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陶瓷藝術家高峰先生，一襲素淨簡裝出席志蓮淨苑舉辦的「茶山窯之樂」展覽開幕禮。展覽所展示的是他在茶山窯最後兩位弟子——邱葉奕欣、季臻的畢業成果。
佛門網藉此機緣，邀請高峰先生為讀者分享他的生活點滴。高先生十分幽默健談，一開話匣便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他說道：「我隨身攜帶著潤喉糖，隨時救急。」高峰先生二十歲開始跟隨父親學習陶瓷，現年六十七歲的他，從事陶瓷工作已近半個世紀，製作過數萬件的作品，並獲奬無數。
雖然如此，但高峰先生從不以「大師」或「專家」自居，他笑稱：「我一生只準備做一名陶工，我沒準備戴『大師』這頂帽子，因為我父親有太多頂『帽子』了，但那些『帽子』都不怎麼好看。」談笑間，高峰先生似是若有所指，但又從不道破。
三十歲之前我從沒看過海洋
高峰的祖籍江蘇，父親原名沈士莊。「父親其後隱姓埋名，舉家由江蘇遷徙到北京。」1958年，高峰在北京出生，是家中的老來子，他與父親的年齡相差逾半世紀。「我跟父親講話，我們都不使用稱謂的——我從來不稱他為『爸爸』，他也從來不叫我是『兒子』，我們只用『你』、『我』來相稱彼此。」
「1905年我父親出生於江蘇，是屬於讀聖賢書的那一代，1905年到現在已經是一百二十年了。」母親李津勳女士，1922年出生，是寧波人，她年輕時從事醫護工作，自幼酷愛文學。就地理位置而言，江蘇與寧波都接近海洋，「父母親的成長環境，跟大海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我三十歲以前，我從沒看見過海洋，因為我既沒去過父親的故鄉，也沒有到過母親的家鄉。」
小時候的高峰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於北京，「那時我總是思考著一個人生問題——人生從何來？」高峰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人生疑惑，可能是受時代的困頓所影響。「我從小的生活處境就有點特殊性，我年幼時，爸媽經常遭遇人生挫折，他們的挫折就變成了我的處境。」
就人性的價值取向而言，「我看到許多的人都屈服於某種形式，他們本質上不見得是壞人，可是迫於壓力，他們只能選擇委屈做人。」高先生話鋒一轉，並以一種警世的口吻說道：「委屈做人的人，就無法做出好的陶瓷，我們要做出好的陶瓷，為人必須要真誠。」
二十歲時的人生抉擇
說起陶瓷，高峰先生坦言，會選擇以製作陶瓷為終身職業，並引以為傲，乃深受其父親的影響。高峰的父親除了擅長琴棋書畫之外，亦懂得務農種菜，但在這些活動中，最能令高峰情有獨鍾的，唯有唐宋時期的陶瓷。
「我父親是名教授，家裏就有許多這方面的藏書，包括有關希臘、埃及的陶瓷研究。」除了藏書之外，「我家裏到處都堆滿了各個朝代的陶瓷，譬如說唐、宋、元、明、清的。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心裏有時會納悶，為甚麼家裏總是使用這些舊東西？——用宋代的碟子來盛菜、唐代的杯子來泡茶。」
許多人會將這些物品視為古董，覺得它們是值錢的東西，於是不敢去碰觸它們，生怕它們的價值受損。不過，在高峰的家裏，「所有的陶瓷，無論是古代的或是我父親製作的，都被視為觀察品、欣賞物，也當作日常用品。」
高峰進一步補充：「我家裏的陶瓷都是處在一種『在用』的狀態，不管是唐代的杯子也好，或是宋朝的碗碟也罷，如果我們不去將它們捧在手裏，不用它們去盛食物、裝東西，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古人用它們來幹啥，更無法知道這些陶瓷的美好。」總之，當使用完這些器皿後，我們再把它們清洗乾淨就可以了。
高峰先生慨嘆：「中國歷代的陶瓷都很美好，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可說是百廢待舉的時代，那也是我學習製作陶瓷所要面對的實況。1978年，我二十歲，父親當時七十三歲，他的一個當系主任的朋友，想找我去上大學，不過我毅然拒絕，因為我只想做一個陶工。」
帶著這樣的理想，高峰便跟隨他父親前往河南。「當時我父親是去那裏，為一些經驗豐富的年輕學子授課。不過，這些學子的程度很高，我完全跟不上他們的進度。於是，我父親就發給了我一把掃把。他說：『哪裏不乾淨，你就去掃哪裏，掃到了一個程度，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自己該做甚麼。』」
父親教給我的製陶心法
「掃地，可以說是我父親教給我最大的一項本領。」高峰先生感到自豪地說。「我父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並不會口是心非。」面對口是心非的人，很多人可能會嗤之以鼻，然而高峰先生卻語帶同情地表示，對於這些人，我們不必有過多的情緒反應，畢竟「大家都是從一個積弱積貧、困苦無奈的時代走過來」。
高先生的這種為他人設想的同理心，可能源自他父親的身教。「我父親在教導我們掃地時，他會陪住我們一起掃，不是只是吩咐我們去掃地，然後他自己去做別的事。」事實上，「我家那時候是有保姆的，家中的雜務都由她來做，而她也打理得井井有條。」不過，在他父親看來，保姆打掃的和他所預期的還是有所差距。
「雖然保姆的表現未能達到我父親的標準，但是他從來不會批評她。相反，他會利用這個『差距』來教導我們。」當保姆放假時，高峰先生的父親會親自一早做好早餐，然後待大家吃完早餐後，便來一次大掃除，譬如說掃地、擦桌子等，「他總是教導小孩一件能夠接受的勞動。」
其實，「掃地不只是字面的意思，父親的真正用意是：通過掃地令人的心地乾淨。當心地掃乾淨了，自然而然就會懂得如何陶泥，這樣在加工時，便不會出現不必要的錯誤。」試問，「一個連地都不掃的人，他的心地如何乾淨？」
可惜的是，「我們現在總是要求小孩管好自己的功課，準備考好成績，結果這些小孩都被教成只會讀書，不會『掃地』的人。」如此一來，當父母親或幫傭不在身邊時，這些小孩便無法整理家務，「他們不會做飯、不會洗菜，甚至可能連區分乾淨與否的能力都無法培養。」
不要榨乾別人的青春
茶山窯，是志蓮淨苑為了傳承、發揚中國傳統陶瓷文化，於2008年與高峰先生聯手合作，以「歷史名窯龍泉窯為範本」，在東莞茶山鎮所建立的一個培育陶工新人的平台。
茶山窯以「師徒制」的方式教學，沒有性別、學歷的限制，除了不收學費，還會提供學生生活上的適當津貼。茶山窯是五年制的教育，第一年的學生稱為「學員」，在這一年裏，學員和高峰先生可充分彼此瞭解，通過對陶瓷技藝的實際體驗而決定去留。「基本上，在第一年我就把所有的技術都教授給學員了，之後其實也沒有甚麼新東西可教。如果學員不想留下來，一年後，他們可以自由地離開。」
如果想留在茶山窯繼續學習的，就要正式拜師，成為學徒，而學徒是四年制的。既然在第一年就將所有的陶瓷技術都傳授給學員，那為何還要有四年的學徒制呢？曾經有學員希望高峰先生將四年的學徒制，改成兩年或三年。
高先生跟學員耐心地解釋：「之所以用五年的時間，主要是心性的培養，洗滌學生過往的習氣。」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多少會沾染到不良的習慣，「要把一些二十多年的習慣去掉，是需要花時間的。這就像一個用過的盤子，在盛新的食物之前，我們必須先把盤子清洗乾淨。」如果用不乾淨的盤子去裝新的食物，食物就會被舊有的氣味給染污了。
有人可能會覺得，以這種方式經營茶山窯有甚麼利益可圖呢？這不就成了年輕人的跳板嗎？高峰先生反問：「做年輕人的跳板有甚麼不好？試想，一個小青年來到這裏，我們培養了他幾年，讓他可以魚躍龍門有何不好？作為老師，我的職責就是負責引路。」
高先生續說：「雖然我是個工人，而我招的學生也是想要做個工人，但我們的學生不是要來給我做工作的。人心要對人心，人家來學習，尋求幫助，他們有許多問題想要解決，可能是前途渺茫，或是還沒看到未來。這時候我們應該展現自己，看看自己有甚麼能夠幫助，提供他們方向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們應該反思，「我們給學生提出的要求，是合乎他們生命的需求嗎？」總之，「我的任務就是解救他們，不把他們撈出來，就不算數。」
別去定義人家的幸福
我們有解救他人的悲願，但也要去反思施救方法的合理性。高峰先生提醒：「有些事看上去是合理的，實際上是不合理的；有些是看上去不合理，但事實卻證明是合理的。誰對誰錯？誰在論斷對錯呢？有誰能來做判準呢？」這都須要深思。
高先生舉例，「陶罐漏水不一定是缺點，如果它放在雲南傣族那裏，是一個優點。曾經我們想將傣族人的陶罐都給淘汰了，給它換成瓷桶——又乾淨又漂亮。但過了一陣子都改回去了，因為原來的陶罐不是壞了，它之所以滲水是有它的功能——帶走悶熱的空氣。」
「當我們將它換成不會漏水，並且有蓋的鐵桶，天氣一熱，桶裏的水就變質。所以不是先進就是好事，不是善意就是好事。」同樣的，「教育不能用理論的指標去教，做人也不應該完全按照教條去做。人，是一個個體，我們提供給人家的食物，他們吃進去有好處，這才是食物；如果人家吃進去，卻有了壞處，那就不叫食物，而是叫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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