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主講 黃杰華筆錄
引言
2006年夏，筆者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博士生，一次隨導師——中國藏學家王堯(1928-2015)——往清華大學聆聽他主講「藏傳佛教與西藏文化」。記得當日座無虛席。當年筆者先以錄音記錄業師演講，然後整理成篇，整理後的講稿曾交予王教授審閱。事隔多年，業師已歸道山，錄音亦早已佚失，幸文稿仍在，讀之猶覺老師仍在春風化雨。
王堯教授晚年，曾將自己於四川大學的系列講座稿結集為《走近藏傳佛教》一書，以金針度人。[1]認識他的朋友皆知他出口成文，聽他一席話，等於看了一部獨一無二的藏學著作。王老師對西藏宗教文化瞭如指掌，在本篇〈藏傳佛教與西藏文化〉裏，就有不少他書未載的資料，掌故回憶信手拈來，部分為他的親身經歷，讀來引人入勝，既可作為《走近藏傳佛教》一書的外篇，也可讓讀者登堂進入藏傳佛教的世界。今老師講稿付梓，這是他所樂見的。講稿內的注釋，全為筆錄者補入，以便讀者作進一步理解及查考。此外，老師於講座如數家珍，資料繁富，部分內容未必連貫，故筆者在關要處盡量梳理，以求脈絡貫通。在整理過程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陳方正教授及同門林錦江博士曾給予寶貴意見，謹致謝意。
筆錄者
2022年7月6日於香港
以下為王堯教授講座內容：
青藏鐵路，又名「通天鐵路」，其建築之艱巨，可以想見。隨著鐵路通車，漢藏關係更形密切。今觀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漢族佔了九十一個百分比，餘皆少數民族。在那百分之九的範圍內，就有五十五個民族，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遠。
北魏時代，鮮卑人建立王朝後，把首都遷往洛陽，又將姓氏由「拓跋」改成「元」，又多用漢語溝通。孝文帝的漢化，加速了彼此融和。至今已建都八百年的首都北京，都城原是契丹人興建的，頤和園的耶律楚材(1190-1244)像，恰恰是契丹人的象徵。再如現今有一千萬人口的滿州人，不少人琴棋書畫樣樣皆能，如著名的學人啟功(1912-2005)，無論書法、繪畫及詩詞，均是其中的佼佼者，代表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面。此外，著名的戲曲家尚小雲(1900-1976)，學者羅常培(1899-1958)也是滿州人。滿州人的服飾——旗袍，更是西方人眼裏中國的象徵。此外，京城常見的胡同，「胡同」二字就是從滿州語而來的。
京城內北海公園的白塔，是元代蒙古人修建的。哲學家梁漱溟(1893-1988)也是蒙古人。雍和宮是滿州人受了藏傳佛教影響而修建的王家寺院，與一般漢地寺廟不同。由此可見，中華文化的多民族性，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又能互相結合、互相融和。
在眾多少數民族裏，藏族是一個不平凡的民族。中華文化搖籃——黃河與長江——的源頭，就在西藏境內。西藏佔地160萬平方公里，佔全國土地的六分之一，在少數民族中位列第八、排在全國的第九位。除了藏傳佛教，藏族也有不少著名的特產，如金絲猴、麝香及藏紅花等為人熟知。西藏又稱吐蕃，吐蕃(Tu-bo)一名的「吐」是大的意思，因為唐朝自稱大唐，西藏人便自稱「大」蕃。語言學家謂「古無輕唇音」，輕唇音即 f 音，如「夫」、「飛」，這些注音在唐朝以前是沒有的。番禺不能唸「蕃」(fan)，是pun，如姓氏「潘」(pun)，不能唸「番」(fan)，因為「潘」音從「番」音而來，是故「番」(fan)音在唐以前是沒有的。
一個民族的定義，就是彼此有著共同的語言、有著共同的經濟生活及共同生活的地域，例如寧夏是回族自治區。還有一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反映在文化上的心理和狀態。全世界有5,000萬客家人，他們保留了古代的語言系統。我們看看葉選平(1924-2019)、孫中山(1866-1925)、鄧小平(1904-1997)、朱德(1886-1976)、李光耀(1923-2015)、李登輝(1923-2020)、陳水扁(1950-)，全是客家人。此外，泰國一地，潮州人最多，其次是客家人。相對地，日本文化是單一的，不是多元的。中國是多民族的，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中國有多個地方信仰藏傳佛教，分別有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雲南省、蒙古、甘孜和迪慶等。
藏族文化主要以藏傳佛教為載體。他們的原始宗教稱為苯教(Bon)，到了公元七世紀，佛教開始向藏區傳播。藏王松贊干布(Khri-srong-btsan-sgam-po, 約617-650)派吞彌‧桑布扎(Thon-mi saṃbhoṭa)等十六人到天竺學習文字，由於印度天氣炎熱，傳染病多，十五人先後死亡，只有吞彌‧桑布扎能學成回國。他以梵文的某種字體(如蘭查體)創造了藏文。藏文分三十個輔音和四個元音。公元640年，松贊干布掌握了藏文後，立即開始翻譯佛經，使佛教日後得以在西藏傳播。[2]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唐玄奘法師，獨自往印度取經，並著有《大唐西域記》，記錄了西域至印度各國的風土人情。1608年，西藏僧人多羅那它(Taranatha, 1575-1634)完成了《印度佛教史》一書，記載了玄奘以後印度的歷史。[3]至於西藏的歷史，特別是佛教史，早在十三世紀已有布頓大師(Bu-ston, 1290-1364)的《印藏佛教史》，漢譯本名為《佛教史大寶藏論》。[4]1895年，英國的華德爾(L. Austine Waddell, 1854-1938)在倫敦出版了《西藏佛教或喇嘛教》(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5]，後來「藏傳佛教」這一名稱被日本人翻譯成「喇嘛教」。[6]
一般來說，藏傳佛教的僧侶稱為「格隆」(dge-slong)，「格」是善良，「隆」是討飯的人，格隆也就是比丘，因此有別於日本人翻譯的「喇嘛」，因為喇嘛(bla-ma)是指具有格西(dge-bshes)學位(相等於博士學位)的上師；至於「仁波切」( rin-po-che, 一譯「寧波車」)，是對大活佛的尊稱，「切」是大，「仁波」是寶貝，合起來就是大寶貝的意思。
一、藏傳佛教概說
佛教究竟何時真正傳入西藏，史學界尚無定論。公元641年，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她從長安至拉薩走了三年的路，帶來一尊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現置於大昭寺。公元709年，金城公主(698-739)入藏，她是武則天(624-705)的孫女，武則天的兒子太子顯(656-710)曾著《東觀漢記》。金城公主於中宗景龍元年(710)出嫁西藏。金城公主生了赤松德贊，他也是佛教徒。赤松德贊一出生就被另一妃子搶走，因為那位妃子叫巫師在自己胸前作怪，令胸前擠出奶水，由此證明赤松德贊是她的兒子，所以母親金城公主因而瘋了。後來在宴會上有人給赤松德贊金酒杯，要他敬向真的舅舅，他就給予中國來的使團，從而承認了自己是唐朝的子孫，在屏風後的金城公主立即出來與赤松德贊相擁，承認了她是母親。這個「宴前認舅」的故事壁畫可在羅布林卡(Nor-bu gling-ka)看到。
赤松德贊(Khri-srong lde-btsan, 742-797, 755-797年在位)時代，佛教方才可算是正式從印度傳入西藏。公元779年，赤松德贊按照正規的要求在扎瑪(Brag-dmar)附近興建了桑耶寺(Bsam-yas)。據《拔協》(Sba-bzhed)所說，桑耶是漢語「三羊」的譯音，取「三羊開泰」的意思。[7]桑耶寺建成後，開光的慶典達一年之久，其中有七人出家，以超岩寺(Vikramasila)比丘為軌範師，以寂護(Santaraksita, 藏名Zhi-ba rtsho，又漢譯為靜命)為堪布(Mkhan-po)[8]，於公元779年二月初八日舉行儀式，成為第一批正式出家的人，史稱「七覺士」(Sad-mi-bdum)。後因有人反對佛教，寂護於是請烏仗那國的蓮華生(Padmasambhava, 藏名Padma vbyung-gras)入藏，他沿途收攝了二十七位護法神，最終消除藏傳佛教與苯教的衝突。
赤松德贊執政時，有所謂僧相，就是以僧人做宰相，名為鉢闡布(Dpal-chen-po，也稱為「班第欽波」［Ban-de chen-po］，意譯為「大德」)。[9]他們擁有土地、人物、財產，出家人可免交稅。白居易(772-846)曾有一信給鉢闡布，題為〈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書〉，收於《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九。[10]吐蕃王朝後期，赤祖德贊熱巴巾(Ral-pa-can)大力宣揚佛教，國家大事更交予僧相負責，結果遭反對人士殺害。朗達瑪(Glang dar ma, 799-842)為贊普後，任用反佛者為相，以嚴厲的措施禁毀佛教，一般稱為「朗達瑪滅佛」。朗達瑪的禁佛措施，令佛教徒十分不滿。另一方面，朗達瑪的女人很多，又愛喝酒，做了四年皇帝，最終被一名佛教徒拉隆‧貝吉多吉(Lha-lung dpal-gyi rdo-rji)刺殺。貝吉多吉在觀想中被叫去殺朗達瑪，後來他藉著一次向朗達瑪行禮的機會，一見朗達瑪便合掌，然後拔箭射他前額致令身亡。然後，貝吉多吉騎上用炭灰塗黑的白馬，頭帶黑帽、身穿黑衣逃去。朗達瑪死後，長妃之子雲丹(Yum-brtan，一說是王妃兄長的兒子)及次妃之子斡松(Vod-srungs)各自立為贊普，互相攻伐，終使王室分裂。後來斡松的後代被雲丹的後代驅逐到後藏西部的阿里一帶。與此同時，各地也有人自立為王，彼此攻擊，終於激起民變。約在公元869年，前、後藏地區的奴隸及平民起來反對統治者，亂事持續了十多年，史稱「反上之亂」(Vbangs-gyen-log)。亂事令生產遭到破壞、藏王墓被挖掉，吐蕃王朝瓦解，整個衛藏在一片混亂之中。
朗達瑪雖然打擊佛教，但他並非立心真正滅佛的[11]，真正的滅佛者反而是「反上之亂」的一批人。朗達瑪滅佛期間，僧人被趕回家，令佛教反而得以向民間傳播。朗達瑪死後，社會動盪、生產破壞、寺廟被封，佛教教理卻反而能夠從宮廷流入民間，深入一般家庭。另一方面，在敦煌出土的寫卷裡發現了朗達瑪的祈禱文，由此證明他是一位佛教徒。[12]
（待續）
[1] 王堯：《走近藏傳佛教》，北京：中華書局，2013。
[2] 根據藏文史料記載，佛教傳入吐蕃或早在拉脫脫日年贊(lha-tho-tho-ri-gnyan-bstan)時代已經出現，不過此說有誇張失實之嫌。據王堯所說，當時或有人將佛經帶進吐蕃，可惜無人懂得，故只能秘密收藏起來。至於松贊干布重視佛教，主要出於政治考量，大昭及小昭二寺，主要作用為供兩位公主禮佛而已。松贊干布時代，也未見有其他宗教活動，故佛教在他的統治時期僅為傳入吐蕃而已，沒有正式發展。詳見王堯：《中華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頁32-33。
[3] 此書有張建木中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英譯本由Lama Chimpa及Alaka Chattopadhyaya合譯，名為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初版於1970年，印度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社於1997年重印。
[4] 《佛教史大寶藏論》，郭和卿中譯，民族出版社，1986；英譯本由蘇聯的奧伯米勒(E.Obermiller)翻譯，初版於1931年，印度Sri Satguru 出版社於1998年重印。最新譯本見 Butön’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and it’s spread to Tibet: A Treasury of Priceless Scripture, Translated by Lisa Stein and Ngawang Zangpo. Boston: Snow Lion Publication, 2013. 新譯本有專門介紹布頓的生平和著作。
[5] L. 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Delhi: Low Price Publication, 1999 (reprint).
[6] 「喇嘛教」一名，早見於張居正〈番經廠記〉：「番經來自烏思藏，即今喇嘛教」，見于敏中等編：《欽定日下舊聞考》卷39〈皇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頁617。
[7] 「三羊」也有一說是三樣，三種樣式之意。桑耶寺主佛殿三層分別表三種不同的建築風格形成，分別是頂層印度風格，中層漢地風格及底層吐蕃風格。參見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頁72。
[8] 堪布，指一所寺院的首領，也指住持。
[9] 王堯教授有一篇專門談鉢闡布的文章，見〈吐蕃「鉢闡布」考論〉，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編：《藏學學刊》第3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頁76-80。
[10] 對白居易致鉢闡有書的分析，可參考王堯對《唐蕃會盟碑》中有關沙門鉢闡布允丹的部分，參見《王堯藏學文集》卷二(吐蕃金石錄、藏文碑文考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頁59-60。另可參看吳逢箴：〈長慶會盟準備階段的重要文獻——白居易《與吐蕃宰相鉢闡布敕書》〉，《藏學研究論叢》第二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頁48-56。
[11] 王堯謂：「近年來在敦煌發現了朗達瑪的佛教祈願辭，可能他也曾經是佛教徒，並不是苯教徒，因受了政治影響而開始滅佛」，參見王堯：《中華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頁71。
[12] 朗達瑪的祈願文見於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 134號，藏漢對照本原文參見黃維忠：《8-9世紀藏文發願文研究——以敦煌藏文發願文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頁83-95。另一方面，敦煌藏文寫卷也有一份寫於朗達瑪滅佛時代的功德文，為信眾感謝赤祖德贊布施佛經的功德。由此可知朗達瑪的滅佛未如後世史家般嚴厲，詳可參見陳慶英：〈從敦煌藏文P.T.999號寫卷看吐蕃史的幾個問題〉，《陳慶英藏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2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