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佛，可以是出於對知識的追求、對人生的感悟，甚或是久經歷練後的一刻覺醒。修行路上，因緣各有不同，目標未必一致，但到最後，每個人都總有得著。
香港展能藝術會前執行總監譚美卿，學佛至今已有十多年，期間更毅然放下她所熱愛的社會服務工作，到台灣佛光大學攻讀佛學碩士課程。然而，潛心鑽研佛法的她，卻自言曾花上許多時間去否定佛教，只是兜兜轉轉，最終還是歸向菩提。
從抗拒拜佛到潛心學佛
「從小我就在教會學校讀書，身邊的同學，不少都信奉基督教。直至大學畢業，由於受到朋友們的薰陶，我也開始到教會上慕道班，最後更受洗成為基督徒。由於有這樣的成長背景，每當我看見媽媽在家燒香拜佛，盂蘭節又上街燒衣，就覺得與我的宗教信仰有很大衝突。當時我甚至認為，人們向神佛上香供禮，若只是為了祈求他們想要的東西，那豈非跟賄賂無異？」譚美卿憶述道。
回想昔日的自己，譚美卿不諱言她曾深受基督教影響，所以對佛教分外抗拒。「眾所周知，基督教反對拜偶像，加上寺廟裏某些造像的樣貌看起來有點猙獰，所以年輕時對那種『滿天神佛』的民間信仰，一直都很抗拒，覺得是迷信。記得父親過世後，我也堅持不向他鞠躬，不給他上香。」
只是，旗幟鮮明的否定與抗拒，最終也敵不過一句「世事無絕對」。隨著年紀漸長，閱歷漸多，譚美卿對宗教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後來，我發覺基督宗教本身也有很多不同派別，彼此亦無法互相包容，從而引起了不少爭端。再者，自從2000年加入展能藝術會工作後，我對diversity（多元）這理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因此想法也有所改變。」
當然，思維改變只是第一步，要與佛結緣，還須具備其他條件。「說到學佛的因緣，其實與我的前夫有關。他是一位來自印度的瑜伽導師，因為不太習慣香港的生活，令我們之間出現了一些問題。於是，我就想通過學佛去拉近大家的距離，最後更跑到志蓮淨苑上佛學課。」她續說﹕「那課程教授的是原始佛教，內容包括佛陀的出身、歷史等等，感覺很有根據，不像過往我所接觸的民間佛敎那樣滿天神佛。就這樣，我一直在志蓮上課，對佛教有了較多了解，同時也開始對佛學產生興趣。」
不久，譚美卿又參加了一項由本地寺院舉辦的短期出家活動，切切實實地體驗了五天出家人的生活。「那幾天出現了兩個轉捩點，包括做晚課時首次聽到地藏菩薩的故事，令我有所感悟。對於菩薩立下『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弘願，更覺非常敬佩。至於另一轉捩點，就是某天早課繞佛誦經時，讓我發覺到佛教的『拜佛』，原來與以前我所看到的很不一樣。禮佛誦經，其實有它的意思，並不是純為自己，更可迴向眾生。」
往後幾年，譚美卿繼續在志蓮淨苑修讀佛學班，對佛教的興趣更由初階體驗變成深入鑽研。「由於發現自己以往很無知，所以更想知多一點。對佛學有了較深入的認識，你自會明白到，它其實很科學化，例如佛教講因果，有前因就必有後果，絕對合情合理，一點也不迷信。」
學佛後，譚美卿開始思考更多有關生老病死的問題，例如﹕為何有人會英年早逝？為何某些人臨終前要經歷許多痛苦，某些人則可以安詳離開？而這些問題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無論你是不是佛教徒，也同樣要面對。為了尋找答案，譚美卿於2015年毅然辭去從事多年的工作，遠赴台灣求學。「我對生老病死這個課題向來很感興趣，所以在佛光大學那兩年，修讀了生死學，期間更到當地一個推行善終服務的組織，參與了他們的義工培訓。」
譚美卿更稱，她的個人經歷，也促使她選擇生死學作為主修科目。「我是由外祖母一手帶大的，但當她年事漸高，就開始患上失智症，加上跟我媽媽又有一些情意結，結果離世前那段日子，她過得很辛苦，不但全身插滿喉管，更無法與人溝通。當時我和家人都這樣想﹕她已經八十多歲了，何不讓她平靜地、安然地離開？」
「我深信我們現世的經歷，都有前因，而我們常說一個人是否『好死』，其實看的不單是臨終那一刻。佛教常說我們要廣種善因，就是要為今生以至來世作好準備。當然，身為佛教徒，我們也要修習，好讓自己能夠帶著善念離開人世。因為臨終時心生的念頭，會直接影響你來生的際遇。」她一再強調，佛法最科學化的一個論點，就是不管你想甚麼，做甚麼，結果都要由自己承受。
由佛家弟子變成抗癌鬥士
雖說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的必經階段，但譚美卿卻萬萬想不到，從台灣學成歸來後，就要馬上面對這個考驗。「我經常跟人開玩笑說，畢業後就要『升呢』了！」她所指的「升呢」，就是由一位佛學碩士，晉身為抗癌鬥士。
去年八月，正當譚美卿在佛光大學完成碩士課程，返港準備迎接人生新的一頁，卻赫然發覺患上乳癌。「我向來都有做乳房檢查，唯獨在台灣讀書那兩年中斷了，回港後再接受檢驗，結果真的一驗即中。」譚美卿直言，其實回港前也有做簡單的自我檢查，當時已覺情況有異，所以心理上早有準備，自知有一半機會「中招」。「畢竟機會是五十五十，中了也很合邏輯。」她笑著說，態度之從容，彷彿一切與自己無關。
「學佛著實有助我面對患癌這件事。根據我的經驗，一個人如不幸患上惡疾或變成殘障，很多時候都會問﹕『為何是我？』但學佛期間所接受的培訓，讓我很快已懂得轉念，反過來問自己一句﹕『為何不能是我？』早就說過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既然如此，那為何不能是你？」
「是你，就要接受；有病，就得醫治。事實上，確診患癌後，我遇到很多令我非常感恩的事。比方說，我在政府醫院排期，不用等多久就能夠見醫生，繼而再接受一連串檢查，到去年九月底已獲安排進行第一次化療。治療期間，醫生在每個階段都會清晰地告訴我他會做些甚麼，預期有甚麼反應，讓我十分安心。」她接著道﹕「更感恩的是，化療沒給我帶來太大的不良反應。我不但沒有嚴重嘔吐，口腔沒有出現潰爛，甚至胃口和睡眠也未受影響，名副其實是『食得瞓得』，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感恩心，本身就是一服良藥，而正確的知見，更有助人們以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困境。「對無常與無我的認知，也能幫助我面對這個疾病。相信很多人都認為，像我這個年紀，理應是很健康，很有幹勁，不可能會有重病；而接受治療時，身體會出現甚麼反應，其實亦有很多未知之數。但無論如何，我都要放下自我，接受無常。」她補充說﹕「我合共做過八次化療、十五次電療，以及一次手術，期間多多少少總會有點不安和憂慮，幸而這些年來對無常的學習，令我明白到，不管情況有多壞，最終都是會過去的。」
譚美卿深信，佛教是一個很積極的宗教，能賦予她智慧，積極地去對抗疾病，而過去一年的歷練，對她來說，就如佛學的實習課，讓她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佛法。「每一樣東西、每一件事情，本質上都是中性的，沒有好與壞，全視乎我們的心怎樣去看待它。你把它看成好的，那就是好﹔你把它看成壞的，那就是壞。假如我事事挑剔，埋怨醫生不夠好，排期不夠快，受影響的只是自己的情緒和病情，醫生不會因為你的一句說話而有所損失的。」她更明言，對於癌症病患者這個身份，從來不會有所避忌，並希望藉著分享自己的患病經歷，幫助其他人面對困境。
藉佛學研究關懷弱勢社群
事實上，曾在展能藝術會服務十五年的這位佛家弟子，對社會一直充滿關懷。她在佛光大學撰寫論文探討「佛教與殘疾」這個課題，更是要揭示某些傳統觀念多年來對佛教的曲解，如何令殘疾人士受到歧視。「過往在展能藝術會工作，讓我認識了不少殘疾人士，當我對這些朋友說我是佛教徒，他們都會很想知道，佛教究竟如何看待殘疾？也正是這個原因，促使我做佛教與殘疾的研究。」
她解釋道﹕「佛教講因果，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對於殘疾是前生作業的果報這個說法，其實部分是來自一些民間的偽經。固然，這些偽經的出現，也有其原因。畢竟你要讓普羅大眾信服一個宗教，也得用一些讓他們容易理解的方法去宣揚教義，例如你想導人向善，就要以因果報應的說法去阻嚇世人，警戒他們不要作惡。」
譚美卿還特意提醒我們，殘疾本身是否一定負面，已經值得商榷。「視殘疾為業報，其實是出於一種健全主義的想法，但事物往往是相對的，當健全人士置身於一群用手語溝通的失聰人士當中，喪失溝通能力的反而是不懂手語的他們。」再者，純粹以因果報應的說法去解釋殘疾，在思考上也有謬誤。「當我告訴你，下雨會令地面濕滑，那是否代表地面濕滑一定是由下雨造成？同一道理，假如我們說前生作業會令人得殘疾，那又是否表示所有殘疾人士前生都作過業呢？」
無可否認，把殘疾說成因果報應，本意是為了止惡揚善，但對殘疾人士來說，卻造成了不公平的標籤。猶幸他們大都能坦然面對自身的缺陷，甚至有殘障人士視之此為上天的恩賜，而這一點亦正好對應了「事物並無好壞、一切皆源於心」的說法。「我做研究時，曾經訪問香港失明人佛教會的創辦人文師兄。他對我說，後天失明對他而言其實是一份恩賜，因為若非失明，他就不會創立失明人佛教會，為視障人士製作點字和錄音經書，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佛法。」她續說﹕「喪失一種感官能力，對一般人來說也許是苦，但文師兄卻認為，失明之苦僅止於一生，無明之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當然，要改變根深柢固的社會觀念，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這是一件需要眾緣和合才能成就的事情，絕非某位權威人士站出來說幾句話，就能夠撥亂反正。不過，如果有更多人討論這個課題，相信會有一定幫助，正如我在大學做佛教與殘疾的研究，也是在傳播種子，希望久而久之，能引起更多關注，令社會變得更加融和。」
譚美卿坦言，其實她在殘疾人士身上也學到不少東西，例如他們不會執著於自己欠缺甚麼，反而將視點放在現有的資源上，更不會事事與人比較。「比方說，假如我是視障人士，卻冀望能夠看得見，那是近乎沒可能的事，除非醫學技術突飛猛進，否則很難實現。然而， 除了視力這東西，是否就沒有別的東西值得追求？我們總不能只執著於一件事情。」
畢竟，人生難有完美，惟有把目光放遠，才能活出希望。「我們現在做的一切事，都是為未來而做，先別說來生，即使從現在到你離開的那一天，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改變。只要盡力播下善的種子，總有一天會有成果。」說到最後，譚美卿更不忘重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實在十分公平。佛教的積極性，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