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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

在等候大學的錄取信時,一如往常沒有上學的日子,我拉長著臉到膠園收膠汁。母親從沒強迫我摸黑去割膠,我也不曾毛遂自薦,因為在那冷冷的鋅板屋底下,我實在捨不得離開暖暖的被窩。我甚至曾刻薄地對母親說:“你先去餵一輪蚊子吧!待天亮後我去收膠汁時,就沒那麼多蚊子追著我叮了。”母親倒是從沒怨言,她輕信宿命論,更是不忍心看著孩子跟著她受苦。而少不更事的我只知道撫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職,卻不曾去瞭解,分擔父母生活裡的重負,也是孩子的份內事。

一天,從膠園回來,髒兮兮的我和郵差打了個照面。他揚著大信封,高聲祝賀我。生平第一次收到這麼大的信封,我也肯定裡頭裝著的是個好消息,但出乎意料,那竟然是醫學系的錄取信,我興奮得跳了起來。

待母親回到家後,我把信件攤在她眼前。“衰仔(客家話:罵孩子的意思),你開什麼玩笑!我哪裡看得懂。”母親口裡雖是碎碎唸,心裡卻為我喜悅。我指著信件裡頭的一個數字,她戴上了老花眼鏡,大吃一驚:“什麼?六百元!(一千五百港幣)”以母親一天四令吉(港幣十元)的酬勞計算,單是這個入學的雜費,就要吃掉母親五個月的工資──而我四天後就得帶著這筆費用去大學報到了。這時候,父親不知在哪一個州的哪一片森林裡伐木,姐姐還在師範學院唸書,哥哥則在新加坡當建築工人,遠水難救近火啊!

母親聽我說若逾期還沒報到,就當是自行棄學的時候,她氣急敗壞地翻箱倒篋,在衣櫥和米缸底下搜出了所有的儲蓄。點算了一下後,她垂頭喪氣地對我說:“待會兒我去向老闆預支工錢。”她愛兒心切,望子成龍,自然不願看著我步她後塵,將來過著晴天吃白飯,雨天喝稀飯的日子。

若母親預支了這筆工錢,在我遠走他鄉後,她不知要挨過多少蕃薯配稀飯的窘困。我不能只顧著自己往燦爛的前途奔去。“媽,我手上還有一些錢。”那是我在假期裡當“補習老師”的收入。

“你就留著備用吧!吉隆坡的東西,貴死人了。”母親出身寒微,沒到過繁華的都市,是個不折不扣的村嫗,一生就在膠園和廚房裡打轉。只唸過兩年夜校的她,懂得了多少?她勤儉持家,對孩子顧憐深重,更是怕我吃不飽。小時候的餐桌上,沒有大魚大肉,但每逢過年過節時,母親總是偏愛著我這老么,留下一隻雞腿,讓我沾著醬油吃;而哥哥與姐姐則得共享另一隻。兄弟嬉戲鬧彆扭時,母親也老是偏護著我。她像是一棵屹立在風雨中的膠樹,為我遮風擋雨,但需索無厭的我只像是一把無情的膠刀,不停地往她身上割。

媽,您又留著什麼給自己呢?

這二十年來我讓母親疲於奔命的瑣瑣碎碎,要比膠園的蚊子更令人煩躁的了。今天我要自行解決問題。“媽,我去借。”我腦子裡閃出了一個我相信能夠為我解燃眉之急的人。

我向鄰居借個方便,撥了一通電話給黃老師──我自小一至小五的級任老師。她一向樂善好施,當年好幾位家境貧窮的同學的校服和文具,甚至是梳子和髮蠟,都是她暗地裡自掏腰包送上的。我的喜訊傳了過去,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她一貫的慷慨:“恭喜你啊!你明天就過來拿吧!”四十公里外的熱忱,通過細細的電線傳到我耳根,還是暖乎乎的。

翌日,黃老師把一早就把準備好的六百令吉交到我手上。久違了的的老師,風采依然,豪爽如昔。我自小學畢業多年了,老師已沒有義務要如此善待我,但她沒有考慮自己的得與失,甚至對我什麼時候有能力“還債”之事,隻字不提。在我眼裡,老師不也像是一棵膠樹,綿綿不斷的膠汁正如循循善誘的教導,實踐著無私付出的教育。

在向老師告辭時,她似乎又想起什麼,把我叫住,然後轉身在錢包裡掏出二十令吉,塞到我手裡,說:“國全,這是給你買車票的,祝你一路順風。”老師心裡的那一份熱誠,霎時間在我掌心暖了起來。那一刻,我眼淚都快要掉下來了。這一份感動,在我往後的行醫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到家,母親看著花花綠綠的鈔票,滿腹疑惑地問我到底走了什麼好運,會遇上這麼熱心的老師。媽,我確實是走了好運,因為您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啊!

大後天,躊躇滿志的我,背起了老師的祝福,揮別了母親眼角流露的掛慮,就踏上了學醫之路,投進浩瀚的知識大海……

光陰如梭,曾經是莽撞少年,回首已是“半百”年身。當年這一個感人的畫面,一直都掛在我心裡最溫柔的地方。我沒有達文西那般精湛的藝術,可以用色彩將蒙娜麗莎的微笑定格,流傳於世。我惟有以平庸的文字,將母愛和恩師的情緣,鑲嵌成為我記憶中一幅畫,一幅不會褪色的畫。

(原載《星洲日報》副刊,2011年5 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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