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原文：
「迦葉白佛言：『一切無始，佛誰化？誰教？』 佛告迦葉：『無始者，非一切聲聞緣覺思量所知。若有士夫出於世間，智慧多聞如舍利弗，長夜思惟終不能知。佛之無始誰最為先，乃至涅槃、中間，亦不能知。復次，迦葉！如大目連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無始終不能得。如是一切聲聞緣覺、十地菩薩——如彌勒等——悉不能知。如佛元起難可得知，眾生元起亦復如是。』 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無有作者，無有受者。』 佛告迦葉：『因是作者、受者。』」
《大法鼓經》卷上
近來國際局勢動盪，戰事頻仍，各國各執一詞，是非曲直往往莫衷一是，最無辜的，始終是被戰火波及、流離失所的百姓，足見執著的重大影響！求那跋陀羅所譯之《大法鼓經》中記載，佛陀曾在祇洹精舍為大眾宣說「有與非有的法門」。波斯匿王聽聞此深奧教法，深感震撼，於是擊鼓吹螺，恭敬前來聽法。佛陀說：「我要為你們宣講《大法鼓經》。」並囑咐迦葉，請那些暫時無法承受深法的人先行離座。待大眾安定後，佛陀開示如來「常、樂、我、淨」的境界，說明如來真身不入滅、不斷絕，一切眾生同樣具足佛性，而諸般講「空」的經典，多是引導眾生破除執著的方便善巧。
求那跋陀羅（梵語：Guṇabhadra，394-468年），又譯求那跋多羅、求那拔陀羅，意譯為「功德賢」。他出身中天竺婆羅門貴族，自幼聰穎好學，通曉五明之學——天文、算術、醫方、語言與推理，並兼涉咒術與古典傳統。雖然少年時享有優渥地位與聲望，他心中卻始終對世事無常有所疑惑。當他讀到說一切有部的《雜阿毗曇心論》時，深受觸動，猛然體會到「諸行皆苦、諸法無我」的實相，於是立下決心離俗出家，剃度受具足戒，發願以佛法利益眾生。
出家之後，他廣泛研習大小乘經律論，深入閱讀《雜阿含經》、《大品般若經》、《華嚴經》等典籍，逐漸體會諸法性空與真如常住的道理。受菩薩戒之後，他在修行與弘法兩方面並重，悲願愈加深廣。為人端莊和順、謙遜有禮，聲容清淨，心懷慈悲。相傳他以自身行誼勸化父母，最終令雙親放下婆羅門外道而歸依佛法。後世尊稱他為「摩訶衍」（大乘和尚），以彰顯其於大乘教法上的深厚造詣與貢獻。
劉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求那跋陀羅自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啟航東來，歷經海上風浪，最終在廣州登陸。當時中土正值譯經興盛時期，宋文帝劉義隆在建康祇洹寺大開譯場，延請高僧譯經弘法。文帝聞知求那跋陀羅在天竺名望甚高，特遣使者迎請入都。其時慧嚴、慧觀、寶雲等名僧雲集譯場，燈火輝映，香煙裊裊。求那跋陀羅口誦梵文，聲音沉穩清亮，筆受者慧觀下筆如飛，譯出的經文文字簡潔樸實，義理卻深邃周嚴，能在不失梵本精神的前提下，以漢語準確表達玄奧教義。
他一生譯經十三部七十餘卷，今存約八部六十餘卷，其中以《雜阿含經》、《楞伽經》、《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無憂王經》及《大法鼓經》等最為後人稱道。
經中有一段對話特別重要：迦葉尊者請問佛陀：「如果一切眾生與世界都是無始以來就相續存在，那麼佛最初是由誰教化？又是誰來教導眾生？」佛陀回答，所謂「無始」，並非聲聞、緣覺這一類以思辨觀行為主的修行人所能完全理解；即使像舍利弗那樣智慧第一、多聞第一的人，窮盡一生思惟，也無法推知佛究竟從何而起，又是誰在最初教化他；乃至佛入涅槃前的種種因緣，也無法徹底掌握。同樣地，大目犍連即使用大神通追索最初的佛土，也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起點；聲聞、緣覺乃至十地菩薩，如彌勒菩薩等，都難以完全明了這個「無始」的根源。佛陀進一步指出：正如佛的起源難以思量，眾生的起源其實也是如此。
於是迦葉說：「如果是這樣，看起來世間就沒有真正的『造作者』，也沒有真正的『承受者』了。」佛陀回答：「正因為有各種因緣和合，我們才暫時說有『造作者』和『受者』。」 這一層意思，是提醒我們：從究竟真理來看，並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我」在造業受報；但從因果與緣起的層面來說，行為與結果的關係仍然真實不虛，因此不能落入「甚麼都沒有」的斷滅觀，也不能執著一個永恆實在的自我，而應該在中道中理解責任與承擔。
求那跋陀羅在翻譯這部經時，特別以「法鼓」作為形象，比喻佛陀的說法如同敲響大鼓，能震破無明黑闇，喚醒迷惘的眾生。《大法鼓經》後來成為理解《楞伽經》、《勝鬘經》等經中如來藏與佛性思想的重要基礎，也開啟了中國佛教中同時談「如來藏」、「佛性」與「緣起」的討論方向。相傳師常勉勵弟子說：「法鼓一震，萬界皆覺；佛性一明，煩惱自息。」弟子們視之為修行座右銘，長期持誦不輟。
除了《大法鼓經》，求那跋陀羅所譯《楞伽經》強調「一切唯心，萬法唯識」，指出一切境界都是心識的顯現；《勝鬘經》則進一步闡明眾生本具清淨的如來藏，只因煩惱覆蓋而不自覺。他的譯風一向以文字質樸、結構清楚見長，卻能承載深刻的思想內容，既忠實於梵文原意，又兼顧漢語的表達力量。法慈等後學評價他的譯文：「字句雖質，而義理幽深廣大。」這種「樸中見深、簡中含豐」的風格，也成為南朝早期譯經的一種典範。
後來，他應譙王之請，在荊州新寺長期住持弘法，講授《華嚴經》、開示菩薩戒，門下弟子如菩提法勇、慧觀、慧嚴等人相繼開講，影響江南佛教界數十年之久。求那跋陀羅教導弟子以戒、定、慧三學為修行基礎，強調反觀自心、以智慧破除執著，常說：「若想真正看到法界的真相，必須先清理自己內心的塵垢；心若清淨，境界自然明朗。」這樣的觀點，後來為南朝禪宗所承繼，成為「明心見性」思路的重要源頭之一。
劉宋大明七年（463年），南方久旱不雨，朝廷下詔請他修法祈雨。求那跋陀羅登壇誦經作法，不久白雲聚集、甘霖普降，百姓無不感恩欣喜。皇帝對他的敬重更深，稱他為「應感之僧」。歷經三朝諸帝，他一直受到禮遇與信任，不僅在僧團中享有崇高聲望，也被朝廷視為重要的精神依靠。但他個人生活始終簡樸，衣著樸素，行事低調，不改平常修行人的本色。
他初到中土時，曾長期駐錫廣州光孝寺。光孝寺的寺址本是南越王趙建德的故宅，後來成為三國吳時儒士虞翻講學之所，再慢慢演變為寺院。因為寺中種有訶子與蘋婆等樹木，他為寺院取別名為「訶林」，光孝寺自此多了一層歷史意義。這裏後來成為嶺南重要的佛教重鎮，民間甚至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的說法。 在光孝寺，他講解《楞伽經》，聽眾雲集，對南海一帶佛教的興盛起了關鍵作用。
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求那跋陀羅年七十五，示現小病，預先告知弟子自己即將圓寂的時辰。到了那一天，相傳寺中異香彌漫，如花雨紛飛。他端坐入定，神色安然，含笑而逝，容貌如常。弟子們為他建塔供養，香火綿延數百年不絕。後人讚譽他是「開啟南朝譯經新局、溝通中印佛學法脈的重要橋樑」，在佛教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求那跋陀羅將印度佛教的思想火炬帶到中國，透過翻譯經典，讓大乘佛法在異地紮根、生長。他以譯經為舟，承載教法橫渡文化之海；又以慈悲為鼓，敲響「大法鼓」，提醒世人：在動盪不安的世局之中，若能看見因緣相依、眾生同體，便不再只問「誰是誰非」，而更願意減少傷害、止息戰爭，讓眾生少一分苦難、多一分安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