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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說病:專訪中大哲學系陶國璋博士

陶國璋博士引用牟宗三先生的話:「能夠發明麻醉藥的也是個菩薩」。麻醉藥令人類減少肉體上的痛苦,我們難以想像還沒發明麻醉藥之前,人如何承受肉體上的痛苦,想到這點我們只能夠感恩。

陶國璋博士在中文大學任教通識教育二十多年,以「愛情哲學」俘虜了莘莘學子的心靈。他開設的「電影、哲學與人生」一課,試圖透過感性的電影情節,為學生解構高深的哲理以及探討複雜的人生與命運。

他猶如一位魔術師,不論是大師級的電影,或是港產笑片,經過他細膩的解讀,總會成為生趣盎然的哲學教材,觸動學生的內心。他之所以愛上電影是因為病,採訪當天他為我們訴說他自己的病,以及如何從哲學的觀點看待病患。

生命的限制相

八、九歲時,陶國璋因過濾性病毒引發慢性腎炎。陶博士表示:「當時我的心情沒受到影響,可能是兒童對疾病的心理適應力較強吧,加上肉體上沒有強烈的痛苦,患病這件事便很快忘記了。」

病情,雖然沒有直接影響他的心情,但是卻導致他體形比別人瘦弱,間接令他失去自信。病患亦使他休學三年,住院期間,陶國璋只靠閱讀小說打發時間,出院時會到戲院裏看公餘場。閱讀雖然帶給他精神上的滿足,以及思想上的成熟,但是亦造成他與同齡兒童思想上的差距。

單薄、瘦弱、病患種種的原因使他與其他孩子相處的條件被剝奪,遂令他產生自卑感。他坦言:「當時的自我形象極為低落,充滿自卑。」

初嚐哲學禁果

他帶著自卑感,考入中文大學修讀哲學。直到79年大學三年班,腎病復發。「當時醫生告訴我可能要洗腎,不過開始洗腎是在89年。」從知道要洗腎到開始洗腎,這整整的十年,對陶國璋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種狀態影響了他對生死、價值等議題的看法,譬如說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哪些問題值得追尋?

對陶國璋來說,值得追尋的非哲學莫屬,而令他選擇傾注這一生作出奉獻的,便是他的老師牟宗三先生。「除了知識上的影響,在牟先生的身上,我還學懂了如何對待生命、民族、以及眾生的關懷。就以他教授佛學為例,他不會讓我感覺佛教是一種宗教儀式,而是本質上與生命問題相呼應的學問。」

病,這種預設的限制相,令他無法四處旅遊。「這樣也好,可以靜下來讀書。身體狀態許可的話,還可以去聽牟先生講課。」這種情形持續了十八年之久,一直到94年他換腎。「95年牟先生到台灣,因為換腎的緣故,我沒法跟著他過去。」時隔多年,陶博士憶敘這段師生因緣時,仍難掩他那份悲欣交集之情。

所謂「天地之悠悠」,當人面對天地、宇宙,甚至自己生命的老去、以及限制,自然會產生宗教情懷。陶國璋既受佛學所感動,對它產生濃厚的興趣,卻為何未能成為佛教的信仰者?他直言:「我被宗教感動,但不能投入。雖然到後期我有一種宗教情懷,但是自覺不必成為一名教徒。」

「《哲學陌生感》一書可說是我的日記。當然它不是記載個人的事件,而是記載一種處境、心境,所以我在寫的時候,不覺得會獲得別人的呼應,不過出乎意料的這本書得到許多人的回應。這點我感到非常愉快。」

哲學不能超脫生死,卻能安頓生命

哲學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不切實際的學科,有些人認為哲學家使用抽象的概念,建構虛擬的世界,繼而將虛擬的世界當作真實,卻把真實的世界刻劃得如此飄渺,極為怪誕。事實上,哲學雖無法使人超脫生死,但卻能令人安頓生命。

「修讀哲學期間,我忽然想通某些東西。」陶博士補充:「我所使用的,不是哲學家敘述的內容,而是哲學的態度。我覺得哲學思想就好像是一種對話,我們不斷地思考和發問,甚至發問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其目的是甚麼?

「舉個例子,據記載,哲學家柏拉圖的身體非常健康,活到八十多歲。他的理論十分龐大。我想假如一個人長時間受到肉體或情緒上的折磨,他能夠有樣的創作能力嗎?當一個人的身體相當虛弱、痛苦,他還能夠保持慈悲嗎?」

陶博士運用哲學的概念分析,將「生命存在的問題」區分成兩種形態:驚奇式的發問和焦慮式的發問。前者投注於外物,來自心靈對現象界的感觸。本質上,它傾向中性的描述,最終以獲得知識為主。後者則是心靈對內在生命的感觸。根據陶博士的說法,哲學的追尋者應該是尋求兩者的統一。然而,這種區分如何幫助人們解脫病苦?

安頓生命的新智慧

從知識的角度,人會死,根本算不上是一項知識。既然「人會死」不是甚麼新鮮事,為何我們聽到某人死去時,卻總表現得那般錯愕,甚至恐懼呢?因為「死亡像是一種虛無的存在,使『我』消失。」

病患與死亡是一種因果關係,我們於是將死亡的形象和疾病的痛苦連結起來。疾病,除卻肉體上的痛苦,最大的折磨便是絕望與苦痛的孤獨感。陶博士說:「我有五十多年的病歷史,也算是個長期病患者。

「作為一名長期病患者,我對長期病的印象是折磨,消磨意志。心態上容易趨向悲觀、消沉,甚至經常悶悶不樂。」陶博士既然沒尋求宗教上的慰藉,那麼又如何透過哲理來化解這種苦難呢?「思想上或哲理上,我們不妨問人是否受命運撥弄?假如患上不治之病既是事實,那麼我們剩下可以問的,是還有沒有自由的空間?」

陶博士認為可在病的節奏與規律中找到自由,他分析道:「生命有種節奏,包括病痛有它的節奏,一般來說痛覺不會長期地持續。假若我們找到它的規律,在不痛時做點備份,如讀書;同時對生命、世界抱著某種神秘感或賦予某種價值,那麼在經歷所謂生命的苦難時,只要學懂等待,我們便能夠渡過它。」

陶博士稱這種「學習等待的態度」為「備份系統」。「備份系統能夠將人的處境轉化出來,所以我們應該經常啟動它,以便處理情緒、痛苦等問題,保持生命的生趣。」然而,學習心態上的轉化,不意味著我們便能從此變得樂觀與積極。

荒謬的英雄

在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的眼中,薛西弗斯是一位「荒謬英雄」,他被懲罰永無止境地推滾一塊巨石上山,不過由於巨石本身的重量,又復沿著山坡滾下。他的處境之所以成為悲劇,乃是薛西弗斯片刻的清醒,令他經歷了絕望;亦因為那份清醒,他的工作才變成一種懲罰。

苦痛的經歷與這位荒謬英雄甚為相似。「肉體上的痛苦,有時候讓我好幾天都無法做事情。我不是說一定要做事情,而是每天所持續的狀況,讓我產生一種原地踏步,甚至看不到出路的感覺,最終否定自我價值。我想這是慢性病患者普遍的經驗。」陶博士於是訴諸佛理,轉向另一種省思。「人總覺得自己要某些作用,甚至去幫助別人;同時,亦希望在別人那裏得到認同,這就是《金剛經》談的『人相』、『眾生相』。

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創作的神話人物薛西弗斯(網上圖片)。
《思考的盲點》是陶博士在洗腎期間撰寫的。

「經中所指的『我相』,在我來說是自卑、自憐相──為何六、七歲便患上腎病?然而思惟經文義理後,慢慢令我離開這種自憐相。」他接著說:「世界那麼大哪是我一個人能夠改變的?雖然我沒法為你做任何事,但是我並不會因此失去價值,所以我覺得我們毋須在觀念上作『有用』或『沒用』的對比。況且,接受他人的祝福或幫助,又何嘗不是一種功德呢?」

從《壹週刊》到《思考的盲點》

身體積弱,體力不足,陶國障自覺難以應付學問重擔。「最初我不敢想像自己會寫作,尤其看到牟先生、唐先生的著作後,那種壓縮感更加使我覺得寫作是不可能的。」不過正因為荒謬的存在,所以一切都變成可能。

陶博士表示,洗腎有種「節奏」。當血液抽出體外後的半小時,人會非常疲憊。再過半小時,體內毒素減少,人又忽然間精神起來。「那時洗腎病人每次大概十五個,有男有女,每周兩、三次,每次五、六小時。有時會覺得很難過。

「第二年大家習慣買報紙、《壹週刊》等等輕鬆讀物,以便洗腎時能夠消遣。週刊一書幾冊,大家互相傳閱,五、六小時內,我們暈睡幾回,醒來再傳。」陶博士自嘲,「那過程頗為忙碌。」不過某天,他突然覺得,既然讀哲學就不應該那麼無聊,他於是帶著一堆白紙,就這樣左手插著兩支大針的情況下寫成了《思考的盲點》。 病,輕易地被信仰者美化成一種來自上天的禮物、試探、示現。然而,我們與其說大德示疾是為眾生示現生老病死的現象,倒不如說他們這樣做是為眾生示範面對病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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