妻三妾,共十二個兄弟姊妹,雖然我阿媽是元配,但因生不到男丁,所以便失寵了,要常在家中做粗活。

「那年代的女孩子,升讀中學的機會十分渺茫。一方面是因為私校學費昂貴;另一方面我的兄弟姊妹人數眾多,父親無法負擔起那麼多人的學費,加上他有重男輕女的觀念,所以優先供家中的男孩子讀書。後來,多虧一位善心東蓮覺苑居士轉介黃佩荃老師,我才報考寶覺中學。」幸得寶覺中學的取錄,且免收學費,才令徐麗蓮有機會繼續求學。為賺取十元堂費,她每天帶鄰家小女孩往返寶覺小學及課餘補習,後來考獲第一名獲堂費全免。而在寶覺中學所受的六年教育亦影響了她的一生。

寶覺學校的全人教育

當年的寶覺女子職業中學,名義上雖然只是一間職業訓練學校,但卻是以「全人教育」的理念來辦學,「那時我們要修讀很多科,學校除了教授中英數之外,還要生物、地理、歷史、佛學、書法,更有家政、裁剪、簿記、打字、編織等職業訓練的科目。」由於科目眾多,所以上課時間表的編排也頗為緊湊,「早上有早堂,在放學後有夜堂,在星期六上午我們還要返學校加堂。」

1963年高中三秋季旅行,班主任馮淑芳老師與徐麗蓮(第三排右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1963年高中三秋季旅行,班主任馮淑芳老師與徐麗蓮(第三排右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學校編排的科目雖然繁多,「但每一科都是非常實用的。譬如說有些喜歡裁剪的同學,後來成為了時裝設計師;有些同學畢業後,投考政府部門,派往法院裏做打字員,成為了快而準的『金牌打手』。在這些科目之中,我最喜歡中文、佛學、裁剪。中文、佛學對我日後從事社會工作有著莫大的幫助。寶覺校訓「慈悲博愛」與社工理念相近,以慈悲心協助弱勢社群,以博愛去建立一個互助互愛的社會;而多姿多彩的裁剪的技術,對我而言,可說是終生受用。」

在人生的關鍵處,幸得良師的指點

從以上的分享,我們可以歸納出「全人教育」對學生有兩種益處:一、培養學生一技之長,學習謀生之道,以免當時的貧苦家庭的兒童「淪為街童」;二、為一些有志讀書的學生,奠定學術研究的基礎。總之,這種全人教育的設計,可讓學生在社會上的不同層面,展現他們的所長,讓學生們可以在社會立足。

「我很喜歡縫紉,無論是旗袍校服、大褸、時裝,還是男裝、女裝,我都會做。高中畢業時,正值香港製衣業的蓬勃期,親戚們覺得我縫紉技術又快又好,出來工作一定可以賺大錢,於是建議我去工作。」到底是要工作,還是報考大學呢?「我帶著疑問,回到學校請教老師。老師們覺得我會考成績優異,都鼓勵我去報考大學,並且推薦我申請名額甚少的政府奬學金,讓我有足夠的金錢,繳交四年大學學費,完成大學階段。其後,更不斷支持我畢業後在工作崗位上實踐慈悲博愛的校訓精神。

「如果沒有寶覺,沒有老師的鼓勵,會有今天的我嗎?」

1960年蕭珍彩校友小學畢業(第二排右九)(圖片由東蓮覺苑提供)1960年蕭珍彩校友小學畢業(第二排右九)(圖片由東蓮覺苑提供)

寶覺學校關心的何止是學業——寶覺校友蕭珍彩女士

蕭珍彩女士於1954年入讀寶覺小學,1965年中學畢業,為寶覺中學中五第一屆畢業生。她笑說:「與徐麗蓮是老街坊,同樣是在灣仔區長大的。」二次大戰之後的香港社會,「所謂『人浮於事』,要找工作十分困難,我父親是『收買佬』(收舊貨的),每天要把收來的舊貨物,變賣出去。假如哪天沒人買貨品的話,那天的生活就要『望天打卦』(沒有著落)。

「我家有七個兄弟姊妹」,可想而知,生活對我們來說,並非是件容易的事!「我是家中的大女兒,街坊都覺得,身為長女應該出社會掙錢幫補家計。」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舊時代的香港社會仍充滿著「重男輕女」的觀念。

父母親的堅持

「不過,我的父親和母親卻堅持要我讀書,我父親覺得只要我能夠中學畢業,他就可以光宗耀祖了,而我母親更希望我不要學壞。」與現在的莊士敦道不一樣,「那時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經常有街童四處流連,母親擔心我在那環境長大,會因耳濡目染而變壞,所以她一定要我讀書。

「父母親雖然支持我讀書,但礙於家境清貧,負擔不起昂貴的學費」,所以無法報讀私立學校;「我亦曾經去報考官立學校,但由於政府提供的名額有限,供不應求,於是我亦考不上官立學校。但我實在太喜歡讀書了,見到同齡的小孩拿著書本,我都會羨慕不已,總希望自己可以讀書認字。」

蕭珍彩女士 攝於東蓮覺苑通往寶覺小學的小橋上蕭珍彩女士 攝於東蓮覺苑通往寶覺小學的小橋上

緣分來了……

所謂「人有善願,天必佑之」。「那年,我姨媽的一位朋友,是虔誠的佛教徒,她知道波斯富街以前有間寶覺義學,後來搬到跑馬地山光道繼續開辦,學費全免。」這是天大的喜訊!「我母親覺得,既然是不收學費,就不會為家中的經濟增添壓力,所以著我一定要去寶覺小學試試。」

面試當日,「報考的學生眾多,座無虛席,把整個禮堂給擠得水洩不通,真可謂『一位難求』。當時的入學試不是考筆試,只是考面試。我站在禮堂後面,靜候老師叫喚我的名字。」面試雖然簡單,「老師只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並要我在白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但同考的小孩子們,很多都不會寫自己的名字。要不是我爺爺平時的教導,我可真的不會寫。」

寫完名字後,「老師覺得我寫得不錯,可能是這樣的原因,亦可能我的年紀比一般的學童大,看起來較為成熟穩重,所以學校便取錄了我。」

寶覺的「木人巷」及愛的教育

「當時的寶覺是一所職業學校,所要學習的科目比其他的學校還多。我記得,小學還有一門『國語』,是用注音符號來學習的。」因為功課繁多,所以溫習的時間也較為緊湊,不過,「這卻培養了我們從小善用時間的習慣。亦由於學校嚴格規定必須全科合格,才准予升班,所以每次考試就如過木人巷一樣,不敢疏懶啊!」

那年寶覺中學雖是職業學校,但學生的中英文程度絕不遜色。「我中五畢業後,便去投考師範。在面試時,考官知道我就讀於佛教學校,他於是要我以英文,來講述佛教義理。當我講完後,他莞爾而笑。

寶覺女子職業中學的畢業同學錄寶覺女子職業中學的畢業同學錄
寶覺女子職業中學的佛學教科書寶覺女子職業中學的佛學教科書

「師範學院雖然取錄了我」,本是一件值得高與的事,「但我卻因繳交不出學費而苦惱不已」,在學費繳交限期即將到期時,「我回來學校,向當時的東蓮覺苑苑長愍生法師求助,請法師為我申請由羅何錦姿夫人成立的『羅文錦爵士助學金』。畢業後,我發心把款項歸還,才知道當年是法師自掏腰包幫忙,急我所急,著我不用歸還,囑我要做個好老師,用心教導學生,回饋社會就可以了。在法師的慈悲協助下,我才能順利報讀師範學院。對法師的慈悲關愛,我感恩不已。」

完成兩年的師範課程訓練,「碰巧佛教學校紛紛成立,我順理成章去佛教聯合會應徵,因為他們需要佛學老師,而我是佛教學校畢業的,受過佛學教育,所以他們聘請了我。1969年 我到佛教慈敬學校任教。1995年在前任校長的推薦下,我擔任該校的校長一職,直到2004年,我方才退休。」

在寶覺中學所受的教育,除了知識的學習,「我還感受到愛!」蕭彩珍女士神彩煥發地說。

從兩位校友的娓娓道出她們生命的跌宕起伏,思往事,道感恩,可以看出寶覺學校的辦學理念,為學子們帶來多麼正面的影響。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當年秉著悲願辦學,當初撒下的種子,如今已經碩果纍纍。

為慶祝東蓮覺苑辦學九十周年,東蓮覺苑與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邀請多位法師及學者,將於6月19日在香港大學及網上平台,舉辦一場公開講座。講座詳情,請瀏覽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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